国际刑法公约中的"保护主权"条款探析

晚近国际刑法公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对于国际法基本原则如“保护主权原则”的重视,这样就确立了各国“依法履行国际义务”的国际法规则,这不仅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国际犯罪,还有助于减少国际争端,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助于推进国际法治。     

浅论国际法治

建立国际法治,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发展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法治应包括国际法律治理、国际法律至上、国际法律面前平等这三个要素。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的国际法体系下建立国际法治仍然存在许多现实障碍。     

全球治理语境下的国际行政法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全球公共问题也日渐凸显,全球治理应运而生。但是全球治理也带来一系列从规则层面到实践的难题。一个层次、主体非常繁杂的多维度国际行政空间已经逐渐成型,作为一个独立法域的国际行政法日趋凸现。历史上中外众多的学者从自己的立场和研究视角来看国际行政法问题,但基本很少认为国际行政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在全球治理的宏观背景下,国际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逐渐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论基础,包括调整对象、主体、法律渊源等。但是还有一系列具体、微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推究。     

知识产权国际法治探析

关于国际法治虽存争议,但仍有探究空间。法治的最终追求是秩序的良好状态,良好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规则可以来自于主权国家立法,亦可形成于国际缔约。知识与信息的全球共享决定了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更具趋同可能性。对现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既需辩证思考,抱持信心并积极为国际法治的实现而努力,又需谨慎而为,防止利益的绝对失衡和相对公平正义的缺失。对于新近出现的知识产权国际强保护实践,则需科学分析、冷静判断、沉着应对。     

全球化、全球治理与国际非政府组织

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促使国际社会出现一体化和碎片化的双重趋势，而全球性问题的普遍出现对由一国政府处理全部公共事务的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全球治理理论即是针对这样的局势，提出的希望通过公私部门的合作，通过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制度性安排愿景。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国际非政府组织近年来在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舞台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非政府组织体现了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多重治理价值，并促进了全球治理的有效性、规范性、广泛性和民主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本文最后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活动进行了简要描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多元政治秩序的国际法治多维困境与框架建构

构建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然而,在国际法治实践中,具体的国家政治意愿制约着国际法的创设,不平等的法律适用规则严重削弱了国际法的实施效力,过于宽泛的国际组织自由裁量权以及薄弱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严重阻碍了国际法治的实现。为此,应当倡导并建立国际规则构建的民主化参与机制,努力通过跨文化沟通就社会规则达成国际共识,并不断设立建设性的国际公约执行机制,通过多样化的司法机构及其机制解决国际争端。     

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

在全球治理的诸多行为体中,国际非政府组织缺乏传统的政治力、经济力和军事力,如何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作用?在全球治理实践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运用一个工具,两种策略发挥作用。一个工具即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全球治理主要是借助信息工具。两种策略即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全球治理主要采用内部人和局外人策略。     

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工具

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虽然缺乏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但是在全球治理的各个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来解读这个“谜”?文章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研究单元,以全球治理理论和信息理论为分析框架,尝试从信息的视角阐释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全新性、可信性和可用性信息为工具,以政策解决方案和专家建议为内容,将技术信息转化为政治话语来影响政治进程和政治结果,并以此参与国际制度安排,致力于缓解现实世界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生态上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从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有效推动全球治理的进展.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治——以形式法治概念为基准的考察

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进程推动了法治从国家统治方式(国内法治)发展成为向全球治理方式(国际法治)。从形式法治概念出发,(国际)法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法律的可预期原则、法律的普遍适用原则和法律纠纷的有效解决原则。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主要差异在于:国际法治是契约型法治、多元分散性法治,国内法治是强制型法治、一元型法治。国际法治区可分为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这两个层次的法治的典型是WTO法治和欧盟法治。     

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评析

在当代中国,在法学研究日渐繁荣的背后,主体迷失的现象也开始凸显。西方人、古代人经常取代当代中国人应当占据的主体地位,充当了法学研究中的主体。法学研究中的主体迷失现象,既根源于西方法学话语的强势地位,也受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要走出主体迷失的泥潭,实现主体的回归,还有赖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学方法。     

论思维创新活动的主体

人类作为思维创新活动的主体,其构成有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群体主体的特殊主体形式即科学家群体主体。不同的思维创新主体,其思维创新活动的特性是不同的。个体主体是思维创新活动主体的最基本层次,其思维创新活动具有个别性、相对独立性、时空局限性、相对随意性等个性特征。群体主体是思维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形式,它具有主体活动的整体性、相关性、互补协调性和功能活动优化性等特征。群体主体的特殊主体形式即科学家群体主体,具有主体素质的高智能性、不同专业和学科的高度综合性、研究手段与研究方法的先进性和综合性、异质活动的高度互补整合性等特征。     

物权法实施与法治政府建设研究评述与拓展

如何将物权法的实施与法治政府建设统一起来,无疑是我国法律学人尤其是民法与行政法学者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当下,结合二者进行的研究尚显薄弱,研究视野多限于本学科之内.因而,在研究思路上需公私法融通;在研究内容方面,除需厘清物权法与行政法的关系、物权法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物权法对依法行政的要求外,还应探讨物权法的实施与政府对公物的管理及利用、政府对私人物权的保护及规制以及司法救济机制等的关系;并须拓展研究一些特殊疑难问题,如人防工程的管理与利用、扣押物品或罚没物品的管理与处置、公众使用物有偿冠名的规制等.     

也谈法治的核心问题

我国法治的核心是司法法治化 ,在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司法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必须正确认识和分析影响我国司法法治化的相关因素 ,建立健全相应的司法法治化机制 ,改革现行司法制度 ,实现司法独立 ,维护司法公正 ,全面推进司法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天津建设中公民法治观念的培养

本文结合建设法治天津的历史任务,提出了天津公民法治观念培养问题。在结合天津实际,分析法治天津公民法治观念的历史基础、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的基础上,提出公民法治观念的内容和培育路径。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源于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摄取于全球法治文明优秀成果。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等方面,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     

我们可以期待怎样的国际法治?

构建国际法治的现实基础是一个以主权国家为成员的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国际法治只能是国际法之治。国际法治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建设一个更有秩序、更有效率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社会。鉴于缺少中央权威的立法将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秩序、效率和公平的内涵也都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国际法治的构建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习近平法治思想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科学、思想深刻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阐明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局面,是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指引,是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上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法治总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密相连,它不能脱离社会生活条件而抽象存在.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去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国的法治建设是建立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我国的法治建设遵循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反映的客观规律;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的、自觉的、系统化的思想现念体系,是对当前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反映.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我国的法治建设二者有没有关系呢？如果有,那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试图通过论证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理性审视

法治作为人类向往并追求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理想状态,存在着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理性精神.这种共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搞清的首要问题.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在法治的理念和制度上又必然各具个性.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以史为鉴,既要防止法治浪漫主义,又要摈弃法治虚无主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