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到熊彼特的“趋同论”;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西方学者先后掀起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究其缘由,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学者倡导的“普世价值”削弱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则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兴起的导火线.     

马克思之前的“意识形态论”寻踪

本文主要探寻马克思之前欧洲哲学史上“意识形态论”的踪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法国人特拉西是“意识形态论”的创始人,而黑格尔则是特拉西导向马克思的中介。特拉西“意识形态论”强调将观念、思想还原于感觉、经验,其出现是以康德哲学为大背景而以孔狄亚克哲学为本土资源的。马克思早期和成熟期著作都多次谈到过特拉西及其理论。     

“作者论”旅行、“主体性”变迁与电影工业美学生成

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主体或主体性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表现为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等问题的探究。在电影理论界,电影“作者论”理论最早源于法国。从法国“作者论”,到美国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再到中国的“体制内作者”理论,经历了一场电影“作者论”的全球“理论旅行”。“体制内作者”已经成为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电影美学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旅行”隐含了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崛起,电影观念变革,文化的产业化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体制内作者”观念在新力量导演中的形成并普遍践行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新力量导演的崛起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型,也标志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生成的重要一步。     

意识形态“灌输论”与“生成论”的协同性——兼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制度化建构

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经历了从否定性到阶级性的转换。在意识形态概念性质演变的基础上,列宁和葛兰西分别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提出了两种视角不同的路径,即意识形态的“灌输论”和意识形态的“生成论”。两种路径的提出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的制度化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撑: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好“灌输论”和“生成论”的协同效应,提升意识形态宣传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和教育人民。同时,积极培养党的有机知识分子,构建无产阶级为主导的联盟,不断扩大社会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性。     

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建构与当代启示

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蕴含了本质论、功能论、灌输论和建设论的四重逻辑。本质论方面,列宁从否定性、描述性和肯定性三个方面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意义转换,建构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功能论方面,列宁强调意识形态具有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助推社会主义革命和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功能。灌输论方面,列宁阐述了意识形态灌输的必要性、主客体、内容与原则等要素。建设论方面,列宁认为要从领导核心、宣传阵地和教育引导等方面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从上述四个方面探赜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逻辑建构,可以为新时代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重要的经验启示。     

意识形态不等同于观念上层建筑——“审美意识形态论”哲学根基分析

“审美意识形态论”受哲学误区影响,错误地将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层建筑相等同。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基础——设施上层建筑——观念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方面的序列,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性质方面的序列,两者不可相混。意识形态是对特定社会性质的反映,不是对社会意识形式的分类。哲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式都归属于观念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身不是意识形态。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研究

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是西方20世纪修辞观念的重要线索。修辞的审美过程，以“陌生化”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感官，从形式上为新观念开辟道路；意识形态过程则表现为话语权力的争夺，是以“新的”认知观念取代“旧的”认知观念。尼采以来的思想家们通过揭示话语修辞中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过程而肯定世界的生成性和流动性，即强调我们在话语生成的游戏中不断地破坏与不断地建设属于自己的世界，在永恒轮回中走向彻底的“无”，这种“无”又反过来使有限的生命本身得到照亮。通过对宇宙论的“无”的强调以保障生存论的“有”、通过对固化观念的批判回到原初的真理，从而使生命保持新鲜的审美冲动，这是20世纪西方修辞观念在当下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国际领域的新拓展

西方社会抛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政治归结为经济论”、“文化无国界论”、“趋同论”等等理论的目的就是要“和平演变”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线是分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面向世界,推进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进程,为我国民族、文化面向世界的发展提供保证和动力,也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贡献。本文在分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国际范围内面临的严峻挑战,并阐释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国际领域拓展的现实诉求,最后提出了拓展的路径和方式。     

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论的当代适用性

在俄国革命中,经济派主张工人运动“自发论”的错误思想盛行,这对激发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极为不利。针对这个挑战,列宁高度重视理论斗争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提出把科学理论从外界“灌输”给工人群众,以抵御思想侵蚀、凝聚革命力量。研究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论的科学内涵和历史意义,明确其时代价值,寻找出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论与当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契合点,是正确发挥其优势作用的前提和基础。21世纪以来,“两制并存”背景下中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激烈。无产阶级政党充分发挥列宁灌输论的优势作用,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辐射力、影响力和感召力,已经成为列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论当代适用性的具体表现。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衍变、实质与悖谬

“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论调,其终结直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及其变种极具迷惑性,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为此,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及其悖谬。“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     

论社会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研究

社会学对意识形态的研究有其特殊的学科旨趣。传统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建立在“真—假”二元对立之上的,而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倾向于超越这一二元对立;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具有浓厚的政治学色彩,而社会学的意识形态研究更多地转向有别于政治的文化领域与日常生活领域。另外,社会学还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以及总体性意识形态等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在意识形态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特征和共性是与社会学的学科范式相关联的。     

审美视域中的意识形态

本文针对我国文艺理论界流行的“审美意识形态”概念的缺陷,提出“审美视域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从意识形态的语言符号性这一逻辑起点入手,从逻辑关系、功能和存在方式三方面梳理意识形态和“审美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的相关性。认为这种理解是准确把握文艺理论与美学中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理解意识形态的符号形式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考察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矛盾与必要性,并运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法,系统地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进行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三个阶段,它们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通过这一历史考察来揭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特点与意识形态转型的基本趋势。     

意识形态论域中的若干理论误区透视

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阐释的多语境化使其被赋予了不同含义,当今欧美国家一些理论家所宣扬的“全球化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必然是虚假意识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论断,在我国一些学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要富有成效地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必须澄清人们思想中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误区。     

流动的文学性

本文追溯了西方近、现代文论中文学性的流变,梳理了从泛文学到现代“文学”观念确立的内在理路,并对文学性的两个维度——语言、形式、结构和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进行考察。文学性从形式结构到历史语境的转换,从审美自律到意识形态幻象的变迁,范式的衍化与语境的变迁形成文学性的历史振幅。这启示我们必须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文学性进行意识形态的深描测绘。     

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考察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意识形态家及其理论的虚幻性和颠倒性进行批判,指出意识形态家倒置一切的原因有二:其一,意识形态家的思维方式是唯心主义的观念论,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被颠倒。其二,意识形态家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家所造就的意识形态幻象只有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才能被认识,只有在消灭分工的社会革命下才能消除。     

文学“艺象形态”性的起源学考察

针对占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所提出的“艺象形态”论,可以通过儿童心理研究、神话研究、民俗学研究、原始部落文化研究与原始艺术考古研究,从起源学的角度得出艺术思维是一种象性思维的结论,这说明,将文学定位于“艺象形态”具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     

意识形态的多语境阐释——兼析"虚假意识"问题

如果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难以回避意识形态这一重要维度,意识形态的组成是复杂多样的,有属于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也有属于感性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如果把多种意识形态仅仅归结为诸种思想观念的一个综合概念,则必然阉割了多种意识形态的具体性和丰富性。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阐释的多语境化使其被赋予了不同含义,当今欧美国家一些理论家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必然是虚假意识”、“全球化意识形态论”或“意识形态知识化论”,对中国一些学者产生了影响,如果极少鉴别地搬用他们的各种理论,或是在文学理论中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理论,则有可能把意识形态仅仅视为一个批判性概念、功能性概念,进而虚化各种意识形态。     

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源头略说——以李大钊1919年后一些文本为考察对象

最早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译介到中国的是陈溥贤和李大钊。由于他们都以日本学者河上肇所译用的“意识形态”一词作为依据,所以,事实上都是以“意识形态”一词来指称今天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同样,如今通常认为与“意识形态”意义大致相当的另一个术语“观念（的）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那里,却是被当作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概念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换言之,在“五四”以后一段时期,“意识形态”一词所指的是“社会意识形式”,而“观念（的）形态”一词往往指的是“上层建筑”。这是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的最初源头。     

论马克思和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评

意识形态概念素有观念论/物质论、中性观/贬义观的纷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将意识形态视为颠倒物质和精神关系的唯心思想以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虚假普世性理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拜物教批判展露了意识形态物质论。商品拜物教的要点并非劳动产品在交换中转化为商品,而是商品在交换中转化为资本,这尤其体现在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上,那是社会生产关系和剥削原理的物化或商品化体现,意识形态因而近似经济基础所表现出的一种物质化、日常化的无意识语言;齐泽克结合拉康的无意识-语言理论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物质论,认为意识形态早已实现非意识形态化,它是前物质/观念的社会符号结构,是现实的"心脏",也是语言虚构的最高体现,这可称为意识形态超物质/观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