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 逻辑起点、理论机理与实践路径

[提要]文化治理是民族地区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为乡村文化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但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基础薄弱,故需走一条外源性发展向内源式发展转变的道路。在文化治理实践中,这一道路体现为文化代理向文化自理的阶段性转变,通过重塑乡村文化的价值、塑造多元性治理主体、丰富文化治理内容、保障文化治理的可持续性等实践路径能够实现民族地区的有效文化治理,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原则论析

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既是实现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还是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手段。因此，居于文化治理核心位置的制度构建，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中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尤为显著。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演进与文化传承的独特性，生成了富含区域特点与族群底色的集体记忆，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域的乡村文化治理在总体原则上呈现出了二重性：既要遵循国家文化治理的战略设计与制度安排，尊重普遍性，又要立足地域特点与地方实际，侧重特殊性。文章以青海为考察中心，细致审视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制度构建的基本原则，旨在从系统性分析制度整体、从地域性思考制度特色、从人民性考量制度价值，从而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区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乡村治理的自主性困境及其化解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乡村地区必要的治理力量、治理资源和治理权限,是实现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并推动乡村治理从维持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内在要求。2006年农村税费改革完成以来,国家给到乡村地区输入的治理资源和嵌入的治理力量日渐增多,乡村治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是,由于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乡村治理资源的使用、治理格局的主导和治理权限的获取等方面面临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困境,使得乡村治理的绩效并未随着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投入的不断增加而出现明显改善。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对乡村治理资源拥有一定限度的自主配置权,构建以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代表为主、外部嵌入式治理力量为辅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必要的自主行为空间,激活乡村治理内生秩序等是化解乡村治理自主性困境、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改善乡村治理绩效的基本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研究热点、前沿趋势与未来展望——基于CSSCI文献计量的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是一项关乎民族地区和谐与稳定、繁荣与发展的系统性工作。为从整体上把握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通过以2001—2022年(截至2022年8月15日)中国知网(CNKI)“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相关内容为检索对象，获取CSSCI来源期刊文献(含扩展版)的245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可视化分析发现，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现有研究仍存在着研究对象片面、研究内容空泛、研究方法局限等不足。展望未来，学界应当进一步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促进该领域研究对象的全面化、研究内容的多元化、研究方法的多样化。     

新时代推进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创新路径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和关键环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所具有的社会属性、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生态属性决定了其能够在乡村振兴伟大工程中发挥效能、施展作为。以此为理论依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多维价值主要体现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产业效益、人力资本效益、文化效益、生态效益和治理效益有助于推动民族地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在具体实践中,应在做好相关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聚焦现实推广过程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乡村产业发展、社会治理和文化繁荣的有机结合为工作切口,依托高校智库作用的发挥和在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凝心聚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赋能乡村振兴工作落地见效,为民族地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强大语言之力。     

项目进村背景下民族地区乡村善治的实现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再分配的视角

项目进村是推动民族地区持续稳定发展的有效推手,也是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和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学界关于项目进村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大多关注项目“从公到私”的利益分配格局,而忽视实践操作中利益分配“由私到公”的乡村价值再造过程。项目进村以来,民族地区项目利益分配逐渐私人化,为遏止利益分配失序和失衡,村庄权威精英通过与村干部博弈,而创新利益再分配规则,“逆向治理”模式应运而生。逆向治理以“双层利益再分配结构”为内在逻辑,依赖利益再分配机制,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协调作用,最终促进民族地区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从而推动乡村善治的形成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渝东南民族文化产业开发与重庆城乡统筹发展互动研究

城乡统筹不是用城市治理方式治理乡村,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农村有造血功能。贫困农村地区要依靠自身优势资源造血。民族地区来最好的资源是民族文化资源。充分运用经济规律和政策优势,以民族文化树立品牌,以文化品牌建立文化产业,以文化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以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统筹,这是渝东南地区城乡统筹发展有效的途径和崭新的尝试。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实践、 内在机理与优化方向

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基于系统化的国家治理视角,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三方面,对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国家治理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新时代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呈现聚焦脱贫攻坚、支援重心转向社会民生领域、运行机制不断完善等特征,并从目标指引、价值导向和组织保障三个维度服务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从创新支援形式、完善考评体系、推进制度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提质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政策建议。     

民族杂居地区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逻辑——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分析

民族杂居地区社会治理兼具乡村治理和民族事务治理的双重属性。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和社会治理需要将村民组织起来再造乡村集体,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以青海民和杏儿藏族乡为例,从文化资本视域展示一个藏土汉三种语言交汇、藏汉信仰交融、半游牧与农业等多元文化共存、多民族共居的民族杂居社区是如何通过深度挖掘、整理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并进行有效融合建构出一个乡村文化振兴与社会治理的耦合文化单元的内在逻辑。针对当地村民社会治理参与度低、地方政府对优秀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缺乏深刻认识等问题,提出将文化资本有效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爱国卫生运动与国家治理效能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不仅有效解决了当时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危机,还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国家治理初期探索的重要部分,这一探索在日后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奠定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基础。爱国卫生运动的成功之处,从短时期看,总体性动员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实现了快速应对的最优化,依靠党的组织系统,以情感性动员强化国民的共同体意识,树立国家的权威地位;从长时期看,爱国卫生运动成果的制度化促进了“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爱国卫生运动唤醒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意识,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国家逐步在民族地区建立现代科层制管理机构,进而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全局战略意义。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全部完成,"三农"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得到充分的重视,相较而言,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无论是重视程度和投入整治力度都显得较为薄弱,个别农村地区问题比较突出。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科学的治理方法,开展系统治理工程。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态环境治理应构建系统型治理体系,采用多元共治,其中,法律基础治理手段,应健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和执法体系,强调公众参与。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乡村治理：必要性、问题及实践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道。乡村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但长期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存在治理主体认知和能力不足,治理制度作用发挥不足,人才、资金、资源要素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实践可施行双主体合作共治,提高村民、村干部素质和现代化治理能力;建立“三治”融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消除城乡差距,吸引人才、资源、资金“逆流”乡村,以此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催生了乡村振兴前所未有的期待。乡村振兴,必然要面临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营造文明的乡风家风问题。而乡村的稳定、有序与和谐,不仅需要依托发展来推进,也需要依靠乡村治理来实现。乡村治理通过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服务发展、凝聚人心,进而推动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而有效的乡村治理又必须依靠特定的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些规范得以运作的公共权力主体来实现,然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社会规范正处于模糊、混乱或者说断裂的状态,而且治理人才也在不断流失,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健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选准配强"第一书记",提高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整合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     

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土空间规划应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湖南民族地区发展滞后、提高其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保护水平的关键举措。结合湖南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情况,分析了湖南民族地区的人口分布、自然地理、经济发展和民俗文化等特征,提出了基于“两山”理念的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即：加强空间联动,优化民族地区空间布局;创新扶贫方式,构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大民族地区生态补偿力度。同时,提出了湖南民族地区国土空间规划路径：加强“三生空间”管控,转变依靠资源型致富的传统思维;创新生态治理方式,构建产业体系;注重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有效提升空间治理水平。     

多学科视野中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究--广西社会学学会2014年学术年会暨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研讨会综述

为了总结和探讨现阶段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问题和对策,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广西社会学学会主办了2014年学术年会,会议的主题是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与会代表主要分析了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难点、热点和存在的问题,从多学科交叉的角度提出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成功案例和丰富对策。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大别山欠发达地区“美好型”乡村治理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显著.以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一些问题和应对策略.一方面,大别山欠发达地区自然资源较为丰富,但由于自然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发展层次低等缘由,当地百姓从乡村建设中受益有限,村民的生活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乡村社会的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管理效果欠佳,使得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目前尚处于无序、低效阶段,因此,迫切需要探索切实的治理对象,制定明确有效的治理对策,实现大别山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效益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