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促进居民身心健康吗?——一个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文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互联网使用频率对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作用及机制。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频率可以直接促进居民身体、心理健康,也可以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推动身心健康水平的提高,此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年龄阶段、户籍差异;互联网使用频率对男性、中青年居民身体健康的正向影响明显强于对女性、老年居民的影响;互联网使用频率对青年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仅在女性、中青年及农业户口居民中显著。因此,应审思互联网的正反双重功能,实现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居民身心健康。     

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研究——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基于CGSS2005数据,建立多层次模型对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经济收入、住房产权、人际交往、贫富分化、民主参与、政府服务、社会保障、矛盾纠纷等对居民幸福感水平有显著的影响,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必须从上述各方面入手。     

收入、收入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实证研究——来自江苏的证据

通过对来自江苏的1532个样本逻辑回归发现,绝对收入水平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水平、收入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收入满意度则受绝对收入水平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一方面仍要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同时更应通过收入分配政策,促进收入公平分配,提高居民的收入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     

自动寻迹车机构设计及运动仿真分析

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是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时代的进步,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经济繁荣发展的最终目标。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主要考察了五个方面的综合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结果显示:五个核心变量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按其影响程度及大小的顺序排序为:健康因素、社会因素、经济水平、家庭因素和工作因素。其中,健康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最大。     

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种预测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通过对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文献综述研究,综合考量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特征,主要是收入因素、宏观社会经济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建立了多种模型,通过对全部数据、训练集、测试集等模型比较验证,并利用评价指标综合考虑,得出随机森林在分类模型中对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预测较为合理且准确.根据模型结果,文章从收入因素、收入差距、社会环境等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语言让生活更美好：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评价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的重要标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和2015年的数据,考察普通话能力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指标以及经济、社会等因素之后,普通话能力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替换变量法以及基于条件混合过程(CMP)模型的工具变量回归表明,普通话能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是稳健的。女性、南方居民、城市居民、非农业人口的普通话能力对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逐步检验法和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在普通话能力与幸福感关系上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可见,语言能力具有幸福效应。国家应该继续加强普通话的推广,为民众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服务于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住房与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定序Logit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住房产权、住房面积、住房分配、住房环境和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面积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家庭住房面积越大,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与没有产权房的人相比,拥有产权房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住空间分配越不公平,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居住环境越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因此,为了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增加人民福祉,需要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努力增加住房供应,保障人民基本住房需求;公平分配居住空间,维护社会和谐;合理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居住环境舒适度。     

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有序Logistic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

本文利用2013年CGSS调查数据,在对主观幸福感及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探索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和多层累积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GINI系数、熵指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和变异系数与主观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且这种关系是稳健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呈现先增长后下降趋势.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性别、政治面貌、健康、婚姻、住房、社会公平和社会信任等变量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增长、财政公共支出、城镇化率也能显著影响主观幸福感,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的分组群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经济先发地区居民幸福感追踪调查——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采用追踪研究法,基于4个时点、8669个样本,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进行纵贯研究。结果显示:居民总体幸福感水平稳定在3.2分左右(5分满分)。排除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居民自身的先赋因素(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地)和获致因素(婚姻、学历、职业、收入)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

为了综合考察城市经济和家庭经济对城市居民综合幸福感的复杂关系,调查了3192名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城市居民,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随家庭经济收入增长而提高,随城市经济增长而下降;家庭经济收入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都显著正相关,而城市人均GDP与三类幸福感和综合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家庭经济收入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综合幸福感,但地区经济在家庭经济和综合幸福感之间起重要调节作用,即家庭经济对综合幸福感的解释率随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降低。基于此,政府应致力于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逐步平衡地区和家庭之间收入差距,这将对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城市创新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视角

中国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并使发展成果由全社会共享,旨在让全体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和更高幸福感,以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背景下,通过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库,研究城市创新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一是城市创新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在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二是城市创新发展通过创造更多就业、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了全体居民幸福感;三是在城市创新发展过程中,城镇居民、高学历的居民、身体健康的居民以及位于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居民获得了相对更高的幸福感;四是居民幸福感主要来源于城市创新发展的“质量作用”,即城市创新发展质量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基于主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一是政府应着重提高城市创新发展质量,以满足居民需求为导向实现创新发展;二是城市创新发展进程应关注不同类型居民的福利水平变化;三是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强化国家创新型城市成果的监管机制;四是政府应通过创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幸福感。由此,联结起了城市创新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纽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文通过对沈阳市622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沈阳市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体验在心理健康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水平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社会信心体验、成长发展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家庭氛围体验上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沈阳市居民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不同。具体表现为,男性的心理健康体验与人际适应体验高于女性;青年与老年人有着更高的心理健康体验与心态平衡体验,中青年人的成长体验水平更高,老年人则具有较高的知足充裕体验;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相比,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体验。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 创业与居民幸福感实证研究

进入“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问题逐步凸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号召的提出,为进一步缓解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因应之道。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验证了创业与居民幸福感的相关性,并进一步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创业与居民的幸福感正相关;居民幸福感可随着创业参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持平或盈利的创业项目可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盈利水平与居民幸福感提升水平正相关。因此,应抓住“双创”的机遇,合理利用各项优惠政策和措施,同时提升人力资本,强化创业培训,提高创业成功的概率,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

利用陕西省318位新生代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指标体系并测算其幸福感的基础上,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幸福感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基于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异质性视角,重点考察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表明,第一,工作职位晋升满意度、职业病发生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作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较高的社会信任感知、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认同度较高的社会观点和看法感知与较高的社会阶层认同感知可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子女数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越高,结伴外出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更高,而年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各因素对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对汶川地震灾区重建政策满意的影响机制

灾区居民的长期生活质量监测是评价灾区重建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对灾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文章以“社会交换”和“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等理论为基础,从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视角出发,探讨了其对灾区重建政策满意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基于汶川县和北川县五个城镇389位居民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对理论研究假设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各维度均对重建政策满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幸福感在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各维度与重建政策满意的作用关系中均起着中介作用;重建方式只在工作收入、娱乐消费和家庭生活3个居民生活质量感知维度上与幸福感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的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关注居民生活质量发展利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总体评价、不同群体的幸福感差异以及各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况。并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究福州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结果表明:个体特异性因素、就业发展因子、家庭文体因子、公共服务因子、居住环境因子、生存环境因子和社会环境因子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居民的幸福而不是收入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需要深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幸福。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基线数据,可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水平的改善、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开展均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及是否处于空巢状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为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在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救助政策制定中,不仅要考虑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要关注其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率;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