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

俄乌冲突爆发后,开拓“全球南方”新议程成为印度外交的新抓手。莫迪政府之所以会“重新找回全球南方”,不是要回到“动员南方对抗西方”的旧模式,而是为了服务其大国战略转型。在历史化的“全球南方”中,印度作为地缘中心、文明中心的历史地位不仅形塑了其“全球南方”身份,也建构了印度独立以来的不结盟外交传统。但莫迪上台后打破这一传统外交框架,将“领导型大国”“西南大国”和“全球南方领导者”打造为新的身份叙事,加速推进印度大国战略。“全球南方”的作用因此被重新定位。政策取向上,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主要表现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强化以印度教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外交,倡导改革多边主义,以及联合西方对华进行“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地位竞争。尽管现有的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印度,但莫迪政府过分追求大国地位而虚化“全球南方”身份,将“全球南方”工具化,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短期收益和地缘政治博弈,势必会受到多方制约。当前,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     

俄乌冲突在东亚地区外溢效应论析

俄乌冲突的关键症结在于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长期积淀的对抗性矛盾,以及俄乌关系的极度恶化。由于乌克兰地处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与战略安全对垒的敏感地带,因此俄罗斯以“倾国之力”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随着冲突外溢效应的波及,美国和西方合力将北约东扩的战略逻辑与欧洲安全困境扩展到亚太地区,居于亚太中枢的东北亚地区日趋成为新的全球焦点。北约“全球化”的进程已悄然启动,其染指亚太、攫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企图与“四国机制”的目标指向相辅相成,这对亚太地区既有的合作框架以及和平稳定的环境构成挑战。促成俄乌和谈与和解是避免冲突升级与恢复地区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国际社会应继续为俄乌和谈创造条件和环境。中国应冷静应对并妥善安排中俄与中乌这两组关系,提供积极有效的外交斡旋,充分体现大国的和平维护者与建设者角色。     

大国竞争与日本经济安全战略构建

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违背经济规律，侧重安全和政治逻辑，加速构建经济安全战略，其目标是在“战略自主”下摸索新的经济安全道路，追求实现日本经济的自律性、不可或缺性和主导性。对内，日本积极完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管理，提升安全能力和强化战略支撑。对外，日本以“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为指导，在关键领域实施对华“脱钩断链”和“友岸外包”政策；以日美合作为中心，追求对接美欧经济体制和市场规则，深度融入欧美经济圈，并战略性扩展与志同道合的国家进行经济安全合作，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安全秩序。日本经济安全战略存在明显缺陷，内含的强烈地缘政治竞争和安全战略博弈意图也会导致大国竞争在区域层面更为激烈，给地区发展、安全以及中日关系造成更复杂和严峻的挑战。     

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印度和巴西这三个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的未来密切相关,学者只有对这三个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全球治理能力和崛起战略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方能把握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首先,在全球治理的大多数议题领域中,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偏好与传统强国近似;其次,虽然新兴国家拥有潜在的全球治理能力,但由于受到国内政治或国际因素的制约,其能力无法充分发挥;再次,新兴国家通过建立“南南合作”和区域性合作联盟的崛起战略,能够增强其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谈判能力;最后,虽然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现状发起的挑战不具有革命性,但这些国家与传统强国间常发生能够破坏全球治理的冲突.因此,全球治理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维持新兴大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另一方面则是推动新兴大国和传统强国进行深层次的国际合作.     

日本对中亚外交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分析

从战略上讲,日本对中亚的外交演变经历了以经济援助为主到目前政治对话为重心的过渡,经济援助政策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基本上已经从属于其整体的地区外交战略,其目的已经超出了“能源外交”和“贸易外交”等经济利益的范畴,寻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和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安全等国家战略利益日趋居于主导地位。     

在碳时代中崛起:新兴大国赶超的可持续动力探析

在“碳时代”中崛起是新兴大国赶超过程的大背景,如何增强崛起动力的可持续性,是新兴大国赶超发展过程中亟待思考的战略问题.全球气候变迁问题推动并形成了以“碳实力”为核心竞争力的国际格局,使得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博弈,日益集中在如何建立“碳责任”与“碳实力”之间的平衡上.“碳时代”仍然是实力政治,但实现崛起过程的绿色化,有助于新兴大国的崛起方式更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获得应有的发展权.“创新型增长”战略有助于实现产业低碳化,增强新兴大国的碳实力,对外大力发展“碳外交”,减少阻碍赶超进程的国际不利因素.     

地缘政治风险及其对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影响

当前,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风险频发的动荡时期。地缘政治风险通常与相关国家、地区甚至全球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密切相关,地缘政治变局因此备受各界广泛关注。随着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的国际形势和风险日趋复杂多变,地缘政治风险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利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国际体系中,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分析方法,能够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中的政治经济互动进行深入探究,而结构性权力格局的不平衡加剧了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力。从结构性权力及其形成地缘政治风险机制的角度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深受大国权力博弈的影响,同时与中国的海外战略布局紧密相关,并且越来越受到多方行为规则的限制。对此,中国应当继续强化在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维度的海外利益保护的战略布局。     

亚太形势新变化与中国对策

今年以来,亚太形势继续经历深刻而复杂的演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大国博弈日益复杂;部分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上升,选举政治因素凸显;领土争议和海洋权益纠纷激化,影响到双边关系和地区稳定;区域合作多层并进的态势继续发展,各种机制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所面临的周边形势总体趋于紧张,同相关国家双边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上升,区域架构的前景呈现更多不确定,中国外交面临较大挑战.尽管如此,这些变化尚处于亚太格局演变的初始阶段,并未根本改变地区格局和秩序,也未撼动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主题,延长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可能性仍充分存在.因此,中国应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继续推进“和谐亚太”及“和谐周边”的既定外交政策,不为挑战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同时因应时势在某些方面做出适当政策调整,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化解风险,扭转被动,塑造于己有利的亚太秩序和周边环境.     

俄乌冲突视域下日本对俄政策的基本框架与效果评价

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岸田政府紧随欧美国家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日本对俄政策的调整既体现了岸田政府极力展示自己执政特色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日本欲渲染俄乌冲突对国际社会的恶劣影响以迈向“正常国家化”的战略需要。同时,俄乌冲突为日本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提供了契机。岸田政府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增强对俄威慑力,以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为重点构建反俄同盟,同时通过拓展经济领域合作降低能源方面的对俄依存度。但这些举措无法助力日本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严重影响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而且突破“专守防卫”政策、谋求军事力量的提升等行为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制造地缘政治对立,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官方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理念,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内涵有着丰富的时代意义。本文将着眼于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从如何走出历史上大国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历史魔咒出发,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前景进行再思考。     

英国“印太政策”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诉求

印太地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作为曾经的域外霸权国,英国的"印太政策"体现出内在的承继性与代表性。通过梳理和考察英国对外政策的历史演变,发现英国尽管在整体上从属和联动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但其"印太政策"具有自身的路径依赖与政策目标。具体而言,英国依托帝国历史遗产,通过提升与局势稳定英联邦成员的合作水平,同时加大对欠发达英联邦成员的援助力度,强化与印太地区英联邦国家的历史纽带。与此同时,英国持续强化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发挥印度洋领地的战略支点作用,加强与南太岛国互动,以提升在印太地区海洋安全事务中的话语权。此外,英国还通过加强与域内大国的良性互动并借助地区多边机制,参与大国地缘角逐与战略博弈,以维持在世界关键区域的国际影响力。     

日本新《海洋基本计划》解析：特点、动因与影响

日本长期以“海洋国家”自居,海洋战略不仅在其国家战略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关乎中日双边关系及地区和平与稳定。2023年4月28日,日本出台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用以指导今后五年具体海洋政策。作为岸田文雄上台执政,并对日本安保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后的首份《海洋基本计划》,其相较于第三份《海洋基本计划》呈现出“泛安全化”趋势空前加剧、将海洋“威胁”主要来源从朝鲜调整为中国与俄罗斯、提出“构建可持续海洋”基本方针三大特点。造成此种变化主要原因包括：日本战略文化中危机意识、扩张主义及尚武等因素的长期浸润;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向以“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为核心诉求的“全面大国”转型加速期;日本外部环境发生以进入所谓“新时代”为代表的显著变化;岸田政权因经济低迷、少子老龄化、系列政治丑闻等问题遭遇执政危机。日本未来以第四份《海洋基本计划》为蓝本的海洋政策调整,或将对中日关系、地区安全形势乃至全球“高边疆”领域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值得予以高度警惕。     

“万历援朝”的东亚国际关系透视

本文认为对“万历援朝”战争的考察、梳理,可以为进一步探究东亚朝贡体系提供微观意义上的理解素材与分析框架. “万历援朝”战争在国际关系意义上是明王朝为维护其治下东亚封贡体系政治秩序而进行的一次战争,这里既有中朝两国对集体安全原则的政治实践,同样,交战双方战略行为的政治动因、东亚封贡体系的制度及价值内涵也反映在战时外交、地缘政治和文化认同等一系列国际关系概念中.因此,国际关系理解途径能够完成对历史研究的学术补充,此次战争所蕴含的东亚封贡体系内在机理(如等级制、礼制、文德)与大国权力博弈要素亦能在这样的视野下完成统一.     

崛起国缘何陷入战略迷思——基于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的实证研究

在实力和地位上升加剧大国竞争烈度的背景下,崛起国如何有效管控大国竞争,避免陷入战略迷思,最大限度延展战略空间和降低崛起风险,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本文从决策精英和社会双向认知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建构了一个抽象的理论解释机制。国家崛起从根本上破坏了战略决策的内外部环境,精英和社会基于国内政治博弈的双向互动,使彼此的社会心理焦虑融合并扩散蔓延,加之战略文化因素对决策精英认知的影响,导致决策精英陷入某种战略迷思,塑造了非理性的战略决策结果。其中,体系压力与社会心理焦虑是自变量,中间变量是国内政治博弈,战略文化是结构性常量。通过对一战前德国决策精英"海权迷思"对其战略决策的影响进行过程追踪,理论机制的有效性得以实证检验。     

欧盟气候外交的地缘政治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作为国际气候治理的重要主体,欧盟气候外交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欧盟气候外交也出现了地缘政治转向。其气候变化的“全球公利”治理视角有所削弱,更强调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竞争性,并将欧盟气候变化的相关举措视为提升大国竞争中实力与影响力的工具。此外,俄乌冲突的爆发也将进一步加大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考虑到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合作、世界经贸体系及全球秩序维护上的重要作用,欧盟气候外交的调整与变化将产生较大外溢效应,为全球气候合作带来挑战,也将为中欧气候合作制造复杂性。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因应与调适: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化

2022年12月16日,日本岸田文雄内阁审议通过了包括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和防卫战略进行了大幅调整。对日本这一举措的理解和评估需要将之放在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演变的整体脉络中,综合考察不同时期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大国关系的变化、日本决策者对这些变化的认知和解读,以及战后日本国内政治如“保革之争”、宪法“第九条”等对安全保障政策所构成的限制等因素,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情况进行系统分析。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因应情况,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45—1972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发端、1972—1990年作为“经济大国”的战略摸索、1990—2009年冷战后的战略调整以及2009—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其总体发展方向是从“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向“普通大国”“军事化”和更加积极主动的自主安全保障战略迈进。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期间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发生转换的关键时期。     

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动向、背景与影响

日本聚焦于应对所谓中国海洋军事威胁,通过构建西南海域一线军事部署体系、强化“美日同盟+”集团战略后盾、推动防卫政策转变与防卫力量建设跟进以及自卫队与海上保安厅一体化建设,推进更具实战化、集团化、系统化的亚太海洋军事部署。这一动向是基于大国博弈环境下,以美日同盟战略的回归、俄乌军事冲突引发的欧亚地缘政治联动、亚太区域局势紧张升级以及日本加速其“正常国家”战略为背景和动因,其行为必将严重威胁中国东部沿海军事安全,增加中日乃至中美“擦枪走火”的风险,并且增大中国维护海洋主权安全的难度。为此,中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促使美日安保体制发挥正向作用,构筑与东亚及东盟国家的安全信任机制,以反制日本亚太海洋军事部署。     

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

中印共同崛起构成了分析当今这个亚洲重要双边关系的重要背景。历史经验显示大国崛起既可能在高烈度冲突中完成,也同样可能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且后者对有关大国的利益更明显,这有助于正确理解中印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而中印双边政治关系的走向又是决定两国崛起之结果的关键因素。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合作还是竞争甚至冲突,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与因素,而处理两国关系的要害是找到两国共存的合适方式。这是分析中印政治关系的切入点。     

日本安全战略面临十字路口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突破安全战略以“专守防卫”为基本方针的框架而来到一 个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和平宪法”的制约功能已岌岌可危，“专守防卫”正向“海外派兵”蜕变，“集体自卫权”被用作 “借船出海”的 工具。日本寻求军事崛起，势必打破东亚战略稳定与平衡，引发日本周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 动荡与调整。日本完全可以在非军事领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国际贡献” 。日本追求大国地位与作用，宜以深刻反省那段历史、求得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