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从中国古代礼制角度重新审视帛画主题

帛画主题似乎已经有了定论。无论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通史》等宏篇巨作,还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美术简史》。《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等高校教科书,都认为帛画表达的是同一个主题思想——祈求死者的灵魂升人天堂,即权威的“引魂升天”说。如,汉代帛画“与长沙战国楚墓出土的两幅昂画《人物龙凤帛画》。《人物驭龙帛画》一样无非是祈求死者的灵魂升天。”①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旮对这一所谓的不刊之论,发出了质疑。笔者也认为“引魂升天”说与当时的礼仪利制不符,只有安魂才是帛画…     

中国古代凤舟图像空间视角的重构与转向

选取两幅帛画《人物御龙图》和《人物龙凤图》以及相关遗存图像、考古、田野、文献等资料,通过重构其图像仪式空间,将研究视角转到图像空间,对帛画图像重新进行解读和定义,阐明楚文化背景下凤舟仪式空间蕴含的意义.当今荆楚地域凤舟竞渡中的仪式符号与古代凤舟互为映射,是古代凤舟图像研究的突破口.     

奇幻瑰丽的神秘世界——帛画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绘画作品，开始时是画在一种丝织品——“帛”上面，这样便促使中国画形成了一种以线为主，施以淡彩的绘画样式。在中国画发展的历程中有两件作品特别值得关注：一件是湖南长沙陈家大山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战国)，另一件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丁字形彩绘帛画》(西汉)。     

谫论梅山文化的嬗变与现代形态

从民族学、文化学和思维创造学、人才学等多角度探讨梳理了梅山文化从古代而近代而现当代的流变发展脉络。梅山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的目的意向性,它经过历时性的五次流变发展既融入中国现代文化,又卓然而立和而不同,保持着梅山文化的独特品格。梅山文化的现代形态和核心精神主要体现在该文化圈的现代人身上：从屈原的《离骚》到成仿吾早期的诗歌、再到黄永玉的美术创作、贺绿汀的钢琴协奏曲《牧童短笛》、谭盾的渗透着楚风神秘因子的《风雅颂》等,无不既流淌贯通着古梅山文化的血脉又体现了梅山文化的现代精神。     

梅山习俗与梅山相衣剪纸

梅山文化通过系列习俗事件呈现出形象化的图像,梅山剪纸就是梅山文化的形象化展示。安化县的梅山相衣剪纸是其代表,具有民俗性、综合性、祭祀性等基本特征。梅山剪纸的传承在当代出现向亮晶等当代剪纸的有效参与与创新,呈现了令人欣喜的发展,使梅山剪纸出现新的面貌。     

城镇化建设与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以黔西南地区为例

城镇化及其工业化建设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山地“文化圈”的传统,也在一些地域、一些层面上打破了黔西南民族地区民间信仰“祭祀圈”的传统,使得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不断运动变化着的城乡结合部,成为讨论黔西南城镇化建设民间信仰嬗变关系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新现象和新问题.     

谈《人物龙凤图》帛画的艺术表现

在晓周的绘画中,出土的《人物龙凤图》最引人注目,本文以帛画的艺术表现为切入点,从其组织结构和语言艺术的角度分析了此画能够影响世风的原因.     

人物御龙帛画

现今我们已知的先秦帛画实物只有两件,都是楚人的作品。这幅1953年5月出土于长沙市东南子弹库战国楚墓的《人物御龙帛画》就是其中一幅。帛画长37.5cm,宽20.8cm。画的正中为一留须的男子,侧身直立,腰佩长剑,手执缰绳,驾驭着一条巨龙。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略如     

河洛文化研究之展望

我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 ,曾谈到了河洛区域、河洛文化圈的范围问题。认为河洛地域“即指以洛阳为中心 ,西至潼关、华阴 ,东至荥阳、郑州 ,南至汝颍 ,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认为河洛文化圈 ,“应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见《文史知识》1 994年3期 ) ,并说明河洛文化就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对于以上认识 ,我至今基本没变 ,只是认为河洛区域的东边 ,应该延至开封。这决不是因为我居住在开封 ,就想挤进河洛区域 ,而是因为在开封市禹王台御书楼上有康熙皇帝亲笔写的“功存河洛”的四字匾额。这四字匾额主要是赞颂…     

《种芹人曹霑画册》八幅图与《红楼梦》之关系探微

学术界对于《种芹人曹霑画册》的真伪莫衷一是,认其为真或倾向为真的学者大多从拍卖记录、书画鉴定、曹雪芹的交游者等角度来考察,从画作本身来分析者较少,且多针对单幅画或者某一首题诗进行分析。目前,学界尚未有对八幅画作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更缺乏将《种芹人曹霑画册》和他创作的《红楼梦》小说联系分析的论述。笔者认为,《种芹人曹霑画册》与《红楼梦》有一定的联系,其中隐含了不少《红楼梦》的情节和人物元素,可与之对看。     

梅山祭祀音乐初探

梅山祭祀音乐是梅山人为祭祀天地、日月、山川、祖先和鬼神而进行的仪式音乐,一般在还愿、祈福、求医及人死后的法事等仪式活动中进行。研究和探索梅山祭祀音乐的形成和发展脉络与它在梅山地区的流传状况及其表现形式和内容,具有一定的民俗音乐文化价值。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简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梅山傩戏《和梅山》

“渔猎”是古梅山人的主要生活方式,每当狩猎时都要敬梅山神,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衍变成一种戏剧形态《和梅山》,梅山人认为《和梅山》可以敬神祈财,禳解治病,解厄消灾,保地方平安清泰。《和梅山》的搬演形式有请神、祭神、领兵与差兵,搬演内容随地域与群体生存方式的不同而变化。《和梅山》“祭”中有“戏”,“戏”中有“祭”,是原始戏剧形态的反映,它集多种艺术于一身具备广泛群众基础,它主张神人平等,突破了佛道教派神为至上的桎梏,同时使用方言土语,通俗易懂,易于接受。     

荒岛上的新亚当——论鲁滨孙与圣经人物之间的“预表”关系

“预表解经”或“类型解经”源于早期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信仰：耶稣基督即为《圣经·旧约》中犹太教先知们预言过的救世主“弥赛亚”。这一方法力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建立明确的类比关系，同时也可加以扩大，用来解读圣经人物或事件与当代世俗生活的关系，把前者视作后者的“预表”，使日常生活带有神学意味。《鲁滨孙飘流记》的主人公历经犯下原罪、彻底堕落、真诚悔悟和最后拯救等四个生活阶段。他开始抛弃中等阶层优裕生活的“伊甸园”，悔悟后把小岛建成新的生活乐园。与这一“抛弃-重返”伊甸园的过程相对应，人物形象从犯下原罪的亚当逐步转变成荒岛上获得重生的新亚当。小说把处于不同阶段的主人公分别比喻成耶稣基督布道寓言中的“浪子”、《圣经·旧约》中“他施船上的约拿”和“何烈山上的以利亚”等圣经人物，把主人公在世俗世界的冒险故事改造成信仰确立和成长的精神传记。     

论韩愈传记文学的生命力与艺术美

在韩愈的丰富散文著述中,哪些作品应该归入传记文学的范畴呢?我认为,传记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以历史人物或当代人物的生平为主线,具有真实性和较强的文学性。据此,韩愈创作的“序”、“传”,如《张中丞传后序》、《太学生何蕃传》等,以及他的大量优秀的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等等,都应该视为传记文学。     

身份·仪式·信仰:楚“灵”谱系书写与楚文化

《楚辞》之“灵”,所见57处,涉及诗文33篇。“灵”字的大量出现,暗示其与楚文化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楚“灵”作为楚文化的有效载体,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在祭祀过程中对楚“灵”身份与职级的严格划分,楚“灵”所选祭仪的精致性与科学性,楚“灵”所吟诵词与今之苗族巫师咒语的相似性,楚“灵”所奏祭祀歌舞集理性克制与感性娱神功能于一体的复杂性,以及楚“灵”所承载的楚地先民的登霞信仰等方面,呈现出递进式的文化谱系。对《楚辞》“灵”字进行系统且多方位的文化释读,不仅有助于溯清楚“灵”身份问题,使楚“灵”谱系得以具象化,更能管窥《楚辞》文本背后的文化渊源与创作动因。     

共生文化圈的巫道文化形态再探讨——从张五郎信仰探讨闾山教与梅山教关系

福建闾山教与湖南梅山教,都属于我国南巫系统的支派,只是由于不同地域条件和宗教信仰的影响,在两地呈现其文化形态的差异性,其中不仅有共同的信仰人物、教法,并且也有相互的交流,其中内蕴值得探讨.根据两地田野调查资料,对福建闾山教中的张五郎现象和湘、川之梅山教与张五郎信仰及衍变现象进行比较,并就闾山教与梅山教关系进行探索.     

水彩艺术的发展与欣赏

如果我们从“水彩画是用水调和颜料绘制的图画”这样的理解出发，那我们不妨说水彩画是人类绘画史上最古老的画种6古代埃及人已在他们的画卷（画在纸草卷上的冥途指南，名调《死者之书》或《死书》）上完成了“水彩画”的方法，这可以说是最早的水彩画。在我国，用水调墨彩诈画，有古老的传统。洛阳东郊殷太残墓中，就曾发现过布质画鳗的遗物，画作几何形的图案，呈黑白红黄四色，线条古拙，笔力雄厚。1949年我们又发现了晚周楚帛画，出土于长江近郊的战国楚墓中，其上用线勾写一龙一风和一个戴花冠着秀服的妇人，是我国古代“水彩画”的珍…     

《诗经·小雅·大田》主旨辨析

关于《诗经·小雅·大田》的主旨,众说纷纭,主要有“刺幽王”、“颂美”、“省敛”、“祭祀”等几种说法。其中“祭祀”说细分为“报祭”和“因农事而及祭祀”两类。经过分析文本的字词、内在逻辑以及联系古老的蜡词,《大田》乃贵族为祈年而祭祀田祖之诗。     

火历新探——对荆楚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的思想史研究

对火历的研究是由庞朴教授首先发起的。《国语·郑语》中有“黎为高辛氏火正”且名为“祝融”的记录 ,在神话系统中 ,祝融是楚人的始祖。相信自身具有火的品格并由此形成了对火的信仰和祭祀活动 ,这是楚人的一种文化心理。远古时代的焚巫求雨的行为正是对火的信仰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此有关的是甲骨文中著名的祭制度 ,即把人投于火中以求雨的原始祭祀活动。祝融及其后人都因为具有火的品格并和对火的信仰联系在一起。在《左传》中 ,“火出”是施行火历的隐语之一 ,它和夏商周历法存在着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