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支撑力如何影响女性生育决策？——基于对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

生息和传承是人类社会落脚于家庭的两项基本任务,家庭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家庭因素,界定“家庭支撑力”的含义,并结合莱宾斯坦（Leibinstein）成本效用理论,从生育经济学理论和微观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论证家庭支撑力与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内部提供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以及养老负担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非家庭因素,例如生育政策、生育津贴等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决策起“催化”作用。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应构建显性的“制度性”家庭政策体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加速推进生育成本的社会化;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互联网使用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生育意愿一直是社会和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考察互联网使用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是否使用互联网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与不使用互联网的职业女性相比,使用互联网的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更低;（2）个人收入在互联网使用对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且占比为28.77%;(3)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企业职业女性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其他行业的职业女性生育意愿影响不显著。为提升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应在互联网语境中树立、引导正确的育儿观,同时完善职业女性生育保障与就业保障。     

“去家庭化”与“家庭化”:“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的双重突破路径

生育政策的完善是加强生育保障,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从“家庭主义”理论逻辑推演并结合实证角度分析判断,我国现阶段生育政策应定性为“显性家庭主义”,表现为支持家庭照护的积极化倾向和缺乏家庭照护替代选项的消极化态势,弊端在于多重因素结合下的家庭育儿负担过重,从而影响社会整体生育意愿。促使“显性家庭主义”生育政策向“可选择的家庭主义”转变,是突破现行生育政策困境的总体可行性思路,其转变可从“去家庭化”和“家庭化”角度着手,能有效避免政策工具化,为家庭减负并提高社会整体生育意愿,进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HP区楼宇就职的白领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并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成本、照料能力和福利水平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因素,职场发展机会、生育后的地位变化及生育相关福利保障机制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尝试建立弹性工作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女性职场提升,同时增加公共性育儿服务,以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为生育二孩者减轻后顾之忧。     

性别观念、家庭—工作冲突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

基于CGSS2015数据,使用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探讨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观念和家庭—工作冲突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均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观念越传统,则育龄妇女意愿生育数量越多且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家庭—工作冲突越严重,则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数量越少,且更希望生育男孩。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在于:制定社会政策时需注意"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两种取向,既要弥补由于女性生育造成的工作损失,又要建立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同时,倡导男性与女性共同承担起生育和养育孩子的责任。     

一孩青年父母再生育抉择的实证研究

目的：了解“全面二孩”政策对青年夫妇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探求政策实施中的配套措施。方法：对南京市400名一孩青年父母进行实证调查,了解他们的再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一孩青年父母有再生育意愿的仅占14%;一孩母亲的年龄越小、学历越高,家庭再生育意愿越高;意愿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分别是怕孩子成长孤单、减轻孩子养老压力和抵御失独风险;经济压力大、带教孩子太辛苦和年龄身体原因是不想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结论：南京地区一孩青年父母的再生育意愿很低;传统的教育观、养老观、家庭观促进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功利主义教育观与攀比型生活方式阻碍了二孩的生育意愿。应积极倡导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制定鼓励二孩生育的福利政策和完善教育服务体系;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生育政策调整下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需求与完善

立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严重的老龄化问题、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持续低迷的生育意愿,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 性和迫切性。 在生育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从托育服务市场发展、生育保障水平、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社会对于三孩生 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进一步完善的需求。 在此基础上回应需求,从完善托育服务市场、提高生育保障水平、促进女性职 业发展等方面对三孩生育政策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的完善提出建议,力求从多角度积极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以进一步提高生 育水平,助力实现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     

城镇女性二孩生育与就业典型相关分析

为探讨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城镇20—44岁已生育一个孩子的职业女性二孩生育和就业的相互关系,呈现部分职业女性不愿意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运用描述性分析方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发现在城镇职业女性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条件下,生育对减少收入的影响最大,对减少培训、提拔晋升与就业机会的影响次之,另有1/5的被访者为了工作而延迟二孩生育或不要二孩;反映生育与就业的典型变量具有显著关系,城镇职业女性的一孩怀孕、分娩、育婴越是对收入、提拔晋升和职业培训带来不利影响,越会降低二孩生育意愿,延迟二孩生育时间.为促进城镇女性生育就业协调兼顾,建议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加强执法检查,完善投诉举报机制,推广妇联组织协助政府促进女性公平就业的约谈机制,促进"全面两孩"政策和女性平等就业有效落实.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晚期妇女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研究

育龄晚期妇女受历史和个人因素的影响,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在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更具有特征性。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育龄人群的终身生育水平,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海南省的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海南省40～49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发现海南省育龄晚期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促进作用。提出加大全面两孩政策宣传力度,完善两孩政策相关配套设施,建立孕产家庭生育关怀制度,以此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

落实"三孩"生育政策,重在加强配套支持措施。以6省市19 363个婴幼儿家庭为调查对象,探讨家庭"三孩"生育意愿及其与婴幼儿照护支持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普遍期待生育两个孩子,"三孩"生育意向不高,但生育计划较明确,且不同家庭生育意愿存在差异;在家庭获得的婴幼儿照护支持中,安全性支持供需不匹配,关系性支持总体较佳,成长性支持上期待减少宣传、增加婴幼儿游戏场地和普惠托育服务;此外,婴幼儿照护支持显著影响生育意愿,尤其受到经济成本、时间精力及孩子成长相关因素的影响。建议关注家庭生育意愿低迷现实,尽快完善生育经济支持政策,健全生育休假制度,提供配套儿童活动设施和托育服务资源,以减轻家庭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     

家庭抚育模式:农村青年妇女低生育意愿的分析视角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远低于预期,这需从农民家庭抚育模式视角解释。在一些高度城镇化的农村,抚育模式从夫妻粗放式养育转变为婆媳精细化培优。农民家庭抚育主体从夫妻变为婆媳,抚育成本变高,方式更精细。在新型抚育模式下,个体压力和代际支持压力机制共同抑制了青年妇女的生育意愿。个体压力机制表现为生育将带来核心家庭再生产压力大、女性职业发展困境、社会交往受阻与生理劳累,导致年轻媳妇不想生;代际支持压力机制表现为婆婆因抚育义务刚性化风险、自养财富积累受阻、老年夫妻感情生活牺牲以及家庭抚育地位边缘化而不愿带。这说明农民家庭在生育决策上有自己的行动逻辑,积极的生育政策应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系统完善生育、抚育、教育、养老等公共政策。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基于城乡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比较

基于青岛市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生育意愿与"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趋同,年龄、养育态度、父母责任感和家庭沟通方式是影响"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实施城乡一体化的生育政策符合我国当前人口迁移、流动的社会发展形势。同时,政府要加强家庭发展型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建设,对高龄、低收入等重点育龄人群做好服务应对。     

当前生育政策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密集的调整。在“十四五”时期和中长期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和推动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和调整完善。我国的生育政策包括数量、时间、性别和质量四个维度,并主要以生育数量调节为核心。在人口转变完成以后,我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变革应该从调节性的生育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对生育的服务和支持。服务和支持人们的生育的本质是,生育政策要满足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需求。当前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完善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实施“全面放开、自主生育”的生育政策;完善生育配套政策,构筑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推动计划生育制度的发展转型;加强对生育的健康质量和婴幼儿照护抚育的投入;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立法的调整。     

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实践基础与建构路径

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建立更加完善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以提振居民生育意愿和提升居民生育水平成为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社区作为离居民生活最近的外部现实场域,其环境设施、托育服务、学校资源等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影响。研究发现：社区环境设施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的挤出效应,但也会通过提升居民幸福感而对居民生育意愿产生间接的挤入效应;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正向支持效应;社区学校资源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凸显社区公共服务作用的类型差异性。社区环境设施和社区托育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都沿代际结构演变而呈现起伏性。社区公共服务对居民生育意愿影响效应的显著性、方向性、程度性、代际性为建构社区为本的生育支持服务体系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因此,需要从服务内容扩维、治理机制分类、幸福社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全面推进社区生育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以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视域下职业女性面对“二孩”政策时的生存境况

“二孩”政策的出台对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都将起到重要作用。这一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与作为人口生产重要载体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作为从事社会生产和人口生产双重劳动的职业女性,其生育意愿受到很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来分析职业女性在二孩政策下的实际生存处境,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该项政策的各项配套改革以及更好地关注女性生存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合肥市调查数据

2013年,国家出台了"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将会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当前农民工群体对生育意愿的态度如何?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时间等现状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进一步了解到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大幅减少,性别偏好相对弱化,婚育时间进一步推迟的结论。这一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综合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不够强烈、生育行为不够积极,他们更加重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性决策生育行为。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婴幼儿家庭支持对育龄农民工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CFPS2020年的数据分析

不同的照护服务模式对再生育意愿产生重要影响。在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社区和社会等主体短缺情况下,家庭支持承担了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主要职责。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20年数据分析发现,育龄农民工再生育意愿与其婴幼儿家庭支持呈现出显著关系,但育龄农民工能够获得的家庭支持情况不容乐观。进一步完善育龄农民工婴幼儿家庭支持,对于提升其生育意愿,实现三孩政策预期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政策建议主要有：建立健全婴幼儿家庭支持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法规体系;加大财政等公共资源投入,强化婴幼儿家庭支持能力;提高用人单位、社会等方面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弥补婴幼儿家庭支持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