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伦理”“道德”的范畴区分与意义辨析——基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

“价值”“伦理”“道德”诸范畴的界定和区分在国内外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意义辨析和范畴区分。从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视角对“价值”“伦理”“道德”进行溯源式的考察可知,“价值”的原初内涵是人类根据生存发展的需要对事物或对象所进行的评价,其中对人的生活及行为的“善恶、好坏”评价是伦理维度的价值评价,对事物的“美丑”评价是审美维度的价值评价;道德的原初内涵是在特定共同体的生存发展中自发形成或主动构建的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价值”“伦理”“道德”具有内在联系,同时也具有关注点和视角方面的显著区别。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美学建构的可能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文艺学、美学界的讨论,使得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开始关注当下的审美现实,传统的审美原则及价值立场遭遇了“重构”。“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西方后现代的理论话语,对我国美学建构的意义在于:技术理性时代虽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审美的“主体性”内涵,但技术与美、艺术的结合却会形成一种新的技术美崇拜;消费社会的“生活伦理的审美化”使道德、审美向个人回归,向平凡的日常生活回归,但却会升华出新的神圣感;在消费主义时代“审美”会成为一种时尚的风潮,但是现代的“审美”必与传统结合才能真正显示出魅力。     

“文人画”与“院体画”言意之别

文人画”与“院体画”体现了中国绘画史中两种最为重要的绘画审美思想与艺术创作形态,对中国绘画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也各自体现出不同的时代审美内涵。“ 文人画”观在明代社会文化形态中的意义转变以及近现代绘画史研究中的涵义拓展，体现了其审美内涵的时代发展特征。“院体画”则是伴随着封建社会宫廷画院的产生出现的，有其鲜明的绘画风格特征与时代审美内涵，但是“院体画”的说法在当代已经日渐式微。     

“人化自然”与“审美呈现”

“自然人化”有两个基本向度：向外,指人对自然的征服即外在自然的人化;向内,指文化向肉体的积淀即人性的生成,也称为人化自然。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本质上都是人性的理性展现。只有在审美中,理性与感性,道德与肉体,个体与社会,历史与现实才能得以完美结合,人性才能得以完整的呈现。审美是人化自然的象征性展现,当人性偏向于人的自然性时,审美形态偏重呈现出优美形态;当人性偏重于精神性时,审美形态就偏向于“崇高”形态。审美形态的多样性正是复杂人性的整体性表现,优美与崇高作为审美范畴只是多种审美形态的家族相似性能指符号。     

先秦两汉文论中审美情感与道德关系之评述

古代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是在伦理道德的襁褓中孕育的。先秦两汉时代，审美情感就是“乐”，道德就是“礼”。乐是礼仪活动的伴奏，审美情感依附于道德。礼与乐的相互偏离与制约形成“中和”的审美范畴。道德对诗歌的主宰集中体现为“诗言志”的主张。审美情感从发生起便与道德意识有不解之缘和不解之冤。     

清末“革命道德”讨论与鲁迅思想的发生

鲁迅思想的发生与清末留日知识界有关“革命道德”话题的讨论密切相关。这场讨论聚焦革命者的“私德”问题，经由《新民丛报》与《民报》、章太炎与《新世纪》的笔战扩大了影响，鲁迅在东京时期所作的诸篇论文正是诞生在这样的思想语境当中。对“革命道德”话题的关注、思考与回应，促使鲁迅初步形成了以“立人”为核心的进德观。他通过对“人”的内涵更新与“立”的方法变革，构成对儒家“立人”进德观的挑战与现代转化。鲁迅进德观的落脚点在如何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上，也融入了借重文艺发扬精神的思路，形成了审美与道德融合的文学观念。鲁迅关于“革命道德”的思考从清末延伸至“道德革命”的五四时期，又在1930年代新的革命语境下再次被激活，对“革命者/启蒙者”的道德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鲁迅思想一以贯之的脉络。     

“自然模仿艺术”命题的内涵、理据及其美学意义

自然和艺术的关系是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核心问题是自然和艺术的辩证统一性。“自然模仿艺术”与“艺术模仿自然”这两个命题一同构成自然和艺术的辩证关系的两极。有关“自然模仿艺术”这一命题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长期以来几乎是研究的空白地带。所谓“自然模仿艺术”,是自然在审美中必然显得像艺术,其美学内涵是从“自然美像艺术”的角度揭示自然和艺术的审美同一性。这一命题的理论根据是,自然欣赏必须以艺术的模式组织审美经验,自然美生成于艺术图式在自然中的投射,马克思的对象化理论和康德的先验图型论可以作为其哲学理据。深刻领会这一美学命题的内涵及其意义,为全面系统地把握自然和艺术的关系、艺术的本质乃至美的本质提供了契机。     

论近十年乡村影视“乡村-母亲”道德意象的构型

在社会转型与审美现代性批判中,近十年乡村影视“乡村-母亲”道德意象的构型,表征的是其精神画像的道德崇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文化冲突中,“乡村一母亲”作为农耕文化怀旧与家园诉求的审美意象,内中葆有文化心理的亲切感与道德伦理的回归感。     

论《判断力批判》中"美"的张力

《判断力批判》中“美”是各项外延与内涵的统一,它从美的类型、美的现象、美的层次以及两种审美判断四个方面表现了其从理论理性过渡到伦理理性的桥梁意蕴,从而形成康德先验逻辑与经验考证,形而上追求与人本主义道德向往之间的思想张力。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比较初探

本文将孔子的诗论“兴观群怨”说与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卡塔西斯”作用相比较,阐述两者的理论内涵及其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两者的异同:他们都重视文艺的社会功用。“兴观群怨说”以“诗言志”为逻辑起点,将美学与道德说教相结合;后者以模仿说为基础,兼具论理学与心理学的作用且更多地肯定文艺的审美价值。我们应结合两者之长,使优秀的文艺与美学理论更好地为现代文化生活服务。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中国绘画中“鱼”形的造型演变及审美意蕴

鱼形符号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情感符号之一,应用广泛。就历史和文化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圈式,负载着某种民俗情感和多维度的人文内涵。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无论是有形的鱼图,还是无形的鱼俗,影响看中国人的思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道德与审美情趣。本文重点对传统“鱼”形的造型演变及审美意蕴进行分析,并阐释了“鱼”形造型特征、人文内涵、寓意的演变,揭示了传统“鱼”形在当代艺术中所产生的·‘新意”。     

高校师生道德审美的和谐互动

高校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重视注入审美要素,强调道德的美学品格,通过持之以恒的师生和谐互动,发掘道德之美,在学生中形成以德为美、以德为荣的良好道德氛围.高校师生道德审美和谐互动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作用.高校师生道德审美和谐互动应该坚持道德为主、审美为辅;双向互动、相与促进;自主、和谐、发展;以情感人、以境动人;道德熏陶、艺术感染;审美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统一的基本原则.实现高校师生道德审美和谐互动的途径有如下几点:更新教育理念,注重环境建设,发掘教师之美,贴近学生实际.     

“射礼”源流考

本文结合古代文史典籍对射礼的起源、流变及其文化内涵进行考察,得出结论:“射”源于原始社会的狩猎活动,后实用价值逐渐为审美价值所取代,并演化为一种礼乐传统。自孔子之后,“射”转为内在的道德实践。“射礼”是一种融合了生产活动、审美意味和儒家传统思想的奇特文化现象。     

论“虚静”心态与审美创造

本文认为，“虚静”心态是中国古代审美创造最重要的心理状态。“虚静”心态是虚与实、静与动两组矛盾范畴的组合，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在创作发生、审美体验、构思想象、艺术法度、技巧运用等审美创造的各个环节，“虚静”心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今天的审美创造，“虚静”心态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     

中国的传统"政德"和我党的干部道德建设

中国传统道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我党的革命道德传统境界崇高、内涵丰富。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道德思想,弘扬我党光荣的革命道德传统,对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为此简要叙述了中国传统“政德”和我党干部道德传统的基本内涵,论述了新时期弘扬两个优秀的道德传统,大力加强干部道德建设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审美形而上学的开拓之路——试析康德的“崇高论美学”

康德的“崇高的分析”是其美学体系的理论支点之一,它的意义在于为康德美学从现象到本体、从审美到道德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机制,以崇高为转折点,审美判断力从日常生活的自由和谐、从外在形式转向人类的深层理性,完成了向“完整意义上的主体性”的迁移。本文通过与康德以前的崇高理论的对比,并联系“自然与人”的哲学基本命题,认为康德的“崇高论美学“是其“哥白尼式革命”的一面旗帜,它凝聚着康德探寻审美认识论向审美本体论的历史转变、进而走向“人是最后的目的”的人类学追求。     

从《长恨歌》看王安忆的审美意向

王安忆塑造追求美好爱情的少女形象———雯雯、桑桑 ,带着道德审美的眼光 ;王安忆探求性生命的本体价值———“三恋” ,带着性审美的意识 ;王安忆描写渗入生存欲念的“乖”形态———《长恨歌》 ,带着文化审美的理念。从道德审美到性审美到文化审美 ,作者审美意向的转移 ,表达了性话语时尚中隐隐不安的内心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