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舆论中公众情绪的形成与表达

作为舆论生产的新平台,微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文章从微博舆论生产过程中存在的情绪因素入手,把情绪作为自变量考察微博情绪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分析了情绪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微博舆论生产中的功能,剖析了微博舆论中情绪传递作为规范力量超越了哈贝马斯所构建的公共领域的批判作用。最后,对微博舆论生产中公众情绪形成与表达形式进行了探析。     

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决策的互动关系——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研究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影响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政府如何利用媒体优势影响和操控公众舆论,从而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本文主要论述伊拉克战争前后公众舆论与美国政府决策间的互动关系,解析在对伊政策问题上,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和引导,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约束和调节。     

网络非理性舆论对大学生思想行为影响研究

网络舆论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十分突出。网络非理性舆论存在强烈的情绪煽动、对立的观点评论、鲜明的语言风格和潜在的行为指引等特点,易对思想行为尚在形塑期的大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干预大学生的社会认识、社会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当前,为了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推动形成良好网络舆论生态,大学生应加强自身网络主体素质培养,树立网络自律意识,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加强负面情绪管理;同时,政府、社会、高校、家庭应构建“四位一体”的网络非理性舆论协同应对格局,形成网络非理性舆论治理合力,引导大学生成为引领网络时代风貌的先头军。     

论微博问政中的非理性表达及治理策略

从微博问政的作用及存在的非理性表达的特点和影响出发,重点剖析了由于主体认知限制、价值观偏颇等内在原因和网络集群、社会转型和法制不完善等外在原因形成一些消极的非理性表达。通过建立政府、公民、微博经营者和主流媒体的关系模型,提出构建以政府为中心,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复合型治理策略,对微博问政中的非理性表达进行规范,以促使政府和公民有序互动。     

虚拟社区非理性表达及其理性化的实现路径研究

虚拟社区是人们网络生活自由表达的重要场所,其间不乏充斥着诸多非理性形式表达非理性内容,以及非理性形式表达理性内容的现象。该文具体分析了虚拟社区非理性表达的形式及原因,并从政府、媒体和个人三个层面提出了虚拟社区理性表达的实现路径:政府要改进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和舆论引导,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完善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网络媒体应加强行业自律,增强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个人应该提高媒体素养,增强"自我"和"超我"对"本我"的调节和控制。     

公众意见表达中的符号学阐释:基于舆论形成阶段的考量

当今的舆论学存在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由多元学科和方法共同编织的舆论研究之网始终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根本主线,而在舆论问题考察的融贯视阈中,符号学知识似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位置。戴维森“舆论形成十阶段”的经典论述给予我们的启示是,舆论的形成及其意义实现是一个无法简单地以定量研究来解释的复杂过程,由此以现象学、语言学等传统哲学、人文学为基础,以揭示意义活动之规律为旨归的符号学,或许可以为这一复杂现象建构一套更适切,也更有深度的释义方法。     

公众舆论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的冲击与挑战——以片马事件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以来报刊媒介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大规模公众舆论的形成,对清政府应对边疆危机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为应对边疆危机事件的舆论影响,清政府逐步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涉及内政、外交和军事的相关内容进行管控。但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的信息治理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以1910年英兵侵占片马为例,消息传出后,《申报》《大公报》等报刊分别从时空维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应对、民众的参与等方面,对事件进行全面分析和追踪报道,构成了"片马事件"的叙事要素,扩大了片马事件的社会影响。为消解舆论压力,清政府采取了诸如严控信息源、禁止报刊登载片马交涉信息以及取缔民众抵制英货活动等防堵措施。然而,注重"防堵"忽略"疏导",使最终的效果适得其反。     

变化中的日本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以小泉内阁时期为中心

日本外交决策的国内政治过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孕育着内在结构的调整。选举制度改革所导致的公众舆论角色的重新定位,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改变决策运作方式、影响决策进程以及成为政府政策动员的工具上,公众舆论均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公众舆论的角色作用为日本实现以政策之争为中心的政党轮替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探究日本外交政策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重要视角。但也必须看到,处于政治转型期日本的公众舆论有被决策精英民粹主义操纵、并由此引起对外关系中情绪化的一面。     

公众舆论：沟通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桥梁——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构为视角

和谐社会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社会,此矛盾体中必然存在着差别与冲突,在其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又相互促进,最终达到社会的相对和谐。和谐社会是以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和谐为其前提和保障的。然而,我们很遗憾的看到,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市民社会始终处于发展的不充分雏型阶段[1]。市民社     

美国对台政策中的公众舆论因素分析:以1958年台海危机为例

选取发生在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为案例,通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具体决策过程的细致考察,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公众舆论在美国对台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公众舆论对台海危机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的高度担忧,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处理台海危机的难度加大,不得不将重点之一放在平息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危机的第二阶段,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寻求避免因沿海岛屿问题而卷入冲突的解决之道;最后阶段,艾森豪威尔决定派国务卿杜勒斯亲赴台湾,以公众舆论为主要理由之一,最终压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收缩兵力,并保证今后不主动挑衅大陆。     

读者来信栏目在公众舆论和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以国民政府时期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公众舆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本质上表现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大众媒介不仅能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重要渠道和平台,而且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理性批判意识,在这方面,报刊的读者信箱栏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民政府时期,我国报刊界首次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而读者信箱栏目扮演着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信箱栏目的政治传播功能有三点:其一是为编者读者提供交流的公共空间,实现报刊与民众的真正结合;其二是培养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其三是鼓励和引导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     

读者来信栏目在公众舆论和政治传播中的作用——以国民政府时期报刊为中心的考察

公众舆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本质上表现为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和理性批判意识。大众媒介不仅能为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提供重要渠道和平台，而且有助于培养民众的理性批判意识，在这方面，报刊的读者信箱栏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民政府时期，我国报刊界首次掀起了设立读者来信栏目的高潮，而读者信箱栏目扮演着引导民众参与政治的全新角色。信箱栏目的政治传播功能有三点：其一是为编者读者提供交流的公共空间，实现报刊与民众的真正结合；其二是培养民众辩论的理性与洞察力；其三是鼓励和引导民众关心国家社会、参与政治讨论。     

"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托克维尔的公众舆论观念

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的学说近年来受到国外政治学、社会学和舆论学界广泛的关注。基于对公众心态的深刻洞察力,托克维尔提出了“多数的暴政”与“舆论的宗教”概念。他一方面指出极端的平等反而会带来极端的专制,一方面希望从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针对公众舆论问题,他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进行了思考。西方自由主义基本沿循了他政治层面的思路,但是他在社会层面的观点则一直被忽视。托克维尔所预言的庸众社会已成事实,值此之际,他的思想遗产更值得我们反思。     

西北少数民族农村社区大众传媒与舆论引导力研究——以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通过对肃北蒙古族自治县570名受众进行“分散填答问卷,当场完成,当场检查,当场回收”的调查资料,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受众对政府处理问题态度、对媒介满意程度、民族宗教差异态度等方面,分析了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受众对一些社会问题存在的态度及他们对媒介表达意见的情况。     

水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水环境治理作为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工程,已经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江苏省水环境治理中的政府组织、环保NGO组织和个体自发公众参与方式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需要分析阻滞公众参与的相关因素,进而提出促进水环境＂善治＂的路径选择,为水资源保护尽绵薄之力.     

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研究——以福州市为例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公众满意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主要价值取向.本文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结合福州市实际情况,构建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将公共服务的研究范围界定为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的直接需求得到满足的公共服务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共事业.评价指标体系,依托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系统(CATI)开展公共服务满意度问卷调查,分析不同群体、不同区域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与需求,并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探讨影响政府公共服务公众满意度的因素,探索提升公众满意度的途径,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参考.     

微博时代公共舆论暴力的产生及其治理机制研究

在Web2.0飞速发展的时代,以网络和手机终端为发布平台的微博,凭借其短、平、快等优势,正形成自己独特的“微博舆论场”,成为了社会公共表达的全新平台,在公民参政、民主表达、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网络的匿名性、网民的非理性、监管制度的缺失等原因,网络舆论暴力现象屡见不鲜。构建一套科学的网络舆论暴力治理机制,需要推行微博实名制、强化网民的社会责任感,建立科学的舆情研判与调控机制,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完善网络行为的相关立法。     

公众对领导干部解放思想认知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本文通过对660名重庆市市民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公众认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四敢”（敢闯敢干、敢于求真求实、敢于正视问题、敢于创新）；公众认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的标准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上；公众认为领导干部应重点解放论资排辈、畏惧上级和权威、功利主义、铺张浪费、好面子等思想；公众认为领导干部解放思想的关键措施是自身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