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英译小说国家形象海外传播困境及提升路径研究

百年中国英译小说向海外传播了多维的中国形象,但传播过程中“自塑”与“他塑”的中国形象因传播概念偏差、传播向度单一、传播内容与传播成效偏离形成错位或反差,给国家形象海外建构和传播带来困境,造成中国形象海外传播“国内佳、国外不佳”现状。国家形象海外传播要突破困境,改变中国形象海外传播现状,以及国家形象输出策略、内容和目的不协调窘境,一是要匡正传播理念,纠正“宣传”“灌输”观念为“传播”观念;二是要统筹协调双方意识,考虑双方审美意识和价值意识等因素;三是要赢得传播空间与时间,以空间换取时间;四是要倚重“他塑”成就“自塑”,树立“话语中国”中国自塑之话语自信。同时,在提升国家形象海外传播路径时,明确中国形象海外塑造和传播的价值取向和目标。     

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及其应对之策

国家形象其实是“自塑”与“他塑”相博弈的结果,取决于自塑力与他塑力各自作用的方向与力量的大小。在国家形象塑造过程中,中国力图“自塑”一个体现社会主义性质,反映中国文化传统特点的“和平发展、充满活力、勇于担当”的国家形象。然而,由于西方国家掌握着全球话语霸权与媒介权力,并对中国进行不断抹黑,中国被西方媒体、政客、学者不断 “他塑”成一个“威胁、崩溃、邪恶” 的刻板印象。抹黑中国极大地损害和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使本真的中国遭遇遮蔽与扭曲,给中国国家形象塑造制造了重重阻力和障碍。要摆脱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困境,就必须解构西方国家抹黑中国、“他塑”中国所形成的负面形象,积极、主动地构建抵御抹黑中国的“防火墙”,不断增强国家形象的“自塑”能力。     

他者视角下新闻话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

国家形象的塑造分为自塑和他塑,既包括自我认知、宣传的形象,也包含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折射出的他者形象。在中国不断提升自身综合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和提升他者视角下国家形象的建构。新闻话语可通过公众的认知建构他国的国家形象。从他者角度,可以分析和判断国家形象建构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措施。本文采用语料库研究方法,以泰国主流英文报刊《曼谷邮报》2020—2021年的300篇新闻报道为例,自建新闻话语语料库,分析泰国主流英文媒体视角下构建的国家形象,同时也发现一些不利因素,并找出其产生的原因,提出加强国际话语权建设、改变报道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建议,旨在促进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     

中国故事跨文化共情传播的可行性分析

当前,我国正在不断探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路径,新媒体时代下活跃在海内外社交平台的“洋网红”在塑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其跨文化传播现象值得深入研究。本文结合跨文化共情传播相关理论,分析“洋网红”的跨文化传播特征,以此表明借助“洋网红”让中国故事“出圈出海”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的有益尝试与可行路径,应挖掘培养更多的优质“洋网红”成为他者视角下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与传播者,同时积极在海外社交平台开展交流合作,让中国声音在世界有效传播。     

国际汉语教材中的独生子女形象分析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形象就是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体现,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成为学界、政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我国修辞学界对国家形象问题亦给予了广泛关注。目前,我国已出版的4000册国际汉语教材对独生子女形象的刻画很有中国特色,主要体现了独生子女负面消极的刻板印象,但这种刻板印象并非是对独生子女的客观评价。独生子女政策作为中国一项独特的国策,在国际社会上始终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社会与现实的矛盾、国家形象与民众认知的矛盾对我们编写汉语教材提出了要求,即在编写教材时,不能简单地将社会认知介绍给学习者,而应该对其进行深入思考与分析,要在学习者心目中塑造一个良好的中国形象。     

责任伦理视阈中可敬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国际传播确立了明确方向。揆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历程,宜将可敬中国形象理解为负责任大国形象。负责任具有多维内涵,与中国传统责任意识、马克思主义责任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紧密相连。塑造与传播负责任的可敬中国形象意义深远,是消融美西方社会各种意识形态敌意、化解中西方负责任逻辑龃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塑造与传播可敬中国形象,需要有机结合自塑与他塑的方式、战略与策略的理念、行动与言说的渠道、理论与故事的内容、民族与世界的价值、技术与艺术的手段等诸多方面。     

灾难事件中国家媒体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我国正处于崛起的关键阶段。要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崛起的“光荣孤立”,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必须塑造、传播、提升国家形象。国家媒体是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者和主要传播者,此次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在汶川地震的灾难报道中,传播并塑造了一个快速高效、领导有力、以民为本、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并积极“引导”国外传媒正面塑造中国形象,承担起了一个大国国家媒体应有的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     

中国纪录片的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再思考

纪录片素有国家、民族的"家庭相册"的美誉,作为大众叙事媒介兼具真实性与艺术性,在视觉表达上更易于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意识形态的受众所接受。中国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存在着一个从被动局面向主动建构的演进,即自近代以来长期处于"他塑"的被动局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大众叙事媒介对于国家形象的主体性塑造具有显著提升,但亦有不足。从中国国家形象及近年纪录片等变化与发展现状分析来看,主要涵盖了从主题、叙事、传播三维度的嬗变以及纪录片内涵及叙事张力导致的国家形象话语转向。在"一带一路"语境下,存在国家形象等"软实力"的传播与经济、政治上的影响力等"硬实力"不相匹配的局面,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破除西方话语的"刻板印象"、提高国内群众民族凝聚力、自尊心与自豪感方面的潜力亟待挖掘。中国纪录片传播领域若能从构建丝路共同体理念、参与国际影视节展、打造丝路品牌等对策出发,当为可今后"一带一路"的继续深入提供理论借鉴和契机。     

电影与国家形象:产业、文化与美学

所谓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口、历史、民族等方面的表象特征的总和,是通过大众传媒、影视产品等传播介质所塑造出的形象。它既包括一个国家在国内的形象,也包括在国外的形象。在全球信息和市场流通的前提下,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之间往往相互参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西方国家对中国形象的认知随着时代的变化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直到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仍表现出两个极端,而在文化的功能上则表现为西方文化的"他者"形象。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中国电影自其诞生之日起,一方面要保障自身健康发展,同时又要承担起塑造国家形象的使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电影产业发展的前提,也是电影产业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关键,只有如此,才能改变当下中国国家形象"他塑"的局面。     

从“中国年”到“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柔性塑造

让世界了解中国,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多种途径。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形象的柔性塑造通过文化传播方式得以实现。但中国目前的文化传播仍处于“文化逆差”状态,如何加快对外文化交流,有效传播中国的声音和形象成为当务之急。需要构建文化传播的完整战略体系,注重互动交流;整合文化资源,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新貌;积极利用各种媒介工具,将一个发展、开放、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全新中国展示给世界。     

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

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建构与传播要认清当前的国际和国内的现实,应该从整体战略构建、跨文化差异研究、跨文化多重传播、特色话语体系建设、国民素质的提升、综合传播品牌打造等方面加强工作,还要避免形象虚幻化、传播形式化、认知框架传统化、交流输出意识形态化、话语表述他者化、形象打造浮躁化等方面的误区,更好地促进中国国家形象的跨文化构建与传播。     

中国非遗文化海外传播的他者镜像

由“他者”建构的中国非遗文化海外传播虽自发且零散,却是非遗“走出去”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呈现出浅表性宣传、杂糅化展现和深描式叙事三种主要存态,在拓宽非遗传播空间、塑造中国非遗文化形象的同时,也易带来非遗“中国性”淡化或缺失的危险。“他者建构”的非遗海外传播是一种“他者镜像”,与“自我表述”传播形成相互映照,可为中国非遗海外传播提供启示。新时期中国非遗海外传播应凸显共赢发展理念,聚焦中国文化元素叙事,注重“他者”视角表述,重视非遗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构建,才能助推非遗跨文化传播真正“走进去”。     

《华尔街日报》中华为企业形象的“话语—历史”分析

以Ruth Wodak的“话语—历史”法为主要理论框架,并辅以Van Leeuwen的社会行为者表征理论,分析2016—2021年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华尔街日报》的相关新闻语料,研究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如何刻画华为的他塑企业形象。新闻话题历经从普遍积极到普遍消极的历时演变;新闻话语刻意将各类社会行为者划分为“群内成员”与“群外成员”,形成敌我阵营;新闻报道通过使用各种话语策略,将华为刻画为“新兴的科技巨头”“‘激进的’行业竞争者”“国有/国控的‘傀儡’”和“巨大威胁”四类形象。最后,批评美国媒体及主流舆论界对中国及中国企业的另类误读。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在维持自塑形象的同时,更应高度重视媒体刻画的他塑形象。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历史溯源、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提出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提供了方向指引,亟待学界进行系统的历史溯源与理论梳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历史变迁,是中国形象实践从除旧布新、实事求是、知识创新到范式突破的过程。“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理论逻辑,包含以“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核心引领的价值观念层,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为核心要义的建构方法层,以“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为核心支撑的传播实践层。我们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阐释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要提炼中华文化精神标识,凝练中国话语概念标识,挖掘中国故事叙事标识;要推动国际传播的战略升维、边界拓展与想象重构,切实促进“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塑造。     

延安时期埃德加·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他塑”

延安时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突破国民党重重阻挠,深入中国革命根据地,通过“他者”视角,以旁观者的身份和客观中立的立场,向世界成功塑造了艰苦奋斗、爱国抗战、军民和谐、民主平等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究其原因,既有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矛盾评价刺激了斯诺的好奇之心,又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积极宣传为斯诺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便利条件,还有斯诺受新闻职业精神的驱使,希望能够探索并报道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状况。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他塑”,提升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度,鼓舞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士气,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扩大对外交往,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启迪。     

新时期国际中文教育中留学人员的角色定位与实现路径

语言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国际中文教育是传播中华文明、提升中国国际形象、服务我国国家战略和全球文明交流需求的重要依托。当前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中，留学人员作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其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有必要积极引导我国留学人员更主动地参与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并在此过程中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基于俄语语料库的“中国形象”定型研究

国家形象的语言定型是认知主体对该国的主观认知在语言层面的投射与表征，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借助语言定型理论，以俄罗斯国家语料库中的涉华文本为语料，考察“中国形象”的语言定型，能够进一步精确俄塑“中国形象”,挖掘影响形象建构的精神文化因素，以期有的放矢提升国家形象，增进中俄相互理解，深化两国交流合作。     

China Daily文化报道话语模式的认知分析及其对外语学习的启示

十八大以来，提升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文化形象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新闻媒体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窗口”和“中国故事”的“诉说者”，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China Daily文化报道的话语模式的研究为外语学习提供了启示。基于China Daily文化报道的话语模式所提出的“文化—概念—语言”三维习得互动指出了语言习得、概念习得和文化习得的缠绕关系，旨在提升外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塑造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国际话语权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研究

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一国是否真正握有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考量指标,关系到一国在国际社会关系互动中能否得到客观的认知评价,营造有利国际舆论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获得国际威望。当前中国在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必须在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整体战略框架下,精心筹划,从被动更多转向积极主动,努力成为“中国议程”设置的主导者,国际性议程的重要倡导者和积极参与者,在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的同时,更主动地以中国的话语声音去影响世界。     

论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的统一

无论是国家、社会还是个人，任何主体都需要良好的形象，思政课亦如此。思政课公众形象认知认同、塑造建构、优化提升等问题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和重要问题。思政课公众形象有“自我”与“他者”两个观看主体，在教育学、政治哲学、心理学视角的“他者”镜像下，厘清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的辩证关系，在消弭认同壁垒、增进认知共识、提升对话能力、完善对话场域的实践逻辑中，探赜思政课自我形象建构与他者形象认知相统一的培育路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