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罗马与中国传统中的表达伦理学

在西方的古典修辞学理论中,品德、逻辑与情感构成了修辞说服的三个要素。演说者可以通过自身的道德品质和人格魅力,通过逻辑推理,通过调动自身或受众的情感因素,进行说服,达到预期的修辞目的。在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传统中,关于演说者品德形成方式及其功能的看法,既有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有实用主义的观点,品德既可以是与生俱来、现实的,也可以是通过演说建构的。在中国先秦时期的修辞思想中,言说者的道德品质也被看做是影响说服效果的重要因素。在此问题上,儒家、道家、法家等的观点也存在许多差异。在本文中,作者对东西方古典时期的表达伦理传统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对古希腊、罗马和中国先秦时期的表达伦理思想进行了比较分析,概括了唯心主义与实用主义两种表达伦理思想,揭示了中西方修辞伦理观上的异同。     

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学派之探讨:90年代理论典范的竞争与辩论

作者在台刊《广告学研究》第１２集上发表文章,探讨公共关系主要学派的论点,并剖析其中的异同,希望藉此扩大学派间对话的空间,进一步评估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管理学派认为公共关系是组织“沟通管理者”,业务处理的范围包括组织与公众间可能透过“沟通”解决问题;语艺学派则认为公共关系是组织的“修辞者”,因此大凡与符号产制有关的业务,如口号、标语、宣传、公共演说等,都是公关人员的职责所在,形象与名誉管理更是工作重点;整合行销传播学派主张,公关业务主要是要处理“行销推广”的问题,“讯息传递”是公关人员的重要职…     

东西方古典修辞学思想比较——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

在修辞学的发展历程中,东西方分别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上古时期,东方以中国的孔子为代表,西方以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们的修辞学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无论对修辞学进行共时的研究,还是进行历时的比较研究,我们都不能回避人类文明史上的这两颗灿烂巨星.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思想在研究立意、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学术背景、社会基础、修辞观念、修辞功能、修辞伦理、修辞原则、理论体系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是,两者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比如都着眼于语言运用,都强调修辞伦理.这些造就了东西方修辞学研究上的不同范式,奠定了当代世界修辞学新格局的学理基础.     

比较修辞学视域下中国古典修辞研究的起点、焦点与落脚点

比较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修辞研究是国外修辞研究引人注目的热点,在过去五十年间主要围绕“中国古典修辞有无论辩”这一传统议题展开。通过探讨中西比较修辞的核心主题、新路径及对话可能,本研究发现中西比较修辞的主要研究点在于中国古典修辞的论辩与非论辩观,提出“争”与“不争”两个概念同时是比较修辞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修辞研究的起点和焦点。中西比较修辞研究应超越西方修辞学传统,通过“不争”理念这一落脚点,使中国古典修辞与当代西方修辞理论中的邀请修辞进行跨时空的互动与对话。这一路径能够继承中国修辞传统并突出中国修辞的主体性,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新时期修辞学研究述评

同其他学科一样,修辞学研究也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复兴的。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修辞学研究发展迅速,已成为语言学内部的一门令人注目的学科。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会以及各大区修辞学会的相继成立,一系列修辞学术活动的蓬勃展开,有关修辞的众多理论问题的探讨,第一份修辞研究杂志《修辞学习》的创刊发行以及大批修辞学论     

经济修辞学基本概念的界定

经济修辞学,是从经济学视角来研究修辞问题的一门科学。因为是一门交叉学科,之前未曾有人涉足。为了顺利展开经济修辞学的研究,使经济修辞学的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早日形成,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包括界定所要使用的学术术语的内涵。这样,后续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展开,相关的论述才能顺理成章。本文着重对“经济”“修辞“”经济修辞“”经济修辞学”等四个基本概念予以界定。     

略论夸饰等辞格的美学特征——兼及美与修辞的关系

传统的修辞研究,精于微观的考察,而失于宏观的综合性思辩,不利于形成修辞的理论系统和深入的理论阐发,而且障蔽了广阔的科学视野,有碍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西方的修辞研究,偏重于从语素、义素、句式变异和逻辑变异等结构主义方法入手进行分析。英美的描写修辞学派、法国的表达修辞学派,苏联的功能修辞学派就是这种情况。我国的修辞的传统格局,则是注重于对用词、造句、语体风格以及消极与积极修辞等体     

《古汉语修辞例话》价值述略

朱祖延先生《古汉语修辞例话》在中国修辞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建国以来首部文言修辞著作,也是“文革”后中国修辞学再度繁荣时期最早的著作之一.该书深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采用了适宜于文言修辞的“例话”式体裁,学术上可谓是渊源有自.在辞格范畴分类与研究上,该书也颇有创见,对于修辞学、语言学、文学研究以及古籍整理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虚构的受众：沃尔特·翁的修辞传播观

在西方文论修辞转向的大背景下,沃尔特·翁汲取古典修辞思想养分,借鉴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创新性地提出“虚构的受众”理论。沃尔特·翁区分口语与书面文本中受众身份和功能的差异,强调受众的“虚构”属性,凸显技术对修辞情境和话语实践者意识的重塑。“虚构的受众”理论秉持新修辞学理路,促进对传统修辞学的受众属性认知的转变,推动修辞与传播研究视域和方法的融合,构建以媒介技术影响话语实践为核心的修辞传播学范式,影响广泛而深远。     

高校心理辅导员修辞策略的PAC分析

西方修辞学以修辞为手段，寻找“最佳”的劝说方法，目的是说服听者，彼此沟通。达到同一，是一种方法论。西方修辞学核心内容——修辞即劝说方法研究。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将PAC分析理论与西方修辞学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修辞主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修辞策略的影响，以期为提高高校心理辅导员的修辞技巧，增强心理辅导的说服力及影响力寻找新的研究视角。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民俗学派

1949年前的20世纪前期民间文艺学史上,不仅存在着流派,而且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这些在理论、观念、方法上不同的流派,形成学科的多元格局。这些流派是:北大歌谣研究会派、"古史辨"派神话学、文学人类学派、俗文学派、社会-民族学派、延安学派和民俗学派。它们以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存和发展的条件,分别有自己的代表人物、理论纲领和代表作。流派的存在和多元格局既促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本土化发展,又显示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边缘性、跨学科性和不成熟性。     

要闻

正2014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在京举行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主办的"2014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大会"于5月25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王国庆以及一些中外著名企业总裁、国际公关公司全球CEO、国内外著名公关专家和学者出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中外公共关系领域的资深专家、专业人士、媒体人士以     

论韩愈、柳宗元的修辞观

论韩愈、柳宗元的修辞观刘虹中国古代的修辞学，根据修辞学家们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训诂修辞学与文论修辞学两大派。训诂派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的修辞现象，研究的目的是帮助人们解决好阅读古书时在修辞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好古代书面语中...     

我国新闻发布类国防话语诉诸道理修辞策略运用与修辞认同研究

新闻发布类国防话语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国防话语形态之一。研究基于语料库从西方修辞学的视角分析我国国防部新闻发布会话语诉诸道理修辞策略的运用特征,阐明国防机构修辞者如何针对不同话题和论辩修辞主体,运用适切修辞策略,通过“肯定我方、团结友方、否定反方”的三元修辞说服模式并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实现同情认同和对立认同的修辞目标。研究也进一步阐明了修辞之于方兴未艾的国防话语研究的关联和成效以及基于语料库的实证修辞学研究的可行性。      

媒介、实物与空间——当代视觉修辞的三种向度及其实践逻辑

尽管人类审美史上不乏视觉修辞的实践案例与经验范式，但视觉修辞作为视觉研究的“内视”形态仍属一个现代性命题。一方面技术视觉的发展赋予这一命题以新的使命与表征，另一方面米歇尔“图像转向”的理论判断也为这一修辞范式的现代兴起提供了注脚。基于媒介文本、实物文本与空间文本的视觉分类来思考视觉修辞现代衍化的三种进路，这不仅是对巴特“图像修辞学”之后的“接着说”,更是以视觉对象为标的修辞实践的精约与细化。如果说媒介修辞澄清了一度以来为修辞实践所忽视的媒介动因，也为技术视觉的修辞学介入找到实践依据，那么实物修辞与空间修辞则将修辞对象拓展到一切可视性场域，在更为隐性的视觉立场探寻修辞意指的可能。这三种向度的修辞实践不仅架构了当代视觉修辞发展的基本框架，对深入理解当代视觉问题也不无启发。     

文学的修辞批评之中西比较

中西修辞学都发端于对口语交际的研究,但中国修辞学对文学的关注要比西方修辞学早得多。在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方面,西方多强调"说服",而中国更注重"表现";西方重在接受,而中国重在表达;西方侧重作品,而中国还兼及作者;西方突出程序,而中国还考虑过程。在方法上,西方长于论理,中国长于感悟。然而,中国的修辞批评失之零散与玄虚,而西方的修辞批评失之宽泛与偏激。因此,未来文学的修辞批评,必须对中西修辞学及修辞批评理论进行合理取舍,建立全新的科学体系。     

贯通古今,蔚为大观——读《中国修辞学通史》

对于修辞问题,中国历代学者都很重视,而且还有不少关于修辞问题的精辟论述。如果从孔子的修辞论算起,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完全可以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的西方修辞学相比肩。因此,系统地研究并总结中国两千多年修辞学发展的成就得失而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就显得十分必要和具有学术价值,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学术事业。新加坡学者郑子瑜教授和复旦大学宗廷虎教授,都是海内外著名的修辞学史家,前此各有多部著作问世,在学术界享誉甚高。这一套由郑、宗二位主编、陈光磊教授任副主编的五卷本《中国修辞学通史…     

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学阐释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关注“谁在说”“说什么”“对谁说”的问题,更要关注“怎么说”的问题。“要人家服,就要说服”,说服的策略与方法离不开修辞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深刻的修辞意蕴,对这一话语进行修辞学分析与阐释有助于我们准确揭示、深刻理解、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规律,进而构建受众注意听、听得进、有好感的话语体系,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20世纪中国修辞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20世纪中国修辞学曾经拥有骄傲,但这骄傲其实主要只是属于《修辞格》、《修辞学发凡》和《语法修辞讲话》。尽管今日中国修辞学专业队伍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修辞学的阐释力其实却在大幅下降。面对当今生活,修辞学陷入了“失语”的窘境,而修辞学之所以“失语”,关键就在于既未能根据社会中心话语而及时调整自己的学术聚焦,又未能根据语言领域的变化而有效地获得相应的生活体验和理论素养,从而建立新的研究范式,于是,修辞学在相当程度上只能成为“自言目语”。     

中国公共关系业将步入新起点

2014年是公共关系进入中国整整30年,中国的公共事业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由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最佳公共关系案例大赛”已经拉开帷幕。30年对中国公关行业意味着什么？案例大赛对于中国公关事业的发展意义何在？《国际公关》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