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龙华寺与净土崇拜

龙华寺地处滨海,又处于上海地区中心,为四方经济交流的要道,所以它最能体现上海净土信仰之特点。龙华寺的净土崇拜具有多样性特征,多年来一直吸引和影响着广大下层信众,也引起文人们的兴趣。而西方净土的崇拜则是龙华寺净土崇拜的主要特色,它是由一系列信奉净土的高僧驻锡而形成的。西方净土与天台宗在龙华寺的紧密结合构成了该寺净土崇拜的另一特色。弥勒信仰虽在北方较南方为盛,但作为海道要冲的上海则又易吸收北方净土信仰的特色。因此,龙华寺净土信仰在弥勒信仰加盟下更具特色和活力。     

西方净土与人间净土的统一与互补——永惺演霖的思想与实践

西方净土与人间净土的统一与互补是20世纪以来汉传佛教的重要主题。往生西方净土与建设人间净土是永惺一生自行化他的双重使命,是其佛教思想与实践的集中体现。在永惺看来,建设人间净土是汉传佛教适应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往生西方净土是末法时代最为契机的法门;大乘佛教的菩提道是西方净土与人间净土的共同基础;人间净土的建设是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资粮,念佛法门是实现人间净土的重要途径。永惺所创建的西方寺不仅是香港著名的净宗道场,也是弘扬人间佛教的中心。     

宋代随州大洪山的佛教变迁:以碑刻为中心的考察①

唐宝历二年（826）,洪州开元寺僧善信进入随州大洪山,其所建庙宇在唐、五代和北宋三度得到赐额,即“幽济禅院”“奇峰寺”与“灵峰寺”。北宋徽宗朝灵峰寺革律为禅并更名为“保寿禅院”,绍圣元年（1094）曹洞宗传人大洪报恩奉诏住持,开启了两宋之际曹洞宗复兴的历程。在大洪报恩、芙蓉道楷等住持的建设下,保寿禅院虽然经历战乱和禅宗内部的变化,但大洪山一度成为曹洞宗的传法中心,推动了南宋曹洞宗的振兴。南宋后期曹洞宗再度陷入困境,保寿禅院也渐趋衰落。宋代大洪山佛教的兴起与发展,既是宋代曹洞宗由低谷走向繁荣再逐渐衰落的缩影,也揭示了宗教与朝廷、地方政府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西方净土信仰氛围中的唐人游寺诗

唐代弥陀净土信仰兴盛,净土寺院较多。唐人多崇尚游宿寺院,寺院中由壁画、石像、净土师、净土院等共同构成的净土环境往往会影响其创作。在弥陀净土信仰的氛围下,唐人游寺诗创作显示出比较独特的净土审美。     

苏州灵岩山寺的佛教文化特征

始建于东晋时期的苏州灵岩山寺,千百年来,不仅有大德驻锡,还有文人雅士在此流连,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自印光大师规制灵岩山寺后,专修净土、一心念佛成为灵岩道风,灵岩山寺也因此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净土道场。灵岩山寺还密切关注社会事务,如为民祈祷、赈济灾民等,都明显反映了佛教的入世情怀。     

五代时期敦煌净土寺收支账目初探——基于P．2049号籍帐文书的考察

P．2049号文书为敦煌净土寺直岁僧于后唐长兴二年（931）所作的收支决算报告，作为一件典型的四柱式诸色入破历算会牒，该文书详细记录了净土寺该年收入、支出的各种账目。无论是收入账目，还是支出账目，尽管都存在一定误差，但从会计学的角度考量，仍然称得上精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收入、支出账目都蕴含丰富的内容，诸如各项收支的来源、途径、性质，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敦煌佛教在晚唐五代北宋初期的世俗化倾向，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敦煌地区社会状况的全貌。     

唐初严控佛寺数量及沙汰僧人摭例

隋唐为我国佛教繁荣兴盛时期,其兴盛的原因之一,乃与隋唐两代帝王对佛教的优容、扶持的态度有关。隋唐两代帝王,大都对佛教给予礼遇。不过,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帝王统治时期,帝王对佛教的态度并不尽一致。唐武德、贞观时,曾对佛寺与僧人数量严格控制,沙汰冒滥,即为一例。道宣《续高僧传》卷二十五《唐京师胜光寺慧乘传》载:“唐皇御历,武德四年,扫定东夏,有敕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这种政策,可能延续至贞观初,同书同卷《唐京师大总持寺释智实传》亦载云:“贞观元年,敕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     

日本的五台山信仰探析

中国五台山文殊信仰自北魏、中唐形成以来,很快就影响到了印度、日本等国,作为密教、天台宗等的教学中心,尤其吸引了日本各宗入唐留学生,五台山成为日本僧众入唐朝拜、巡礼的首选圣地。进入10世纪以后,由于末法思想、净土信仰的影响,五台山信仰在日本普遍流传,作为文殊净土象征地,五台山成为日本入宋僧巡礼皈依的佛国。     

大谷光瑞与三次中亚探险

大谷光瑞身为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其早年的三次中亚探险对于日本敦煌学影响极为深远,作为大谷探险队的发起者、组织者和资助者为后人所知。本文即试图理清大谷光瑞作为大探险队的发起人、组织者在三次中亚探险中的作用。     

宋代榷茶始于何时?

宋代榷茶始于何时?《宋史论集》和《宋代经济史》认为始于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八月的于汴京、建安、汉阳和蕲口置榷茶场。“令商人入金帛京师,执引诣沿江给茶。”(《皇朝编年备要》卷一)查诸史实,此说有误。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建隆三年正月丁亥条载:“以监察御史刘湛为膳部郎中。湛奉诏榷茶于蕲春,岁入增倍,迁拜越级,非旧典也。”刘湛之所以在这年正月荣受打破常规的越级提拔,是因为他在建隆二年(961)在蕲春榷茶取得了比上年“岁入增倍”     

跨文化与文体之“变”的魅力

《头陀寺碑文》入萧统《文选》,佛教典籍《出三藏记集》称寺碑文“文自彼制”而“道缘成业”,亦“总入于集”,从目录学可知寺碑文兼跨僧俗两界。《头陀寺碑文》以西天佛地为参照,以中土建筑话语叙说佛教寺院与佛理,其话语跨建筑、佛教两界,由此体现了“碑文”文体其中的一类,由“主于叙事”向“主于议论”之“变”。《头陀寺碑文》以中土义理话语与文章笔法之类叙说佛理,跨中土学术与西土佛教两界。跨文化的多重话语的介入与重构,令寺碑文增添了许多魅力。     

沈阳实胜寺

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一段十二号,有一座规模较大,历史较久的喇嘛寺院,这就是远近驰名的沈阳莲华净土实胜寺,俗称皇寺或黄寺.它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座清入关前盛京最大的喇嘛寺院,始建于一六三六年(清崇德元年),竣工于一六三八年(清崇德三年).一七二六年(清雍正四年)又进行过重修.     

宋明州高丽宝云义通大师事迹考——兼论其在佛教史上的作用

高丽名僧义通,是我国佛教天台宗第十六祖 。经考证,他实名“羲寂”。从高丽到中国,应在明州登陆,在宋太祖乾德五年,离天台到明州,在明州弘扬天台宗教义。卒后,初葬于阿育王寺附近,后迁葬于乌石岙。义通是把天台教籍从天台传到明州的第一人,在明州建立了第一所天台教寺——宝云寺,并开启了天台宗山家与山外之争,所以,他是宋天台宗中兴的先驱者;他又促进了佛教内部台、禅、净土三家的融合,在中国佛教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论汉代“不奉诏”的类型及其内涵

“不奉诏”乃至于“奉诏不谨”是汉代的政治罪名,但在政治运作中,“不奉诏”却有着实际上的生存空间。“不奉诏”可以划分为“军中权宜”、“拒绝任命与赐予”、“为国持正”、“政令失御”等四种类型。它们各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社会意义,特别是其中的“为国持正”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关键的问题在于:当皇帝的意旨明显有失误的时候,朝臣的异议能否得到事实上的合法存在权。古代“开明政治”的标志之一,就是当政者对“异议”有较高的宽容度。     

津梁寺在蓝田县,武德四年萧"非汉字符号"造

《全唐诗》卷二三八钱起有《津梁寺寻李侍御》诗。津梁寺何在 ?何时创建 ?志乘未见记载。王定璋先生《钱起诗集校注》于“津梁寺”下云 ,“津梁寺 :未详何地。”按 ,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有《唐雍州津梁寺释法喜传》 ,载云 :“武德四年 ,右仆射萧 于蓝田造寺 ,名曰津梁。”据此 ,津梁寺乃唐高祖武德四年萧 造 ,在蓝田县。又同书卷十三《唐新罗国皇隆寺释圆光传》云 :“有弟子圆安 ,神志机颖 ,性希历览 ,慕仰幽求 ,遂比趣九都 ,东观不耐 ,又西燕魏。后展帝京 ,备通方俗 ,预寻经论 ,跨轹大纲 ,洞清纤旨 ,晚归心学 ,高轨光尘。初住京师 ,以…     

中国早期净土变相的型制与渊源

中国佛教艺术中的净土变相,其主要图像特征是阿弥陀佛三尊处于楼阁与莲池之间,周围有菩萨天众与各式化生等,表达了信众往生西方乐土的愿望。最早的净土变相典型像例是南响堂山第1、2两窟的浮雕,表明净土变相正式形成于北齐。净土变相的基本图式和构成要素,与犍陀罗地区出土的穆罕默德那利造像尤为相近,是借用古印度流行的舍卫城大神变造像为图像范本,结合净土佛典而创制的。这一发现,既指明了中国净土变相的源头,也从具体的案例中显示了笈多王朝的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巨大影响。     

唐长安佛寺何者最大

唐时长安因地处京城,不仅城内佛寺数量众多,而且因不少佛寺的创建多与帝王或达官显贵相关涉,因而其规模也非外州所能比。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中曾说,“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佛像、经楼等庄严如法,尽是名工所作,一个佛堂院,敌外州大寺。”那么,长安佛寺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又以何者为最?如就现在所见资料来看,则章敬、西明、慈恩三寺最为瞩目。章敬寺,宋敏求《长安志》云其“总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四十八院。内侍鱼朝恩请以通化门外庄为章敬皇后立寺,故以章敬为名。……是庄连城对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鱼朝恩初欲得之,及是建寺…     

火与水的石门

丰子恺对故土的感情,真正称得上浓烈。1939年,在逃难的路上,他满怀深情地撰写长文回忆石门湾的繁华,“无数朱漆栏杆玻璃窗的客船,麋集在这湾里,等候你去雇。“抗战前,在丰子恺眼里,石门湾的繁盛,早已超过了县城。忆及寺弄,他的那一支笔就难得地得意起来:“你如果想通过最热闹的寺弄,必须与人摩肩接踵,又难免被人踏脱鞋子。因此石门湾有一句专业的俗语,形容拥挤,叫做‘同寺弄里一样’。“丰子恺多次撰文,描述这个给了他滋养的江南古镇。可以说,故乡石门湾,一直是这位艺术家心中的一方净土。     

周颙与宋齐佛教 ——以钟山隐舍与草堂寺为中心

[提要]周颙于宋泰始四年自蜀返建康后造山茨精舍,嗣在其前造草堂寺,二者独立又为整体,位于钟山(北山)西而非“雷次宗旧宅”处。“山茨精舍——草堂寺”的建造为僧人提供止锡、修持、著述乃至弘法的场所,蜀法绍是精舍最早的住僧,法度开创摄山前于宋末“游于京师”,当居其中,二人并称“北山二圣”。慧约在草堂寺弘法十余年,“清虚满世”。僧朗前往摄山前亦应止锡山寺。山茨精舍亦为周颙的“隐舍”,他长居其中习佛修静,解经著述,其《抄成实论序》昭示周颙永明八年尚健在,可补正史记载不足,特别是《三宗论》的撰成使“三宗之旨”在江南传布,对摄山三论学派的兴起有积极作用。文中对汤用彤、任继愈、鎌田茂雄的相关论述展开讨论并予以补证或订正。     

南北石窟寺的造像思想初探

陇东地区的南北石窟寺,是六世纪早期营造的两个重要石窟,两窟规模较大,都以过去七佛造像作为主尊,造像题材与造型等主要源于云冈石窟;南北石窟寺中没有出现北朝时期常见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其中的造像与法华三昧禅法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窟内空间、造像体量等方面来看,南北石窟寺的过去七佛等造像,主要可能是作为礼拜忏悔的所缘对象;两窟造像的总体设计,可能体现了藉助于修习礼忏等相关法门,以便往生弥勒净土的思想;在两窟中,僧人们可以进行每半月的集体诵戒活动,平时也可以在佛像前礼拜,或诵持七佛等所说陀罗尼,由此可以忏悔业障,护持净戒,从而更好配合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