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分析

随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提出,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对促进区域绿色转型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绿色发展理论,界定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概念与内涵,在借鉴PSR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循环复相关系数方法筛选构建了包含城市增长绿化度、绿色财富、绿色政策支撑度3个层次共25[JP2]个指标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评。结果显示：2012—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总体波动上升,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绿色财富水平有待提升。从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发挥区位优势以及改进政绩考核指标等方面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JP]     

西藏自治区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对策思考

绿色发展作为我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西藏自治区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探索该类特殊区域的绿色发展的实现形式对于提升我国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结合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运用熵权TOPSIS法深入剖析藏区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为促进藏区的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安徽省经济福利水平测度及动态演变分析

基于安徽省2007—2017年统计数据,构建经济福利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及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经济福利水平呈增长态势,生活福利维度对经济福利支撑较强,但收入维度指标与经济福利增长走势相背离,其中教育、就业对生活福利贡献较小,城镇居民居住条件有待改善。要实现安徽省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可从提高居民收入、稳定就业、推进教育和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条件等方面着手。     

数字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1-2018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数字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层面上数字金融均可以提高我国绿色发展水平;(2)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创新效率、扩大技术溢出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机制提高我国绿色发展水平;(3)数字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存在着单门槛效应;(4)数字金融对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存在着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可以显著提高本地绿色发展水平但不利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     

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分析研究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与高质量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证考察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对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通过对生态环境、经济高效发展、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综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金融科技增强了绿色金融在创新发展、高效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影响,但在绿色金融影响绿色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科技未能表现出预期的调节效果。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性建议,包括加强绿色金融科技的顶层设计,积极发展绿色金融科技,以及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绿色金融领域的风险监管、控制能力等。     

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系统耦合及动态演进

要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双目标必须加快经济绿色转型,绿色金融发展是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工具,经济绿色转型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更多的应用空间,两者相互影响。在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理论内涵与耦合机理分析基础上,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和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二者的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然后进一步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了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采用Kernel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探究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样本期内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整体水平依然偏低,但二者均呈上升趋势,而且二者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趋势愈发明显。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的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地区内差异和地区间差异是系统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和西部的地区内差异逐渐扩大。各省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绿色转型的系统耦合协调度虽然存在状态转移的可能性,但保持原状态概率较大。     

绿色金融背景下我国金融业集聚发展

绿色金融即生态金融,是现代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绿色金融符合未来金融产业发展的态势,国外学者就绿色金融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国内的成果相对滞后。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深圳、北京都提出了构建不同级别的金融中心,整体表现为金融集聚水平在提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是我国金融业的主要集聚地区。本文阐述了绿色金融概念,探讨了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分析了我国金融业积聚发展的态势,就当前如何实现我国金融产业积聚发展提出了政策。     

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分析

农业绿色发展是破解生态压力和农业结构转型双重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研究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黄河流域划分为上中下游等3个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并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环境友好、生态保育、资源节约利用和产出高效等5个方面确定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分析方法,选取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分析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及各省区内部耦合协调情况.得出如下结论:1)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区域层面发展水平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中游、上游和下游,省区层面的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内蒙古自治区,最低的是山西;2)黄河流域农业绿色发展差异性问题逐渐凸显,上中游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增速较快,下游较为缓慢,逐渐形成尾部塌陷的区域特征;3)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内部耦合协调度呈增长态势但都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     

金融支持是否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一项荟萃分析

金融工具是政府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金融支持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性结论。为了确定金融支持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际功能,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对研究金融支持与农业绿色发展关系的33篇文献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金融支持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主效应值为0.282,95%置信区间为(CI,0.11-0.437),两者之间呈中等程度正向相关。通过对干预变量的亚组分析发现,金融支持与农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受到金融支农类型、农作物种类和农业绿色发展的测度工具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

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数字化经济环境、数字化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转型、生活数字化提升四个维度选取22个变量,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oran′sI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份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但呈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中次、西低”的分布格局,但西部地区“追赶效应”显著;区域相对差异持续缩小,但绝对差异呈扩大态势,全国及东部地区出现了“极化现象”,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根源;区域间呈现鲜明且稳定的空间正相关性,东部省份主要落在“高—高”集聚区,而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大部分省份落在“低—低”集聚区。     

我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乡村振兴是加快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构建高质量农业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要求。为揭示我国农村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水平,本研究以绿色发展为理念,在借鉴已有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农业经济绿化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农村社会发展和政府绿色支持四个维度构建我国农村绿色发展评价的层次模型及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TOPSIS和影响度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2011—2016年我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态势,各子系统绿色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农业经济绿化度、农村社会发展、政府绿色支持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制约我国农村绿色发展水平的因素依次为农村社会发展、资源与环境承载力、政府绿色支持和农业经济绿化度。以绿色技术构建绿色农业生产体系、完善农村资源环境的绿色治理体系、构建农村绿色生活方式的行动体系和完善农村的绿色财政支持体系是实现乡村绿色振兴的现实选择。     

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在梳理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2012—2017年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发现：第一,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促进产业绿色发展,产业绿色发展反哺绿色金融成效显著,二者已达到良性共振耦合,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发展阶段经历了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阶段到良好协调,并向着优质协调靠拢;第二,上游地区产业绿色发展已形成了区域内合作机制,产业绿色发展迅速,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耦合协调度自2012年以来上升最快;第三,九省二市绿色金融与产业绿色发展的基础和侧重点不同,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一定差异,但都达到了良好协调阶段。针对长江经济带绿色金融和产业绿色发展二者耦合协调度现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绿色城镇化是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绿色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因此选取人口转移、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作为反映绿色城镇化水平的一级指标,构建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评价我国31个省份的绿色城镇化水平。结果显示: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不平衡性,呈现自西向东的阶梯状分布,西藏、甘肃等西部偏远地区省份的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靠后,其绿色城镇化建设极度欠缺;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地区省份的绿色城镇化发展处于中间水平;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的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在全国处于靠前的位置。因此,应采取推动城镇产业向绿色产业转型、科学规划绿色城镇化建设格局、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措施来推进我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     

哈长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城市群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哈长城市群为我国东北地区黑、吉两省唯一的国家级城市群,其发展程度影响深远.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优化哈长城市群绿色发展模式是势在必行的一步.本文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对哈长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得出以下观点:一是2011～2019年,哈长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呈现"高—低—高—低"特征;二是以长春、哈尔滨为核心带动周边发展,整体上南部各市及自治区绿色发展水平高于北部;三是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及农业为主城市较为缓慢,哈长城市群内部黑龙江省下辖各市区发展弱于吉林省.     

青岛市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实证分析

采用钱纳里和库兹涅茨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并结合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以及人口城市化率四个指标对2012—2016年青岛市的工业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实证分析,从而完成对青岛市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判断:青岛市工业发展水平处于向后工业化迈入阶段。据此对青岛市未来的经济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强化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高新化和生态化发展;完善相关政策;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     

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测度及区域比较

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贡献不断增大。我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逐渐加深,金融业的增加值大幅度增长,货币供应量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递增的,金融对经济的影响逐年增大。但是我国金融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贡献度还比较低,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和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力还较弱。我国的金融发展结构还未达到高级阶段,区域金融资源分布和发展水平极不均衡并且呈现出金融发展差异逐渐增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