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花腔》的历史叙事

李洱《花腔》塑造了葛任这一知识分子形象,并对其精神的困顿与冲突剖析,揭示了历史伦理对个性的戕害.这种剖析是由多个叙事角度及其带来的多重叙事声响完成的.这种多重角度的叙事,形成了文本独特的"对话体"模式,生发了历史叙事的层层迷雾,进而彻底地消解了历史的崇高意义.     

析《爱历元年》中的二元性别叙事结构

王跃文在其新作《爱历元年》中,试图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二元性别叙事结构。小说通过对传统性别结构模式的消解、对传统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突破和对男女“主体”存在意识的叙述,显露出了试图建构这种叙事结构的文本意图。     

试论巴金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特色

在我国现代小说作家中,写知识分子的题材是极为普遍的,不少作家像巴金这样执着于这一题材,这样广泛地描写各类知识分子的生活、命运,这样忠实地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对人生的探索和理想的追求。他真是描写知识分子出色的有特殊才能的作家。正如巴金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是我最熟悉的世界”,①因而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的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不朽的典型形象,这是巴金给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宝库的珍品。巴金塑造了旧中国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出色地描写了“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在不同时期的痛苦挣扎和愤怒的反抗。从二十年代末期的杜大心,到四十年     

乡 关 何 处——论《曾在天涯》中的高力伟形象

阎真的小说<曾在天涯>成功塑造了高力伟这一新时期留学海外的知识者形象,在百年中国留学生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小说的表层叙事是高力伟在中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对于本土文化的坚守;深层叙事是高力伟文化身份的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则与他东方式的自我意识有关.高力伟形象从一个特殊的侧面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革命叙事中自我表达的可能与限度——从《铁木前传》六儿形象塑造看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

孙犁在《铁木前传》中塑造的六儿是十七年文学中的独特形象，摆脱了革命文学塑造人物的窠臼。孙犁在六儿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表面上是顺应了时代话语批判着六儿，但在文本内部又潜藏着对六儿的理解与欣赏。这种矛盾的创作心理起源于孙犁意图在革命叙事主流话语中隐晦地表达自我的个体价值观。但个体价值观的自我表达与革命叙事表达却在书写过程中发生牴牾，使小说出现了明显的叙事裂缝。革命叙事裂缝中的“自然人”六儿与孙犁的生活经历形成了一种镜像互动，成为一个富有隐喻性的人物形象，更成为透视孙犁创作的矛盾心理的一个重要人物。     

知识男性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解读知识男性与劳动妇女的爱情叙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知识男性与劳动妇女的爱情叙事大量而集中地出现在男作家所创造的文本之中.在这些文本中,美丽温情的女性都是"空洞的能指",知识男性的心灵挣扎与身体历练才是作品叙述的中心.男作家们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对劳动妇女这一群体生存与命运的关切,其创作的隐秘动机是治疗男性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之内,建立中国知识男性的自我主体形象,改变知识分子被权力政治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修正知识分子卑琐、不洁、可疑、软弱的"女性"化形象.     

美国文学中残疾人形象之流变研究

“残疾”,在当代社会不再简单地被理解为肢体的残缺,而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文学文本通过塑造残疾人物的形象,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建构过程.美国文学史上残疾人的形象经历了从19世纪起的“恶魔化”到战争期间的“英雄化”,直至当今的“正常人”的转变.这一变化体现出了残疾人在现实世界中日渐觉醒的权利意识与社会地位变化,而塑造不同时期残疾人物形象的美国文学作品则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见证”与“协调”的重要作用.     

论《无望的逃离》对“多余人”形象的传承和发展

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尤里·波里亚科夫的代表作品《无望的逃离》是一部以中年知识分子巴士马科夫二十几年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为切入点,反映俄罗斯社会在苏联解体前后社会巨变和知识分子阶层心态裂变的当代小说。主人公巴士马科夫堪称俄罗斯当代"多余人",在对其"多余人"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运用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双重创作手法,从而从人物性格和创作手法两方面完成了对19世纪俄国"多余人"这一重要社会情结的超越。     

历史的断裂与叙事的弥合——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与90年代初知识分子叙事

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出现,成为一次重要的发声。在这一兼具总结性和实验性的文本中,知识分子,尤其是掌握话语特权的"作家"群体在这一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反思与自我反思实践在小说叙事的多个层次中相互映照,并勾勒出"历史"这一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书写欲望对象在文本形式、形象与内容中的多重投射,展现出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知识分子对时代性历史焦虑的反思与弥合历史断裂感的努力。     

从“新女性”到“封面女郎” ——由女性期刊封面看现代性话语之嬗变

女性期刊封面作为一种有效传播媒介,选择并塑造了不同女性形象作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理想女性”.具体而言,分别是启蒙叙事阶段的“新女性”形象、革命叙事阶段的“女劳模”形象和消费叙事阶段的“封面女郎”形象.各个时期“理想女性”之间迥然异趣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既表征着社会职业和民众心理演进的规律,也清晰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轨迹.     

正确塑造知识分子形象——谈《创业》中的章易之

电影《创业》不仅塑造了周挺杉、华程等无产阶级英雄的形象,而且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艺术典型——章易之。分析一下这个人物,对于我们在文艺作品中正确塑造知识分子形象,颇有裨益。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竭力诬蔑和打击广大知识分子。他们诬蔑广大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     

《麦田里的守望者》叙事的不确定性

美国经典成长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塑造了一名叛逆而又执着的少年形象,但小说并不像许多读者和批评家认为的那样是作者对读者的直接叙事。相反,小说在叙事上呈现出一种后现代的“不确定性”：不成熟的霍尔顿是个“不可靠的叙事者”;受叙者“你”的身份有着令人生疑的两种诠释;而二层叙事结构更是进一步增强了整个文本的“不确定性”。不确定叙述是叙事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方式,它让读者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参与到与作者的互动当中。     

萨义德知识分子观的分析与启发--读《知识分子论》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其影响是巨大的.通过从思维自觉性、角色选择和标准选择三个角度解读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可以了解他整体的知识分子观.同时,对中国"士"文化背景下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特征的人格双重性及其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加以剖析与概述,在提出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现状应予以关注的基础上,主张将萨义德关于西方世俗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当代理论引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发展路途中.从而使现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焕发时代精神,以独特的形象推进现代化进程.     

现代性多层叙事的意义

在《孔乙己》中,文本叙述者是两个不同的“我”进行的多角度多层次叙事,一层是表面叙述孔乙己的故事,另一层是潜在的自我心理流程的揭示。作者赋予文本丰厚而深刻的审美内涵,表达出哲学寓言层面的象征意义,具有强烈的反省抒情意味,表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体意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审视。其叙事机制的现代性代表了五四作家对小说叙事模式的探索。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20世纪50-70年代知识分子叙事中的三种精神类型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知识分子叙事中，人物不是作为“形象”“性格”，而是作为某种精神现象、主观感受的寄寓者、表征者而存在。“浪漫青年”“流浪汉”“科学主义者”形象便是其中较为独特的三种类型。由此探析，恰可呈现知识分子叙事的别一精神追求以及不无高蹈的主观情思。     

论杨绛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作为在“五四”新文化浸染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作家,杨绛从小说创作开始就努力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用其独立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她的小说在塑造了一批女性经典形象的同时,也描绘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男性形象。这些男性角色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品格虽有高低之分,但爱情都充满失落无奈,事业上少有成就,且性格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点和弱点。杨绛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消解了男性霸权,冷静地呈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委婉地反映出人生的局限和社会的荒诞。解读杨绛小说中男性形象的丰富内涵,是欣赏杨绛作品艺术、探索知识分子内心、解读社会现象的有效途径和独特视角。     

跨文化文本空间中的性别对话——从《女勇士》中花木兰形象解读汤亭亭的跨文化叙事

美国当代作家汤亭亭在《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以中国传统故事中的花木兰为原型,通过融入中西文化元素塑造了一个现代“女勇士”形象,集中展示了她作为华裔作家的跨文化叙事策略。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中通过对于圣经、佛教和道教典故的改编和移植,在文本中建构了融汇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的跨文化空间。跨文化空间的构建和“汤氏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不但在文本想象层面实现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对话,同时也传达了作家对于消解现实生活中以男权主导的性别对立模式的诉求。     

天使与妖妇——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本文从女性视角出发,通过对男性文学文本中的“天使”和“妖妇”两种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出男性作家通过在文学作品中塑造这两种虚假的女性形象以左右和警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从而达到控制和支配女性的目,这正是性政治策略在男性文本中的一种具体表现。     

20世纪戏仿叙事的“反向”逻辑

在中西方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中,戏仿叙事作品的兴盛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这类作品在依赖戏仿进行叙事的过程中通常都遵循一种独特的“反向”或“倒置”的逻辑,对源文本的叙述逻辑及创作意图进行颠倒式的处理,具体手法包括对源文本中“英雄”式主人公的反向塑造、对源文本角色间的权力等级关系的反向设置、对源文本情节叙述模式的反向“突转”.虽然20世纪戏仿叙事的“反向”逻辑是对源文本叙述逻辑的一种解构或否定,但它却不是对后者的纯粹消极的否定或破坏,而是一种带有双重性质的积极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