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反哺：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既放大了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数字鸿沟的消减。以数字反哺为切入视角，聚焦年长世代，从微观能动层面探讨其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存在的“精神接入”困境，旨在通过尊重老年“拒绝者”的数字意愿、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环境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的学习意愿等方式，充分发挥数字反哺效用。强调人在数字化实践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打破老年群体对于信息传播技术被动接受的形象，进而驳斥“数字难民”这一忽视老年人数字化实践主体性的概念，为理解数字鸿沟“接入沟”中的“精神接入”、探析家庭代际联系、重构老年文化提供借鉴。     

三元交互决定论视角下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研究

随着我国数字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老年人在数字接入、数字使用与知识获取等方面存在障碍,“数字鸿沟”成为阻碍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主要因素。文章以质性研究中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采用ROST-CM6和Nvivo11 Pro软件进行文本分析,发现阻碍老年人数字融入的主要原因是数字设备接入困难、数字设备使用困难和数字信息获取困难。基于三元交互决定理论,文章认为老年人数字鸿沟现象是个人认知因素、行为因素、环境因素三者相互影响和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此,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需要从三个层面共同发力：在认知层面需要老年群体转变个人观念,提升使用动机;在行为层面需要老年群体增强个体的行动能力,主动学习数字知识;在环境层面需要关注多方支持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从“阻老”到“助老”：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

数字化社会不断更迭发展，老年群体却因数字技能缺失而深陷数字鸿沟，导致其数字社会融入困难这一问题愈发突出。基于此，研究在梳理老年人数字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引入并整合SOR理论和期望不一致理论，构建以“刺激因素—机体中介—反应行为”为逻辑主线的理论模型，并依托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结果显示，老年人的使用感知、使用态度等机体范畴变化受外部刺激因素的影响，老年人数字社会融入困难行为受机体范畴变化的影响。因此，社会各界应不断优化刺激因素，给予老年群体支持与鼓励，帮助其树立对于数字社会的正面感知，以期减少数字社会融入困难行为的产生，实现从“阻老”到“助老”的转变，切实增强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朋辈互助促进老年群体数字社会融入的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一个超大城市的参与式案例分析

老龄化与数字化成为当今中国的两大特点,老年群体如何适应并融入数字社会是积极老龄化的重点之一。现实表明,当政策落地与技术创新的长时性与复杂性需要充分条件增效,且来自家庭的代际支持滞后甚至消失时,朋辈效应的发挥将成为无法忽视的数字支持,其本身的主动性、普遍性和可持续性能够有效地促进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应用案例分析方法,关注老年群体受朋辈效应驱动,在数字融入进程中完成数字角色的重构与迭代,个体在环境、工具和人际的多重作用下完成数字融入的蜕变过程。为全面挖掘朋辈效应推动数字融入的潜力,构建“动机触发-互助路径-作用机制”综合分析框架以观察和理解老年群体在融入过程中的行为模式,通过参与式案例观测厘清朋辈效应促进数字融入的三重互构路径“动机嵌入-场景整合-行动扩散”,并进一步深入揭示老年群体在数字融入进程中以朋辈互助为核心,由具有融入共识和合作行动的多元互动关系凝聚而成,三维一体的“互助主体-互助结构-互助模式”的互构支持型的融入持续循环机制,揭示“数字贫困者”数字脱贫的行为逻辑,深入挖掘动态演化的形成机理,由此从现实维度切入提供不同层面的建议对策,以期从新角度解答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问题。     

老龄数字鸿沟根源剖判与数字包容社会构建方略

近年来,数字信息技术革命高歌猛进,随之而来的数字鸿沟、数字排斥及数字贫困使得老龄群体的社会生存举步维艰,加之“数字弱势性”不会随科技更新与代际更迭自行消失,反而会随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数字资源的分布更加不均衡,对于老龄群体会造成更加普遍的歧视。为推进老龄友好型数字包容社会建设,以伦理现实二维框架为分析视角,着重探讨数字鸿沟存在与产生的社会根源及演进机制,探讨老年友好型数字包容社会的建构方略,得出基于强化数字权能、细化社会支持、优化公共服务3个维度从根本上改善老龄群体数字弱势性的结论。     

家庭多维数字鸿沟对居民风险投资决策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CHFIS）,系统性地研究了家庭多维数字鸿沟对居民风险投资决策的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相关内生性问题后发现：首先,不论是综合数字鸿沟还是分维度的一级和二级数字鸿沟,都显著地抑制了家庭的广义和狭义风险投资参与,同时也抑制了家庭广义和狭义风险投资强度,通过变换多维数字鸿沟构造方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也验证了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普惠金融发展好的地区,多维数字鸿沟对家庭风险投资参与的抑制作用反而更加明显,数字鸿沟影响到了居民平等获取普惠金融的机会,造成了“强者恒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另外,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鸿沟通过抑制家庭社会网络、金融信息获取以及替代线下金融可得性,进而影响到家庭风险投资决策。     

老年人“数字鸿沟”视域下广州市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

如今,我国人口结构不断老龄化,同时在居家生活、健康医疗、交通出行等各类场景数字化过程中,打造智慧服务、和谐共生的新型数字生活,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我们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和数字化转型变革双重历史环境下,要帮助“数字化弱势群体”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缩小“数字鸿沟”,更好融入社会,享受数字化转型变革带来的红利。本文分析老年人应对数字化转型趋势与现实迫切性,探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弥合老年人“数字鸿沟”的优化路径,为进一步推进数字化转型变革与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参考。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视角,解释通过数字包容策略化解数字鸿沟,尝试解决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实则反映了技术与治理、行政与自治、增权与赋能的三大困境。而实现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制度安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安排层面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居民需求的回应度和治理系统的适应度。在实践取向层面需遵循人本主义、简约主义和整体智治。为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未来需要从组织维度助推老年人数字包容治理,从行为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参与能力,从技术维度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长者数字包容的承认意蕴与伦理反思

长者数字包容是以消除数字排斥、弥合数字鸿沟为目的的动态过程。在制定数字适老化政策、落实数字适老化改造、推行数字素养培育等具体行动方案中，老年群体在自我承认、他者承认和相互承认的反复确证中完成“主我”与“客我”的融合。但长者数字包容的进程依旧存在诸如自我赋能失效危及自信建构、共识性偏见影响自尊塑造、共同体遗弃导致权利剥夺等的伦理风险。为此，依托霍耐特的“爱—法律—团结”承认模式建构长者数字包容的实现路径，从代际情感反哺、法律规范制定、共同体建构等层面促进爱的回归、权利的保证和团结的实现，以期帮助老年群体在长者数字包容的实现进程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承认。     

包容性发展视域下信息低层老人“数字鸿沟”的治理方略

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演绎出老年群体智能技术需求层次，进而在南京调研以了解“社会乏力型、自身乏力型、设备乏力型、自身-社会无力型”四类信息低层老人不同信息需求现状，并分析信息低层老人数字鸿沟产生原因。要在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治理信息低层老人“数字鸿沟”,应从老人智能技术需求出发营造以人为本、生活至上、精准施策的需求包容数字环境，机会均等、多元共治的社会包容数字环境，以及社会公共服务智能化、智能应用设备适老化的技术包容数字环境。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巨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较农业收入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及其他稳健性方法后,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得出,女性、中青年、东中部地区受数字鸿沟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收入层级来看,数字鸿沟对高收入阶层的非农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农业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阻碍了家庭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家庭收入,且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微观层面数字鸿沟指标构建、缩小数字鸿沟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破解农村老年人“数字脱钩”困境的路径探析——以淄博市桓台县C村为例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在数字化与人口老龄化一并深入发展的时代,农村老年人更是成为数字时代的边缘群体。为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老年群体生活幸福感和自我效能感,笔者对淄博市桓台县C村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深入访谈,试图从“接入沟”“使用沟”和“素养沟”三方面发现农村老年人“数字脱钩”的具体表现,并从政府帮助、家庭反哺和技术支持三个角度提出破解“数字脱钩”的对策。     

老龄技术守护：人工智能时代老年数字鸿沟及其弥合路径

人工智能正在更广泛、更深刻地改变和重塑着人类社会生活。随着我国迈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正成为智能生活下的“数字遗民”“数字难民”,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日趋凸显,主要表现为接入沟、使用沟和知识沟。这些问题的形成逻辑可归结于内外两大原因：从外部看,数字技术的应用广泛深入;从内部看,数字主体的技能严重不足。弥合老年数字鸿沟,需要技术赋能和管理赋能双管齐下,推动技术向善的数字应用技术,构建以政府主导的多元化治理格局,变数字鸿沟为数字红利,构筑年龄友好型数字社会。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与消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显然,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数字中国发展的新蓝图,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但是,由于缺乏数字素养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充分表达,老年群体面临"数字鸿沟"问题,这也成为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一道障碍,引起广泛关注。为此,文章从老年人数字社会排斥的理论指向和现实问题出发,在老年人现实生活经验与实践中分析社会排斥的根源,探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可能路径与未来方向。文章以65岁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对宁夏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四个社区的老年人居住家庭和所属社区开展实地调查。调查发现,以数字技术的变革为驱动的数字社会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模式,重建了人们的社会联结纽带。这一点,在老年群体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在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数字鸿沟"限制,该群体受到了社会排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需要全面理解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全面数字化、数字平台化和智能化以及社会个体化的现实。剖析老年群体在结构性排斥的驱动下,经由主体建构与策略选择共同作用下"复合型排斥"的生成机制。基于此,应当从社会、社区与个体的多维融合视野出发,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完善数字社会和数字中国的体制机制建设,完善政府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激发银发活力,再造老年人的主体性来消解社会排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数字鸿沟”的填平到“新数字鸿沟”的跨越——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新思路

教育信息化在促进社会进步、教育公平方面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伴随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与之对应的“数字鸿沟”日益加大，并日益演变为“新数字鸿沟”。政府通过物理手段填平了明显的数字鸿沟，在此基础上，通过信息化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在拥有网络基础上的合理、全面使用信息技术，弥补技术层面的信息差距，实现对“新数字鸿沟”的跨越，最终实现教育的公平发展，彰显信息技术推动教育公平的本质内涵。     

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政府责任与实现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与社会体系的深度融合,老年群体正在面临各种数字融入难题,遭遇新的数字贫困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接入贫困、技术运用贫困和信息素养贫困。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已经成为极为迫切的议题。从政府责任视角来看,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角色缺位、不作为和乱作为等"责任漂移"现象,概括为制度设计滞后和政策回应不足两个方面。为此,需要进一步强调老年群体数字贫困治理中的政府责任,从理论依据、治理困境、责任定位三个层面理清政府的履责逻辑,明晰政府在制度体系设计、公共服务兜底、社会权利保障中的具体责任。老年群体数字贫困的有效治理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优化服务方式,坚持数字时代的人本理念;强化财政支持,助力数字福利均等共享;完善法律规范,编织数字权利保护网络;构建长效机制,确保治理行动持续深入;联动多元主体,整合数字贫困治理力量。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双重鸿沟”与跨越

数字化时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乡城鸿沟演化成了乡城鸿沟和数字鸿沟的“双重鸿沟”。基于“双重鸿沟”的现实背景和框架分析了“数字鸿沟”引致的农民工“数字化贫困”及双重资本贫困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尼效应。农民工由浅到深五个层级的“原生性数字鸿沟”会引发“衍生性数字鸿沟”,进而形成“数字化资本贫困”。“双重鸿沟”及“双重贫困”将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四个方面的阻尼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分化效应、社会发展差异的强化效应、身份认同的排斥效应以及生活方式的固化效应。农民工“数字鸿沟”的跨越需要通过“架桥”联通工程、“搭梯”进阶工程、“填沟”托举工程、“善治”弥合工程和“赋能”助推工程，从数字化硬设施、软环境、培训、教育与赋能等方面组合施策。     

ICTs产品的应用与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 ———基于Y村和H村的个案比较研究

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问题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而且也深刻地体现在“乡乡之间”。文章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探讨中国农村数字鸿沟问题,并特别关注不同村庄结构条件下数字鸿沟形成的实践过程和机制。“传统村庄”和“工业化村庄”代表了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两种典范类型,并成为我们探讨“村庄之间”数字鸿沟的基本范例。本研究将不同主体在“占有”ICTs产品上所形成的鸿沟视为“初级鸿沟”,将不同主体在“使用”ICTs产品过程中所形成的鸿沟视为“次级鸿沟”,并认为占有和使用上所形成的鸿沟在实践过程中呈现为一种“相互再生产”的效应。笔者最后指出,作为一种“移动网络”的手机或许将成为未来信息技术整合的首要载体,并成为化解数字鸿沟的有效利器。     

北京城中村居民“数字鸿沟”测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弥合农村代际数字鸿沟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和强劲动力。当前,农村代际数字鸿沟主要表现为数字素养代际差异显著、数字技术应用繁复、数字产品市场供需失衡、信息技术适老化改造滞后等。弥合农村代际数字鸿沟,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推进政府主导、村社引导和技术赋能的基本逻辑,优化乡村数字服务供给体系。可以综合采取增进主体能力、加强家庭数字反哺、畅通朋辈沟通互助和完善适老改造等措施,消解数字鸿沟带来的差距,塑造友好的数字化环境,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