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视域下日本对俄政策的基本框架与效果评价

俄乌冲突发生后,日本调整了以往的对俄政策,岸田政府紧随欧美国家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日本对俄政策的调整既体现了岸田政府极力展示自己执政特色的现实需要,也体现了日本欲渲染俄乌冲突对国际社会的恶劣影响以迈向“正常国家化”的战略需要。同时,俄乌冲突为日本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提供了契机。岸田政府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增强对俄威慑力,以共享价值观的国家为重点构建反俄同盟,同时通过拓展经济领域合作降低能源方面的对俄依存度。但这些举措无法助力日本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严重影响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而且突破“专守防卫”政策、谋求军事力量的提升等行为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制造地缘政治对立,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俄乌冲突对东北亚地缘关系的影响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实施了“特别军事行动”即发生了所谓的“俄乌冲突”,它不仅造成了欧洲历史上一个和平时期的中断,还被认为是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历史上发生的最大规模战争。其风险和对全球安全架构的影响很难评估且成因复杂。本文主要分析俄乌冲突对东北亚地缘关系的影响,重点关注这场冲突对俄罗斯与东北亚主要国家间在外交、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受到的冲击,并尝试分析在东北亚和整个欧亚大陆建立一个新的安全体系进程受到的影响。     

俄乌冲突在东亚地区外溢效应论析

俄乌冲突的关键症结在于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长期积淀的对抗性矛盾,以及俄乌关系的极度恶化。由于乌克兰地处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进行地缘政治博弈与战略安全对垒的敏感地带,因此俄罗斯以“倾国之力”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随着冲突外溢效应的波及,美国和西方合力将北约东扩的战略逻辑与欧洲安全困境扩展到亚太地区,居于亚太中枢的东北亚地区日趋成为新的全球焦点。北约“全球化”的进程已悄然启动,其染指亚太、攫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企图与“四国机制”的目标指向相辅相成,这对亚太地区既有的合作框架以及和平稳定的环境构成挑战。促成俄乌和谈与和解是避免冲突升级与恢复地区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国际社会应继续为俄乌和谈创造条件和环境。中国应冷静应对并妥善安排中俄与中乌这两组关系,提供积极有效的外交斡旋,充分体现大国的和平维护者与建设者角色。     

俄乌冲突下的美国对俄技术遏制战略及启示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高烈度的技术遏制,在西方全面对俄技术遏制的过程中发挥着最为核心的作用。美国对俄技术遏制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进行对外军事行动的能力。美国对俄技术遏制战略以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为核心,主要举措包括大幅强化对俄技术出口管制、对俄技术领域实施金融制裁以及组建对俄技术遏制联盟。从实际效能来看,美国对俄技术遏制战略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初步实现,俄罗斯扩大军事行动的能力受到了削弱。美国对俄技术遏制战略对中俄技术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同时该战略可能会为美国未来的对华技术遏制战略提供参照。中国应在规避美国二级制裁风险的情况下继续与俄罗斯开展科技合作,同时积极应对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技术遏制的可能趋势。     

俄乌冲突与国际矿业市场演化

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国家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天然气、钾盐等优势矿产影响全球市场。三个国家间矿业彼此依赖,博弈共存。俄乌冲突冲击矿产资源产业链和供应链,加剧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推动矿业金融治理格局演变,深刻影响国际矿业市场演化进程。俄乌冲突初期,区域矿产资源供应链中断,部分矿业开发停滞,矿业市场预期调整,矿产品价格剧烈波动。伴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与扩大化,西方与俄罗斯的制裁及反制裁持续推进国际矿业市场贸易格局和结构变化,进而引起生产格局和结构转变。美西方与俄罗斯矿业合作裂痕扩大。欧盟寻求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加速与俄罗斯能源“脱钩”,与美国能源贸易额急速扩大,石油和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消费总量快速下降,“双碳”目标出现逆流。俄罗斯能源出口转向亚洲。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成本增加。全球煤炭生产和消费创下历史新高,全球“双碳”目标实现成本提升。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化能源资源矿产多边谈判,推进全球矿业开放和公平治理,保障矿产资源供应链产业链稳定。     

俄乌冲突的“蝴蝶效应”与中国粮食安全的地缘风险

俄乌冲突所导致的“蝴蝶效应”使中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地缘风险。“蝴蝶效应”强调在对变化高度敏感的议题领域中,体系内关键节点的微小改变会引发连锁反应,造成与之体量不相匹配的后果。在相互依赖的全球市场中,由于粮食具有安全属性,各国对粮食市场的变化高度敏感。因此,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大“市场关键点”粮食出口收缩后,全球粮食市场中的供给不足被催化并加剧了国际粮价的异动,这一“连锁反应”诱发了全球性的粮食安全风险。对中国而言,此次“蝴蝶效应”波及了粮食进口的稳定、提升了美国在中国粮食进口中的优势地位、冲击了中国粮食进口的渠道、加剧了粮食进口被“安全化”的趋势。对此,中国亟需提高粮食安全的韧性,丰富粮食进口来源并利用金融手段缓解粮价波动,以规避地缘政治变化的“蝴蝶效应”冲击中国的粮食安全。     

日本经济研究报告（二）：国际经济环境波动下的日本对外经济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引发了全球性深度经济衰退,之后出现了快速的反转,形成了V型经济复苏。日本作为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其对外经济不仅受到国内经济的影响,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总体看,日本在对外贸易、对外投资等方面的变化,既与国际经济的总体变化比较相似,又与新冠冲击和俄乌冲突的经济冲击的特点是相对应的,具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对外贸易的V型变化,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及供给约束型通货膨胀。这些变化还深入到贸易结构和供应链调整等方面,这表现了日本对外经济的特点。日本政府在较长时期积极调整对外经济战略与政策,如大力开展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合作、打造坚韧和安全的供应链、深化特定重点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外部冲击的影响。     

日美同盟背景下的日本衰退与世界大变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并在其后开始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低迷。以经济实力减弱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综合实力也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同样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之下,近30年来日本的发展与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的发展相比成效截然不同。日美经济摩擦在80年代就已经趋于激烈化,反映了国家间利益的争夺。这是日本衰落的起因和重要的长期影响因素。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表明世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实力的减弱预示着“美国治下的和平”将终结。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加速了世界大变局的进程并加剧了其深刻程度,同时进一步证实了日美同盟与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不相适应。日本国内外发展情况表明,日本的未来发展战略面临重大的挑战,增强战略能力和进行战略选择至关重要。     

俄罗斯新海洋学说：内涵与挑战

作为海洋大国,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更新了其海洋学说,反映了俄罗斯官方对海洋政策和海洋活动的总体构想。基于战略目标和原则、国家利益与主要挑战,新版《海洋学说》阐释了俄罗斯海洋活动的关键功能领域、重点区域以及海上活动支援细则,并规划了其管理与执行任务。新版《海洋学说》进一步扩展了俄罗斯海洋活动的功能领域,重新调整了海洋政策主要区域的优先次序,更明确展现了经济和社会取向,其潜在意义涵盖安全、经济、科研等多个维度。然而,就实践而言,海洋活动能力的弱点和现实困局可能使俄罗斯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和挑战,特别是俄罗斯与西方的海洋战略竞争、对老式设施和进口技术的依赖、俄乌冲突及西方制裁的负面冲击。在中国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过程中,俄罗斯海洋战略追求中的制约因素值得警醒,海洋战略的中长期规划和前瞻性思考值得重视。     

日本“新安保三文件”下的强军计划论析

随着岸田政府在2022年12月出台“新安保三文件”,日本的军力建设迎来重大转变。日本打破了国防预算“GDP 1%”原则以及“专守防卫”原则,试图大幅提升国防预算并全面强化军力,以期成为“能战”的军事强国。“新安保三文件”的出台动因有多方面,包括日本对周边国家“威胁认知”的偏差,日本配合美国的军事战略、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的需要,以及日本国内更加重视国家安全问题。在发展前景上,日本强军计划并非完全乐观,其国防预算增长计划有可能无法得到全面落实、“和平主义”思潮以及“募兵难”问题也会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起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日本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

在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 ,中小企业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速度的加速 ,特别是以 IT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进步 ,日本的经济却迟迟走不出泡沫经济崩溃的阴影 ,促使人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基于此点 ,日本政府从政策的角度 ,加强了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以期中小企业发挥更大作用 ,从而有助于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2 0 0 1年日本的中小企业在 654 .1 7万个企业总量中占到 99.2 %,从业人员占到企业人员总量 490 0万人中的 70 %以上。日本中小企业制造业产值占总产值的 55.5%,超过半数。在零售业…     

安倍内阁安全防卫政策评析——以日本三份安全政策文件①为中心

2013年底,日本内阁会议审议通过了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和作为外交与安全政策首个综合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这三份文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维领域,指明了日本安全政策的基本原则与目标、安全环境、议题领域、战略取向以及实现路径,预示着日本安全政策和防卫力量建设将出现重大转变。文章通过对日本安全政策主要维度的述评,指出安倍政府右倾路线指引下的日本安全政策越来越具有外向性、主动性和攻击性特点,其发展动向须引起所有国家的高度警惕。     

马英九上台后的日本对台政策

马英九上台后,日本对台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在领土问题上,强化实际控制,缓和日台渔业纠纷;在军事问题上,淡化合作色彩,加强对台戒备;在政党支持方面,从支持民进党到在两党之间不偏不倚;在发展经贸文化关系方面,大力提升合作水平。这表明日本在台湾权力更替后,出于危机意识调整了对台政策,这也是影响日台关系发展的原因。     

日本对非提供政府发展援助的“政治功能”评析

非洲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非政府发展援助是日本开拓非洲外交的核心途径和基本方式。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对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追求一直是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基础,同时也具有日本战后塑造自身身份,在其印度洋战略和地缘政治外交背景下寻求国内外政策平衡的重要特性。日本积极扮演了对非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洲地区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在此过程中建构大国领导形象以及维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日本要继续扩大对非政府发展援助,在诸多方面都存有困境,并且难以实现其关键性政策目标。     

印度在非洲：追随中国还是挑战中国？——印度对非洲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随着国际体系的转型,中印等发展中大国在崛起的过程中纷纷加强对非洲政策的力度。中印两国在非洲事务上的互动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认为,印度有自己独立的非洲政策,中国因素不是印度制定其非洲政策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中印在非洲事务上的共同利益大于矛盾冲突,存在合作的足够空间。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影响下的日本与东北贸易

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传统的贸易对象,在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初期曾成为日本对外贸易的一个重点。从1948年开始,美国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发展有限日中贸易的政策。日本与东北的贸易在这一政策下有所恢复。但在冷战格局下,这一政策并不持久,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实行对华经济遏制政策,日本与东北的贸易也随之结束。     

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历史问题的和解：构想与实践——以安倍政府对韩政策为例

日本与东亚各国间的历史问题是东亚地区国家间合作的重要障碍,而日韩历史问题争端是其重要代表,其影响逐渐从政治、历史领域向社会、经济领域转移。安倍晋三作为保守主义政治家,始终致力于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在其执政期间所实施的推动历史问题和解的政策,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安倍政府为解决日韩历史问题,分别采取了“金元外交”、国际司法解决、共同历史研究以及搁置争议等方式,但均因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笔者认为,要想促进历史问题的和解,需要重点在和解时机、和解主体以及和解过程等方面努力,其中政府接受历史事实、承认历史责任是必要基础,做好历史问题的事实性、政策性研究是重要条件,发挥媒体、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作用是重要补充。历史问题是历史遗留的产物,实现历史问题和解最有效的路径是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历史的方式循序渐进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