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     

清人笔记中的《尚书》类文献

清人笔记蕴藏了大量关涉经史考证的内容,其中《尚书》类条目就多达206种、3265条。清初、清中叶、晚清的学术笔记在训诂《尚书》方面各有特点:清初学者的《尚书》研究接续了明末遗风,以顾炎武、阎若璩为代表;清中叶的《尚书》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全方位的研究趋势,吴派、皖派兼而有之;晚清经学呈现出偏向政治、思想的研究倾向,学者对《尚书》思想更为留心。清人笔记中的《尚书》文献还具有史料学及文献学的学术价值。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古写本《尚书》与罗振玉的学术贡献

《尚书》文本流传纷乱复杂,素来是经学中的难题。乾嘉名儒段玉裁、阮元于《尚书》文本考订用力甚勤,但受限于材料不足,许多涉及中古时代的《尚书》问题悬而未决,能否获得新材料成为学术突破的关键。清末民初敦煌学家罗振玉独具卓识,发现敦煌隶古定本《尚书》残卷,进而由出土材料实证传世日钞本存古而可信,开辟了《尚书》文本研究的新路径。罗氏捃集四种伯希和所藏写卷和四种日藏《古文尚书传》旧钞,并刊印广布,为现代《尚书》古本汇集和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依托深厚学养,他运用二重证据法、“东”“西”古本合璧、出土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学术理念,探寻文字源流,校订异文讹误,勾稽文本联系,考辨文本真伪,取得超迈前贤的成绩,有力推动《尚书》研究方式的近代转型。     

“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

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了《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主旨,清儒段玉裁等认为这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学说,影响甚大。但自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角。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学说,而以清代魏源的考释最为准确。     

论王国维的《尚书》词汇研究

王国维对《尚书》作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本文专题论述王国维在《尚书》词汇方面作出的探索。文内从诸多方面,如王氏对于《尚书》基本词汇、《尚书》中古成语、联绵字、专门词语、术语等探究,较系统地阐论其成果。王国维在《尚书》词汇的研究上进行了一番卓越的开拓,他不仅注意从新辟的途径去研究,还注意用新的方法去考证。他纠正前人的错误甚多,自己新得者甚多,而辅之阙疑者也颇多。王氏的《尚书》词汇研究是他留下的一笔珍贵的学术遗产。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花间集》现代意义读本的奠基之作——试论华锺彦《花间集注》编撰特点及学术价值

华锺彦先生的《花间集注》于1935年出版,是《花间集》最早的注本。《花间集注》与古典形态的版本不同,开创了解释词句、疏通意旨兼及鉴赏者的新体式,以教学或普及推广为目的,呈现出突出的现代学术性。《花间集注》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在版本目录、文字音韵校勘、名物考证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花间集注》出版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花间集》的传播和接受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花间集注》本身已成为学术范本．其中重要的治学方法和态度应为令人借鉴。     

定海黄式三、黄以周《尚书》学研究

黄式三的《尚书启幪》总结了前代学者的学术成就,以简易的形式将其呈现给学者。黄以周的《尚书讲义》接受前代学者的辩伪成果,并作了重要的发展。他们治《尚书》,讲求小学以通训诂,讲求礼学以通滞难,推求经例以贯穿全经,重视会通以证经说,讲求大恉以提纲挈领。他们的《尚书》学研究觅得正解,简易便学,明辨正误,触类旁通,是上乘之作。     

《漆侠全集》与史学研究

《漆侠全集》是漆侠先生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治史的学术特色,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成就、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透过《漆侠全集》,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先生的道德文章和思想境界,更全面地总结先生的教育成绩和学术贡献,更深入地学习先生的治学方法和创新精神。     

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20世纪以来明代《尚书》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尚书》备述远古之政理,在经学的经世致用影响传统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思潮等方面尤为特出。长期以来,受清儒贬抑明代经学之影响,明代《尚书》学研究并不充分。20世纪以降,通论性著作以旧说居多,对明代《尚书》学缺乏整体性关照;专题性研究则围绕《尚书》辨伪和敕修书,亦有单篇经解、科考等论题。一些研究注意到《尚书》经解中涉及时事的解读,提供给明代《尚书》学研究以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今后的研究应从《尚书》具有的政治功用着眼,探求明代《尚书》经解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展现《尚书》学在明代社会中发挥影响的诸多层面。     

《尚书音义》删改发微——以《尧典释文》为考察中心

陆德明之《经典释文》是一部专门的经典释音著作,其学术价值甚为重大,但在其传播过程中屡遭删改,今本已不复其本来面目。《尚书》因其版本的复杂性,更造成《尚书音义》原貌的变更,这一情况对该书之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此探究其原貌成为《经典释文》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尧典释文》敦煌残卷与今本的细致对比为基础,结合陆德明之自序,对《尚书音义》之删改情况进行了大致推断,力图得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甘肃历代《诗》《书》类古籍文献题录

根据有关文献著录,古代甘肃学者、作家有两千多人,著述典籍三千余种.由于科举取士,甘肃学者普遍研习经学,在《诗经》《尚书》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除大量论札之外,有文献记述的《诗经》类著作14种、《尚书》类著作8种,大体反映了甘肃地区在《诗》《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     

从《古书疑义举例》看俞樾治学的方法和原则

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以下简称《举例》)在中国训诂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总结了传统的汉语训诂学,又开了近、现代汉语训诂学的先声。一些鸿儒硕学给予该书极高的评价,称赞该书是“发蒙百代,梯梁来学”,“悬之日月而不刊者也”的历史性学术名著。①《举例》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固然与俞氏深厚的学术修养有关,同时也是和俞氏采用了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原则分不开的。本文拟就《举例》一书,谈谈俞樾的治学方法和治学原则。     

吴泽教授来郑大讲学

九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著名史学家、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历史学学部委员、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吴泽先生,应邀到郑大历史研究所、历史系、省社会科学院三个单位分别作了题为《谈治学经验和治学道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历史学比较研究》的学术     

《〈尚书〉平议》通假借校释方法评议

通假借是俞樾《〈尚书〉平议》的一种重要校释方法,其特色主要表现为对假借或通假理论的正确认识和综合运用。对之进行评议,以求比较同类研究,客观公正地评价并确立俞樾在训释校雠学术史上的杰出成就,对于《尚书》学史及汉语训诂学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出版

本书为梁启超著名的学术史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合刊本。在这两部著作中,梁启超对近三百年学术变化的崖略,学术流派、人物和著作,清代学者的治学成绩与治学方法,纵横论列,广征博引,作了颇有见地的评述。内容涉及经学、哲学、文字学、音韵学、老据学、史学、方志学、谱牒学、地理学、乐曲学、历     

从《诗经学》看胡朴安的治学方法

胡朴安一生从事文教、编辑事业,著述丰富,治学自成特色。《诗经学》一书明确地体现了其治学方法:注重"正名";注重古书的史料价值;注重对学术史的整理和编撰;注重治学方法的介绍和治学门径的指导;注重学术的创新。他这些治学特点和治学方法在当时处于学术前沿,对后人的学习和研究也有很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