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

《元史》《诸王表》的前言说:“元兴,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亲之义者,亦优且渥。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厥后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日也。”表中所记有元一代藏族封王者仅有一人,“白兰王。琐南藏卜,至治元年封,后出家,泰定四年还俗,复封。”(卷108,表第3) 《释老》中又记载:“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     

“回回为回纥之音转说”商榷

在回回一词的语源问题上,古今中外的许多学者都把回回看成是回纥(回鹘)一词的音转。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指出:“大抵外国之音,皆无正字。唐之回纥,即今之回回也。唐书回纥,一名回鹘。《元史》有畏兀儿部,畏即回,兀即鹘也。其曰回回者,亦回纥之转声也”。可见,回回为回纥之音转说早在明末清初便已经有了。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著作,无不采用此说。 例如,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指出:“唐书称回纥之先本匈奴,则似与今蒙古相     

尤人是瑶族的主源初探

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十分复杂的,许多专家和学者对此写过专著和论文。归纳各家观点,大概有这样几种:一是以《山海经·大荒东径》一书中说“帝舜生戏,戏生摇”,“帝俊妻娥皇,生三身之国,姚姓。”和《越绝书》中说“摇城者,吴王子居焉,后越摇王居之。”等,得出“瑶”亦“摇”、“姚”;一是从《粤述》中说:“南方有焦侥人,长三尺,短之极,从人尧声。”得出“瑶”亦“焦侥”;一是以《隋书·地理志》中说:“长沙郡又杂夷蜒,名曰     

《元史·氏族表》

《元史·氏族表》清代学者钱大听（１７２８—１８０４）根据（元史》、各地方志和私人文集编撰而成，是一部叙述有元一代蒙古、色目诸族历史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典籍。包括“蒙古表”、“色目表”。其中“色图表”里又有“回回表”，记述２５个回回世家，其中补充列入《元支...     

“鸟田”神话刍议

一、“鸟田”是神话,不必当“真” 《越绝书》卷八《记地传》说:“……畴粪桑麻,播种五谷,必以手足。大越海滨之民,独以鸟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莫将自使(不必由人劳动——董注),其故何也?曰:禹始也,忧民救水,到大越,……因病亡死,葬会稽。苇橔桐棺,穿扩七尺;上无漏泄,下无即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延袤一亩。尚以为居之者乐,为之者苦,无以报民功,教民鸟田,一盛一衰。当禹之时,舜死苍梧,象为民田也。禹至此者,亦有因矣,亦覆釜也。覆釜者,州土也,填德也。禹美而告至焉。禹知时晏岁暮,年加申酉,求书其下,祠白马禹井。井者,法也。以为禹葬以法度,不烦人众。”     

补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一 40多年前,笔者曾撰《新元史·阿刺浅传证误》一文,辨《新元史》作者混札八儿火者、阿剌浅、阿里鲜,阿三为一人之误,但对札八儿本人事迹则无所补充。近读中西史籍,发现其中有关于札八儿的记事,可以印证和补充《元史》本传及笔者旧作。鉴于札八儿为蒙古初期的重要回回人物,特为揭出,并作阐述。 《遗山先生文集》卷27《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以下简称,《神道碑》)记碑主马庆祥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国语言和文字。金章宗泰和(公元1201～1208年)中,任为尚书省译史,曾随使臣报聘高丽和西夏。太安初(公元1209年),金卫绍王即位,他随金使到蒙古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很赏识他的“谈吐辨捷”,想把他留下,马庆祥百计自解才得回来。这一年,蒙古派乙里只“持译书”来,征索物品并再次要把马庆祥带走,马庆祥坚持不肯,情辞恳切,     

略谈藏语的演变与发展

“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说明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语言。但一发即逝的语言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于是产生了文字——语言的书写符号。我国清代学者陈澧归纳得好:“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东塾读书记》卷十一)     

盘古盘瓠盘王辨识

关于盘古、槃(以下写盘)瓠与盘王之关系,古今学者看法不一,就此谈点个人浅见,以供商讨。 古今学者的分岐意见 一、盘古非盘瓠说 唐·樊绰《蛮书》述: “又黔泾巴夏四邑苗众,祖乃盘瓠之后,其蛮贼杨羌等云绽(定)盘古之后。” 清·屈大钓《广东新语》述: “诸瑶率盘姓,以盘古为始祖,以盘瓠为大宗。”刘锡蕃《岭表纪蛮》述:     

《周易》:中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在群经中,《周易》撰作最早、时间跨度最久,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称,故《汉书·艺文志》将《周易》列在最前。它包括三个部分:卦象、卦爻辞、易传。狭义的《易经》,主要就指卦象和卦爻辞。《周易》之撰作“《易》本卜筮之书”,是历代不少学者对《易经》一书性质的判定。这话本身没大问题,但关键是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卜筮之书”的涵义。近代以来有学者认为,《周易》卦爻辞不过是殷、周时代占筮记录的汇集。     

元代亦都护家族的后裔——西北民族史札记之一

一二○八年,成吉思汗西征,久已沦为西辽藩届的畏兀儿国,乘机杀西辽少监而归降蒙古。一二一一年,畏兀儿国主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亲赴蒙古草原朝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对他的主动降附十分高兴,将女儿也立合敦嫁给他,封他为“第五子”,“宠异冠于诸国”。此后,巴而术家族得以保持畏兀儿“亦都护”的地位。到世祖忽必烈时,亦都护纽林的斤战死有功,元朝又封赠亦都护家族为“高昌王”。这样,以后的嗣位者均称为“亦都护高昌王”,直至元朝灭亡。 关于亦都护家族的世系,中外学者根据虞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及《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等史料,做过不少考证工作,基本上已梳理清楚。明太祖洪武三年,冯胜攻占兰州,军锋指向河西,最后一位亦都护和赏,“自永昌率府属诸辕门内附”。明朝封和赏为杯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使司事,并诏许子弟世袭其职。洪武七年九月,和赏     

《西夏志略》考

《西夏志略》一书,见于近人编的几种西夏书目。如清道光中瞿世瑛撰《清吟阁书目》,载有《西夏志略》,但不记卷数,亦不著作者名氏。孙殿起《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部卷五载:“《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旧钞本,后有何元锡印梦华馆印各一方。”在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中,有与《贩书偶记》大体相同的记载。今所见《西夏志略》皆为传抄本,国内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南京大学等图书馆都藏有传抄本,其所分卷者与各书目所载     

唐代西蜀经吐蕃通天竺路线考

张星烺先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说:“史记大宛传载张骞自西域回,已明印度与中国,在西南方久有交通”。是印度通西蜀的道路,较之河西走廊通道,反在其前。可是当时王朝,要正式开发这一路线时,“又皆闭昆明莫能通”。而典籍内,却又经常提到天竺与西蜀的直接往来。如: 一、《法苑珠林》卷二十二说:“(西洱河)其地西北去巂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二千余里,问去天竺非远,往往有至彼者”。二、《高僧传》卷七说:“释慧睿,冀州人。少出家,持节精峻,常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敬信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遂以金赎之。即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     

元代瑶族概说

元代,瑶族事迹已大量载于史籍中。其名除通作“瑶”外,尚有其它称谓: “莫瑶”。如《元史·余阙传》载:元统时,“会莫瑶蛮”反。按:莫瑶之名,由来最古,早在《梁书·张缵传》中已有文。 “山瑶”。如元人阳恪《平蛮记》载:黔中郡辰、澧二州蛮反,元当政者“起集山瑶、仡佬以为响导”(见《元文类》卷二七)。按:山瑶之名,宋已有之,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即有此称。     

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及其经济思想

一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我国元代的三部重要农书之一,初刻于延祜甲寅(1314年)。元、明、清各代均有多种版本刊行。该书的作者鲁明善,是生活在我国元代的一位优秀的少数民族农学家。对于他的身世,在《元史》中无传,别处至今也未找到任何资料,只能从他当时的幕僚张桌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得知:“延祜甲寅,明善鲁公出监寿郡”,“公名铁柱,畏吾儿人,以父字‘鲁’为氏,明善其字也。”(第17页)·这里所讲的畏吾儿人,即今之维吾尔族人。而鲁明善当时所担     

从成吉思汗训言想到的……

读《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偶见成吉思汗训言中有一条说: “出一令,发一言,必三人谓然而后可行。己一人也,更以人言衡之,又一人矣;以有识者之言衡之,则又一人矣。是谓三人。否则,令勿出、言勿发”。这一段话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那是说作君主的要发命令、作指示的时候,一定要再征得两个人的同意,才能决定执行。否则,“令勿出,言勿发”。尤耐人寻味的是,这里特别提到要注意听“有识者”的意见。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能够有这么点民主精神,还是难能可贵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军     

历史文献记录中的《格萨尔》口头传统

《格萨尔》这部世界著名的至今传唱于青藏高原上的口传史诗,究竟产生于何时?为何人所创？又是如何日渐丰盈成为世界最长史诗的？至今讨论仍在进行,亦无定论。本文从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零星记载入手,分析最早进入书面记录的格萨尔军王的有限描述及形象,进而考“格萨尔传”与“说格萨尔传”之具体丰盈、发展及《霍岭大战》等记录整理本在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并指出“藏三国”之讹及“谢村版”和“拉达克版”的内容、特点与价值,试图通过系统的分析与考证,厘清《格萨尔》口头传统的发展和传承。     

辑本《西宁卫志》序

[万历]《西宁卫志》三卷,辑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 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主治经。嗣后扩及四部,成果斐然。擘绩补苴,于学术研究之推进,裨益实多。青海古称“边外”之地,文献罕征,地志兴起较晚。境内地志之剏修,始于明嘉靖间邑人张莱,次则为万历时刘敏宽、龙膺之《西宁卫志》。二志亡佚已久,今存最早的青海地志当推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苏铣编纂的《西镇志》,距今不过三百余年,且残次不全,陋劣舛错,为学者所不齿。嘉靖张志已不复得见。[万历]《西宁卫志》的失而复出,重现于世,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虽非全帙,亦足可宝。     

《格萨尔王传》与噶伦

问题的提起一位大学教授将《格萨尔王传》的《世界公桑》之部译成了汉文,这是对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的一大贡献。对此,表示由衷地高兴。据说,在译文的“前言”里说:“史诗中屡次出现‘噶伦’字样,……而噶伦官职的设置,也自清朝初年开始。因此,我们的初步看法是,这部史诗成为完本的写作时期,当在十八世纪以后。”就我个人来讲,对《格萨尔王传》并没有研究过,《世界公桑》这部书究竟成书于     

大元蓟国公张应瑞墓碑初探

张应瑞墓碑,曾被记录在乾隆年间所编撰的《热河志》中,以后的《畿辅通志》等书亦均有记述。张应瑞为元朝的陪臣,汉人,隶籍为蒙古弘吉剌部。世居全宁路,今属赤峰地区翁牛特旗的乌丹镇。张应瑞《元史》中无传,但其墓碑的碑文撰写和书丹者,均属有元一代的大师。其墓地规模宏大、墓制及墓碑均属罕见,张应瑞何以有如此高的地位,令人难以想像。有关张应瑞墓碑的碑文内容的考证,虽已经有众多的方家研究成果问世,但较为系统的论述,则不多见。本文结合实地考察的资料与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特撰成此文。     

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古代“三大行书”

<正>行书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一种书体,可以说是被大众“日用而不知”。概括而言,行书有四大特性,一是概念具有模糊性,二是识读的简易性,三是应用上的日常性,四是传播层面的有效性。行书之名最早见于《晋书·卫恒传》,其中提及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钟、胡二家”就是钟繇和胡昭。唐代张怀瓘在《书断》里指出,行书是“正书之小讹”,意为变化了的楷书。它的特点是“务从简易,相间流行”,即为了更好、更便捷地书写、传播,行书就此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