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悖论

“道”是道家思想乃至中国思想的根本问题,尽管它始终激起人们对它的沉思,但它自身却仍然保持谜一般的特性。这在于道在根本上是一个悖论。老子揭示了道的悖论的三个方面：其一,道自身是有无的生成;其二,无道是自相矛盾的,并因此是自身消解的;其三,道与无道构成了真与假的对立和斗争。但老子之道只是自然之道,而不是语言之道,因此它不能让道作为自身显现出来。现代思想的任务是将道带向语言。     

老子泛道思想研究

以“道”为中心 ,运用分析、比较和综合的方法 ,探讨了老子泛道思想的丰富内涵 ,以及“道”与天之道、人之道、圣人之道、治国之道、用兵之道、治民之道等的内在联系 ,侧重于老子对社会平等、天下太平、生活安定的向往 ,以及对君主无道行径的鞭挞。老子的思想 ,不仅有助于对现实生活的思考 ,且展现了中国哲学的深厚底蕴。     

论老子的历史哲学

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其史官身份、历史意识和道论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周代的史官,老子对于三代以来的历史有贯通的认识。老子善于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针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动荡不安,强烈批判“无道”而推崇“有道”。以“道”作为形而上的本原和依据,成为历史真正的“开端”和“根据”,亦是老子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老子对历史进行哲学化的思考,以精炼而深邃的“诗化”语言表现出来,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开拓了宽广而深远的领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映出老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从道言关系看老子"道"之四境

在对老子之道与语言关系的分析与阐述中来探讨老子之道的四重境界,可看出作为"对象"的道,即非恒道,是恒道的经验层面;作为"非言"的道,即道言悖论与言不可言;作为"反对"的道,或"否定"的道,是"无"的表征,道本质的内在表现;作为"境界"的道,即一种超本体的存在方式,是超越与圆融的存在.以道言关系贯穿始终看老子的"道",可对道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的言说——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自然之“道”的契合与融通

奥特的位格“上帝”与老子的自然之“道”均展示的是世界的本原和奥秘,老子“自然”之本体论涵义与奥特的“位格化”的世界观位之本意是完全契合的;面对不可言说的“上帝”与“道”,奥特、老子均采取了“非连续的具象性”的象征性方法,从而展开其不可言说的言说;奥特指出了人与上帝相遇的根本方法是“象征言说”,其实,老子同样如此。对于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语言的诠释的方式,我们以前忽视的正是老子的语言的象征性。在奥特和老子看来,我们通过象征言说就可以与“上帝”或“道”相遇,就会达到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     

如何说不可说之道?--老子哲学中"道"概念的语义分析

道是老子哲学中之核心概念。依据清代哲学家戴震的解释学思想,运用现代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方法对老子哲学中“道”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老子哲学中“道”具有多重意义,其中“本原之道”与“规则之道”是老子道概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本原之道”,意谓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可以从存在论与演化论两个角度去考察;作为“规则之道”,意谓道所蕴含的规则属于次生意义,可以从“天之道”和“人之道”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论老庄道家的语言哲学思想

先秦道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揭露人类文明的局限性,其语言哲学思想主要是从语言与政治效果的关系方面论证语言的局限性。老子提示了语言把握存在的局限性,但他没有完全否定言,而是提出了"善言"的思想,并据此得出"行不言之教"的救治社会的策略。庄子从言意观、名实观等方面发展了老子的语言哲学思想,并以"三言"说化解老子哲学中言与道的紧张关系。庄子及其后学对于语言意义的认识,完全转向了言说主体上面,消解了语言达意的社会性及其评价的客观性。     

名与实—作文概念的表里关系

一、名实问题的提出《道德经》开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认为名称一旦赋予(可名),它就不是固定不变的了(非常名)。老子这句话道出了他的语言观,实际上表达了语言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词与思想的关系。天地之始,混沌也,万物产生,有序也。人脑的思想储存犹如天地之始,一团混沌,而思想的表达(书面语言中以词的形式出现)则井然有序。老子当然没有指出思想如何从无名到有名,但语言学家的观察却表明,在人脑的记忆中,意思和词是分别储存的(桂诗春,1985:191)。这种意思和词分别储存的特点有时会使说话者感到辞不达意,有时说话者话在嘴边,却说不出来,这类例子枚不胜举。思想无形词有形,研究无形到有形的转变对于语言研究及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老子的大一统思想

所谓老子的大一统思想,指老子以其道论哲学为指导,从“自然”之“道”（天道）推及人和社会之“道”（人道）的认识体系。“道”是核心,一切皆统一于“道”,并在“道”的规范下演变发展。老子的道论在思维方式上,主张整体性、和谐性和统一性;在社会政治思想上,着眼于中国自然主义的政治和伦理,探求解决社会矛盾和对立的根本原则,希望通过返朴归真的规劝和改良使充满矛盾与对立的“天下”复归到“道治”的境地。     

道之两种状态与物之两种形态——兼及道物关系

孙以楷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道论完全源于现实,不应把道玄虚化、神秘化。老子开辟了中国人寻求天地万物本原本体的致思方向,提供了本体论理论、体系架构和范畴。李霞认为老子是中国生命哲学之父。老子以深具生命意蕴的“道”作为核心范畴,以生命崇拜意识为根本观念,建立了一个以生命本源论、生命机制论、生命本质论、生命价值论、生命存在论、生命修养论以及生命境界论为主要内容的生命哲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宗教乃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陆建华认为老子的道具有有物与无物两种状态,老子之物亦有道中之物与道外之物两种形态。所谓道物关系表现为道之“有物”状态、有物之道与道中之物、道外之物的关系。徐小跃认为分析和挖掘老子思想的现代价值,其任务就是看这一思想在何种程序上真实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人性的本质、社会的本性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老子思想的价值正是体现在他对人的存在方式给出了符合人性的解释,而人也只有在与自然合一的状态才能完成关系双方各自的价值和性命之情,老子以“返本还原”的回归意识给人类指明了方向。     

道之道化——谈谈对道的几点看法

老子的道永远处于无限创化和生发的状态,具有无限的内在动态激发性。对道的把握要从四个层面着手:道体、道相、道性、道言,但这四个层面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对道在四个纬度的阐释,是对它们内在关联性的描述。     

存在与道的比较研究

比较来看,存在就是道,也就是无,是本体,其运行机制在于对立统一的两方面相互作用而变化。一切的存在物的存在方式都是借助其反面而自我存在。     

未来化自育——21世纪的陶学创新(下)

未来化自育理论及其实践 ,是中国在 2 0世纪后 30年创造的教育文明。该文从教育模式创新、教育理论创新、教育工程创新、教育技术创新四个方面 ,确证了未来化自育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神血缘 ,营造了未来化自育的陶学理论构架 ,努力实现陶学在 2 1世纪中国教育变革中的断代型突破     

未来化自育——21世纪的陶学创新(上)

未来化自育理论及其实践 ,是中国在 2 0世纪后 30年创造的教育文明。该文从教育模式创新、教育理论创新、教育工程创新、教育技术创新四个方面 ,确证了未来化自育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神血缘 ,营造了未来化自育的陶学理论构架 ,努力实现陶学在 2 1世纪中国教育变革中的断代型突破     

金元时期新道教的农学思想考论

金元时期以全真道为代表的新道教由于得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利用,从而使道教有进一步的发展.农道合修思想在整个道教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全真道的水利建设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统治者中部分代表极力鼓吹并身体力行农道合修,从而使道教农学思想进一步发展.这些农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具有比较明显的重农意识;非常重视"耕道";非常重视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不可"道"之"道"借言而"悟"之--《庄子》的"不知之知"的"道"

<庄子>中作为本体的"道"是宇宙万物赖以依托的终极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其意皆在不言中."道"的存在状态是可以言说的,它以言说作为载体有待而存,我们可以通过言说去体悟"道",以知养不知,不知而后知.     

儒道元典中的身心和谐思想——以《道德经》和《论语》为例

《道德经》与《论语》作为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两部元典,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蕴涵着丰富的身心和谐思想,集中体现为贵身重生的终极关怀、自知知人的通透智慧、和谐完整的人格特征、鄙薄功利的价值追求、进退自如的处世哲学等宝贵思想,对于促进个体和谐发展和社会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试析道家教学思想的方法论特征

道家从自然人本主义教育观出发尊道而尚"自然"。其教学方法论思想的基点就在于尊重学习主体的自然自我,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其基本特征表现为通一而毕,取法自然;无为之治,不言之教;逆向而求,"复"而反"约";智恬交养,心与物齐等等。探索其教学方法论的思想底蕴,对于我们反观当代教育,超越局限性,具有重要意义。     

诗与思谐——陈白沙心学思想新诠

陈白沙援诗学入儒学 ,通过做诗呈现其活泼自由的精神追求 ,吐露性情 ,以诗证道 ,自有风韵。他的本体之学讲究自我体悟 ,心与道俱 ,万理一心 ,鸢飞鱼跃。由于他是以诗呈心 ,以诗运思 ,因而不求言说 ,只讲情感体验和操存洒落。白沙心学讲究人生对宇宙万物的觉解 ,但不重视对规范的遵从。它是一种自我受用的精神哲学。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