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聚讼纷纭论易筮——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评说

<周易>的原貌乃是古代占筮之书.<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十六则"神奇灵异"的<易>筮实例,令后世学者论说纷纭.历代学者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论述,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寻绎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左传>、<国语>筮例提出拟议和评判.     

春秋吴爵位考释

爵位为商周时期天子以下的五等禄爵,即公、侯、伯、子、男.<春秋经>中记载吴君寿梦及其后历代吴君爵位为"吴子".<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吴五世周章受西周朝廷"封之",后世学者注为"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日吴太伯."<史记索隐>引<国语>则说,"吴本伯爵也".春秋后期吴国君寿梦时,晋"联吴制楚"后,吴国与中原列国通好.在吴与中原列国国君晤面的外交场合,<春秋经>记载中原列国国君爵位时,却不记吴国君爵位,且多用模糊吴爵位的"会吴"及"会""吴人"等记之.<国语>记载关国君夫差在黄池盟会与晋争霸时所说的"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表明了夫差对吴君爵位"吴子"的不满,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吴来徵百牢"事件,既反映吴国君夫差以极端形式表现对出吴君爵位排次较后的反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原文化及其礼制的不满.     

试论"颊谷之会"中的孔子形象

"颊谷之会"是<春秋>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左传>和<谷梁传>确立了故事的主要情节,其他典籍对故事进行了不断的创作.这些创作都旨在塑造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形象. "颊谷之会"中呈现的孔子形象对于全面理解真实的孔子或有裨益.     

《左传·定公六年》"吴大子终累"解析——兼及吴地文化的历代叠加与层累

<左传·定公六年>突兀提及了一个历史人物"吴大子终累".后,其人在<左传>中再无记载,亦无补记.后世诸多文献,如西汉时的<史记>、东汉时的<吴越春秋>、西晋时的<春秋经传集解>、唐代的<吴地记>、南宋的<吴郡志>、元代的<吴越春秋音注>、明代<东周列国志>、清代<曲园杂纂>等,都对这一历史人物与吴王阖庐(阖闾)、夫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解析.在梳理与之有关的学术论述后,着重指出:吴地这一历史人物引发历代不绝如缕的评述、争论,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术论述链条.其背后,展现的是吴地学术的涓滴成水.同时,它也清晰地构成现代苏州经济生活中某些产业(如旅游等)的丰厚人文基础.     

曹操"奸雄"考

魏武帝曹操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奸雄",其中"奸雄"目前都解释为"奸诈的雄杰",但根据史书记载的真意,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认为曹操是"奸诈之雄"的主要依据是原始史料<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之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许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这里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奸雄"本意指什么.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     

王阳明龙场"臆说"两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与《易》"贞"之略解

<五经臆说>是阳明先生于龙场留下的重要佚著,但无论是古本<王文成公全书>还是今本<王阳明全集>,均只见其一十三条而未见完絷.其中<春秋左传>之"元年春王正月"条与<易经>中"贞"一条,阳明对之作了疏解,充分反映了阳明"龙场悟道"之初"以经注我"并"甚觉吻合"的基本理路.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商榷三则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是目前坊间考证最为完备、资料最为齐全的<左传>注本,学者对<左传>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对杨<注>的参考.但由于篇帙浩繁,杨<注>文中不免有所纰漏,本文因举其疏误阙略者三处进行商榷.     

经典解释的两个传统:以义解经和以事解经

<春秋>一书被认为"怪",原因之一就在围绕<春秋>有两个解释传统,即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以义解经"和以<左传>为代表的"以事解经".尽管两者对<春秋>史事、文辞与义理都有涉及,但"以义解经"重在阐发"微言大义"即"正义道义",多"应然"的"义理法则",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释事只是"托事明义",不以"成败论英雄".更显"乌托邦色彩",而"以事解经"重在详叙"历史事实"及"前因后果",释义只是"事明义见",多"实然"的"历史逻辑",多以"成败论英雄",更具"意识形态情结".     

精神世界在哪里

精神世界究竟在哪里?千百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本文试图从神经生理学与细胞生物学的角度找出科学的答案.本文认为大脑神经元的胞体是存储精神的微型仓库,大脑皮层中140亿个神经元胞体构筑成一个博大的精神存储库,人脑中浩瀚的精神就存储于此.浩瀚的精神与博大的存储库结合起来就构筑成了人脑中的精神世界.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个虚无缥缈的、非物质的精神世界其实并不存在,真正的精神世界是由大脑产生的物质构筑而成,脑中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是同一的.     

党的先进性是党的生命

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存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也是事关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保持共产党员个人的先进性是加强党的队伍建设、永葆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共产党的先进性。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

本文基本同意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的意见,该文切中时弊,抓住了我国近几年来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认识论和制度性的原因,提出六条解决的对策和八条商榷意见。     

“新砦期”已经“确认”了吗？——就学风问题再问顾问先生

迄今有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公布材料和研究相对薄弱,且涉及学术问题又相当广泛和复杂。据此判断,目前学界所言“新砦期”尚处于研究探讨阶段。     

《易经》就是"辩证法"吗

《易经》与辩证法本来是从两种文化土壤上长出的互不相干的思想观念,它们有着各自独特的诞生语境与意义蕴涵。但是,近代以来西方的强势话语改变了中国民族传统的基本观念,"据西释中"成了近代知识分子诠释中国思想的基本范式,于是西方的一些思想成了解读中国文化的元话语。《易经》的辩证法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这种辩证法化是那样的深入,以致造成了现在《易经》与辩证法的血肉相连、无法区分;辩证法成了《易经》的代名词,一直主导性地规定着、影响着易学的研究。将《易经》与朴素的辩证法剥离开来,目的是恢复它们各自的本来面目,对它们做出客观的研究,以便我们正确地使用好辩证法以及正确地理解易学思想,从而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

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真诚地反映社会现实是报告文学的精髓。扫描20 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报告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同步的足迹。遵循写真求实之道,忠诚于社会现实问题,追求真实性与文学性的高度统一,仍为当今报告文学创作的可贵之处。     

理解：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前提

翻译是一个过程,包括几个阶段。口译过程包括倾听、观察(发言人的手势、表情及会场上的反应、气氛等)、记录、理解、表达等。笔译包括阅读原文、查阅辞典和资料、理解、表述、修改、校对等。但不管是口译还是笔译,两个主要阶段是理解和表述。一个称职的译员,必须具有中外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     

法治化民主的精神何在？——梁漱溟思想解读

法治化民主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国为什么缺乏民主的法治化(by the people)?法治化民主，其理性框架背后的真精神是“爱”，是超越自我，通达“他心”，形成个性和人的尊严的“爱”。     

人文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主旨

全球化进程引发了文化定位问题。人文主义或许是解决文化定位基本问题的一个答案。人文主义同时包含了共识和差异思想。只有当文化和人本性获得一定的规范性后,对世界阐释和人类生活中意识产生的人类中心式的综合才成为人文主义式的。从西方近代早期和近代史中将人类人性化的恢弘发展历程中,可以区分出六种不同趋向,分别为:世俗化、普遍化、自然化、理想化、历史化和个人化。在已形成的或经典的近代人文主义中可以看到五个弱点:(a)对人类野蛮的系统性隐瞒;(b)与古典遗产的虚幻关系;(c)仍带有种族中心论的成分;(d)理性概念的局限;(e)与自然的关系很成问题。由之提供五种可选择的必要变化,以便能对未来的文化交流有所裨益。     

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

休谟问题被学界以很不同的方式解读着。大多数人从逻辑的角度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归纳的合理性问题;有人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因果问题;甚至还有人从道德哲学的向度把它解读为“是”与“应该”问题。但历史脉络告诉我们:前休谟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归纳的怀疑是基于归纳结论不是可靠的知识。休谟所处的学术情境使他不能不研究知识的来源和标准问题。休谟问题的论证语脉及表述语言也向我们提示: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这种知识论解读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能整合甚至解决科学假说选择与确证等哲学问题,对三大归纳悖论的解决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把贝耶斯型的概率归纳逻辑与当代知识论直接关联起来,甚至有望在这两者的交叉研究中在知识接受层面上洗刷休谟问题这一“哲学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