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笔重彩画色彩拓展的艺术特点

现代的重彩画是从传统工笔重彩画发展而来的,它是工笔重彩画的开放形态,但又与传统的工笔重彩有明显不同,它正在创造其新的艺术语言体系.近年来,一批工笔重彩画家为建立现代中国画的色彩新体系作了不懈努力,使工笔重彩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具体体现在工笔重彩画在语言形式的探索方面有了全方位的拓展,从而使古典工笔画向现代重彩画转型.     

和而不同——当代语境下的工笔重彩发展情境

当代工笔重彩是传统工笔重彩在现代文化和审美经验下变革发展的新形式,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性转型的新的艺术语言形式。在当代语境下工笔重彩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实践和多方探索的情况。文章在材料制作、色彩表现、装饰性方面对当下工笔重彩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工笔重彩在当代语境下的发展变革所逐渐形成的"和而不同"的面貌。     

论电影艺术的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关系

作者认为 ,电影艺术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有矛盾性一面 ,因为电影艺术具有意识形态性 ,各民族审美心理定势具有排他性。因此 ,中国电影首先要立足本国 ,适应本民族观众的审美需求。然而 ,民族性与国际性又具有一致性。中国电影在内容上要寻求中外观众审美需求的共同点 ,弘扬民族精神 ;要注意民族审美心理定势的交融性。提倡民族性 ,并不排斥国际性。我们要借鉴外国电影创作经验 ,借鉴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本民族电影艺术。     

工笔重彩绘画的写意性分析

工笔重彩绘画是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一种,它注重意象的营造,表现风格与写意绘画中的写意性有着同源的特征。文章分析了传统写意美学与工笔重彩绘画的关系,以及＂写意性＂与写意、写意画的区别,对工笔重彩的写意性特征作了深入的探讨和论证,力图揭示体现工笔重彩绘画的写意美的艺术文化本质及其学术价值。     

工笔花鸟画的民族审美观及创作特点

中国工笔花鸟画,历史悠久,唐代就已经形成为单一的画种,以后沿袭到五代,至宋代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花鸟画的发展是从工笔开始的,随后又出现了写意画法.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工笔花鸟画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了,成为中国画中一支独特的奇葩,并得到了健康发展.工笔花鸟画风格、形式多样.在中老年,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喜爱工笔的极多,这对工笔画的发展是很有利的.要使这一画种更具发展潜力,必须进一步加强作者的全面修养,特别是培养他们的民族审美观,更是至关重要.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审美观,中国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都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色和风格,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我认为,中国民族的审美观在工笔花鸟画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新疆戏剧创作与美学追求

新时期是新疆戏剧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在题材选择上表现为关注人、关注人情,敢于表现宗教斗争,展示民族文化;艺术形式上注重表现民族性。但总体来讲新疆戏剧仍然缺乏直面现实生活的勇气与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考,停步于现象的揭示;在艺术形式上对新的戏剧形式的借鉴不够,显示了一定的封闭性。     

浅谈中国现代重彩画

中国画发端于工笔重彩画。从中国绘画史看,工笔重彩画在汉唐时期达到鼎盛,宋元以后走入低谷,直至20世纪80年代,被旁落千年的工笔重彩画才再度振兴。现代重彩画是从传统的工笔重彩画发展而来,是当代中国画坛一个相对独立的画种,它融合了水墨画、青绿山水和壁画的技巧,吸收了油画和岩彩画的营养,在重视颜料、材料、技法和绘画语言开发研究的前提下,重视题材的选择和意境的开拓,如今以丰富的艺术表现力和生动的视觉效果在画坛独树一帜。“重彩”之“重”字在绘画上的材料,是指矿物质颜料(石色),从颜料的质感上讲,它是以矿石为原料,经研磨成粉或…     

简析现代工笔重彩花鸟绘画的色彩运用

本文分析现当代的工笔重彩花鸟画艺术家代表作,从构图的形式对画面的分割在设色上的影响说起,涉及到了面积对比、大色块之间的色彩对比、小色块之间的面积对比以及色彩肌理的应用诸多方面,还简要论述了现当代工笔重彩花鸟画设色的风貌与样式。     

辽代教坊乐及其对其他民族乐舞艺术的借鉴

辽代宫廷教坊乐借鉴并承袭了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 ,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模和规定。在内容和形式上 ,融合并借鉴了其先源民族、西域民族及中原汉民族乐舞艺术之精华 ,又继承了本民族乐舞艺术传统 ,从而形成了集民族性、地域性、与中原文化的相通性等特点。     

中日重彩绘画的交流及比较研究

中国的重彩颜料及技法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传入日本之后很快地得到了迅速发展,然而,中国在元代以后却停滞不前。日本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不仅更完整于中国,而且态度也更为积极。20世纪初,随着大批的中国学生赴日系统地学习绘画技法,重彩由此传回中国。这种绘画材料上的回流,不仅给中国现代重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拓展了重彩的表现空间。通过中日重彩绘画的交流和比较,建立互补性的认识,有利开拓视野及思路,促进中国画的多元化发展。     

论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的民族特色

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创作在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独树一帜。这批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延安木刻家及其作品,除了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外,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延安木刻版画艺术在民族特色方面的执著追求。延安木刻家们将西方木刻"拿来"时,"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鲁迅语),走出一条别开生面的木刻版画创作新路。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版画对新中国美术产生过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确有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的必要。     

论中国古代的居士绘画

中国古代的居士绘画与所谓“正统”的宫廷绘画的殊路异途,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居士艺术思潮兴起于宋,兴盛于元明,延及清末。居士艺术家不仅画所见,而且画所想,画所知,力图表达“画外意”。究其精神诉求,大多数居士艺术家表达的也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上的隐退与政治回避。     

静物画对静物的疏离

在西方艺术传统中,静物画由于总是纠缠在对日常事物的细节描绘中,不能创造与纯粹的感官愉悦相对立的精神愉悦,因而被斥为机械的艺术,并被列为艺术家族中的最低形式。因此,一些艺术家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他们将静物画与伦理、艺术、审美和创造相联系,让静物画疏离对静物本身的机械的描摹,从而使静物画的价值得到重新确认。     

油画作为中国艺术样式的机构化——立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艺术迅速发展,新式美术教育体制的确立促使中国油画教育机构化。一批中国艺术家在日本、欧美接受西方美术教育以后陆续回国从事艺术教育。他们将欧洲的油画教学带回中国,油画成为中国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学校的油画教学,欧洲不同风格流派的油画影响中国。在接受西方美术教育影响的同时,中国油画家在努力创造具有民族风格的油画艺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城市营造出美术展览、画廊、美术刊物等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促使油画艺术多样繁荣和发展。油画教育的机构化推动中国美术教育的现代化,推动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中国油画和油画教育的变化,反映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     

从匠艺到艺术——中国早期照相馆人像与肖像画的融合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对画像行业造成冲击,一些画师改业从事照相馆人像拍摄,把绘画中的人物造型法则运用到人像摄影中,从当时留存至今的“小照”、“肖像”中可以看出他们深受中国传统肖像画形式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传统。清宫流传至今的慈禧着色放大照片是早期中国人像摄影的珍品,而勋龄所拍摄的慈禧扮观音的化妆照可视为按照一定的构思进行摄影创作的先驱,它与西方同时期盛行的高艺术摄影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体现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的精神境界和宗教信仰,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中国山水画的纯性与境界

在中国,"山水"是一个抽象的文化概念,给人一种超然的审美享受。中国山水画所描绘的既是真正的宇宙自然,又是最高尚纯化的人格世界,是中国人情思中最为厚重的沉淀。其理性之纯,是返璞归真后的艺术真实,其境界之美,是山水画家的个性与灵魂传达出的生活神韵。中国人要做中华文化之美的传承者,就必须回到创生中国画的文化母体里修养身心,寻求祖先精神智慧的启迪,领悟这个优美民族超然的精神境界。     

现代中国瓷上绘画装饰的发展

现代中国瓷上绘画装饰仍然以传承传统为主导,没有真正融入现代陶艺的理念.不再是主流艺术的中国瓷上绘画装饰将向何方向发展?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陶瓷艺术,现代瓷上绘画装饰必须传承传统;但要获得新的生机,瓷上绘画装饰必须融入时代的发展,体现现代文化;世界文化的大融合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吸纳外来文化会让中国现代瓷上绘画装饰更具活力.     

试析影像对绘画的影响和启示

独立影像、以及影像对绘画的冲击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家不可回避的艺术命题,甚至这样的力量已经对原生于中国本土的水墨画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国当代绘画如水墨画陷入程式化困境不能自拔时,影像重新把艺术指向了人类存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新技术将继续迅猛地发展,对艺术的影响和参与也会更加地深入,这不仅是一个影像艺术家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画家同样要面对的问题。当代水墨画的发展,必然要将自身的历史职责置于这一新的提示之中去展望未来。     

晁楣的艺术追求及理论思考

晁楣不仅是北大荒版画的开创者,也是中国承前启后的一代版画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为一位思考型画家,晁楣在创作之余尚执笔为文,出版有两部文集,在学理层面对艺术规律进行总结探究,对版画现状及存在问题审视思考,包括对北大荒版画几个时期、几代画家的艺术创作的深入分析,对于这一画派突破瓶颈、实现自我超越,均有启示作用与指导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动态考察

处于传统向现代过渡背景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借鉴西方经验,从法律法规、机构设置、人员结构方面时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都已经初具规模,体现西方法律精神的文本表达比较规范,但在实际运作时却经常遇到中国传统情理法困扰.透过历史司法案例从诉讼、调解与和解这三个方面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机理,表明司法机关无法完全按照西方的严格法条主义解决纠纷,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的情理,同时司法官也不能独立做出判断,必须借助医学团体以及行政的力量,因此顶层设计的全盘西化与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剧烈博弈,是导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医患纠纷解决中表达与实践背离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