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程朱理学批判

(一)前言宋代思想往往被称为“理学”,实际真正的理学只能指程朱派,即客观唯心论派,因为只有他们才把“理”提升到世界的最高地位,把它看作(?)驾乎一切之上的精神实体。在宋代思想家中,“理”这一概念首先在周敦頣的“通书”中被提出(通书理性命章),但周敦頣没有对它加以说明,他所说的“理”究竟指什么,我们很难把握其意义,张载也说到,“理”,例如他说:“万物皆有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很显然,张载之所谓“理”是指自然变化所遵循的规律,并不存在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武夷山摩崖石刻与朱子理学思想

武夷山素有“道南理窟”、“闽邦邹鲁”之称,是朱子学的发祥地和宋明理学的重要发源地之一。遍布于碧水丹山之间的哲理刻词,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示了朱子理学深厚的文化内涵。结合武夷山的摩崖石刻,对假座武夷山的武夷学院的校园石刻予以诠释,揭示其深刻的理学意蕴。     

论朱熹易学与理学的沟通

“太极”是易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朱熹把“太极”看作象数变化的根源和最高原则。他为了说明“太极”为易的根源，创造性地以“太极”之理自身的展开说明八卦和六十四卦形成的过程。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理”是最高范畴；虽然其理学体系庞大，但是始终离不开核心概念“理”，也始终凸现以“理”为本体．故而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是以“理”为本体的理学。朱熹的“太极，理也”恰好沟通了其易学与理学，证明了其易学和理学有密切的关系。     

《“命”与“分”》：开理学研究的新生面

李锦全先生的作品《“命”与“分”》通过三部清代小说，揭示了理学“命”“分”思想在当时广大群众中所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深刻剖析了理学“命”“分”思想的实质及其负面作用，以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开出了理学研究的新生面，给予后学者以有益的启示。     

论费密的反理学思想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四川新繁县人,著有《弘道书》等。在明清之际的学术界,费密并非赫然大家,但他批判理学别开生面,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反理学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通诸四民”的“中实之道”费密认为,理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悬空”的。“自性理之说兴,……始以理为至极,而居末有     

浅论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

众所周知,曾国藩是服膺程朱理学的,他的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大体承继了程朱,个别命题也远接思孟学派和韩愈。曾国藩论述事物,常以程朱的理论作为依据。关于世界的本源,曾国藩认为“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其理本同一源”。这令人想起朱熹的一段话。朱熹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朱熹讲“理”和“气”的关系时指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就是说“理”决定“气”。曾国藩谈到“理”与“气”的关系时说:“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异之始”。“理与气相丽”是说两者相辅相成,而“命实宰乎赋异之     

论勒噶尔对朱子理学的译介

在朱子理学西传欧洲的历史上,法国人勒噶尔占据颇为重要的一环。英国汉学家卜道成、葛瑞汉、李约瑟、德国汉学家葛拉福等对勒噶尔朱子研究都颇为重视。盖因其书无中文译本的缘故,致使勒噶尔在中文学界不显。从内容和翻译两方面对勒噶尔理学研究著作《哲学家朱熹的学说及其影响》做一详细研究,可以认定勒噶尔对朱子学说中理、气、太极、阴阳、天、鬼神等观念的译介总体上来说比较符合朱子原意,其成就值得给予充分肯定。     

薛敬之理学思想略论

薛敬之的思想上承河东薛王宣,下启高陵吕柑,侧重于理气之辨,并以“存心”为宗旨。他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认为理气相即不离,且互为体用;主张“心”即是理即是善,认为学者首先要“识心”。他的这一“重气”思想和对心体的重视为明代中期儒学及关中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关学中兴的一位重要人物。     

由朱熹性理学说观“理一分殊”之多重意蕴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乃为程颐为其弟子杨时解惑时所始发 ,随后成为理学常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其文字的多义性 ,这一个范畴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演绎成多重意义。本文重点不在于说明朱熹如何运用“理一分殊”这一概念 ,只欲通过朱子的性理学说解读“理一分殊”的微言大义 ,借以折射出这一命题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标准及 理论诠释的疏漏

朱熹以接续儒门道统为己任,历来被学者推尊为“中古第一人”和“集大成”者。牟宗三以心体与性体为准则认为朱子在本体、工夫和文本三方面不能契合儒门真精神,故判为“歧出”旁枝。首先,牟宗三以朱熹“格物穷理”论为基点申斥其求理于外,认为朱子所言道德本体“只存有不活动”,理之实践性和动态性丧失;其次,批判朱子顺取格物的工夫路径,认为以本心求外物乃认知之心,心之本体性和道德性弱化;最后,认为朱子进行义理阐发所据文本全然以《大学》为中轴,偏离儒之正宗以“四书”为中心的思路,故判其为“别子为宗”。事实上,牟宗三以上论断与朱子本意相差甚远。朱子思想重心非以《大学》为本,其所言之理乃即存有即活动的一体两面之理,其工夫乃逆觉与格物他律自律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对牟宗三“别子为宗”进行检视和反思。     

被埋没的理学字义精妙之作：程若庸《增广字训》新探

因原刻本失传，被元人赞为“宇宙间精妙之书”的程若庸《增广字训》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误解之命运，“村塾学究”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故有必要重解之。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在文本结构上，《增广字训》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就字义思想言，相较之前同类著述，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独创“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以“愚谓”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因此，《增广字训》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气”与“能”：《新理学》与《论道》之比较研究

《新理学》之“气”与《论道》之“能”都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料”。“气”的使用弥补了《新理学》形上本体“理之无能”,“能”的自性能动则保证了《论道》之“可能界”到“个体界”的顺利过渡。“气”与“能”的使用反映出通过强化逻辑分析法而建立形上学体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逻辑意识不发达”的不足,使其形上学体系表现出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特色,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问题。     

《新理学》的理气观

《新理学》的理气观刘长城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一书的绪论中，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的《新理学》是“接著”．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的理学讲的，还说《新理学》是最哲学的哲学。据此，我们可知；第一，《新理学》的源头在宋明理学，...     

析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观

周濂溪是理学的开山，后人已有界定。《通书》（即《潘志》中提到的《易通》是调敦颐最主要的著作，全书共四十章，二千八百三十二字，是古来篇幅最短的学术名著之一．尽管全书的结构并不严谨，但仍较全面地展示了周敦颐理学思想的体系。朱喜在《周子通书后记》里说：“《通书》大批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纪纲道德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请德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之。”（《见晦庵先…     

《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辨析——兼论“理一分殊”提法的来源

本归纳了《孟子》“一本”“二本”的说法在宋代理学话语中的用法，指出理学界对世界统一性的追求，在儒学内部，是受了孟子“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的鼓舞。由于“一本”“二本”也是程颐提出“理一分殊”时的话语来源，本着重分析了两种提法之间的关系，指出程颐本之《孟子》提出“理一分殊”，实原出于赵岐的误读。     

李梦阳、何景明的反理学思想识解

李梦阳的理欲同行说、《缶音序》;何景明的《心迹篇》、《师问》等是许多研究者认为二人具有反理学思想的主要依据,然李梦阳的"理欲同行而异情"是理学的传统命题;《缶音序》是从诗歌创作角度批评宋诗议论化的倾向;何景明的《心迹篇》是儒学"格物致知"和"理一分殊"的自我阐述;《师问》则是对人不对事地抨击不重素质、惟考是的的学校教育,总之,全面考析,上述资料都不能成为二人具有反理学思想的依据。     

理学道德本体论的生成进路

理学道德本体论对成德成圣的关注远重于宇宙万物的本原问题,其主要研究道德如何形成、道德的原因和根据,通过道德本体的建构赋予道德至上性和绝对性。理学家们从神秘性、主宰性的“天”开始,借助天的绝对主宰力量来强调道德的绝对权威;张载以性为本体,将道德的权威由外在的约束力量转向人的自愿自觉;程朱以“天下万物只是一理”将人世伦常的应然上升为宇宙存在的必然,但“理”的外在强制力容易使主体失去践行道德的内在动力,而在“心与理一”的过程中,“心”的感性作用又容易稀释“理”的神圣性。心学批评程朱理学“析心理为二”,提出了“心之本体”,通过“心”来体认宇宙存在的必然和人世伦常的应然并实现其统一,将人的主体性推向极致,但心的个体化、情感化将带来道德本体自我解体的危险。理学道德本体论生成进路的厘清,有利于阐释理学道德本体论的思维特点、理论困境,以及揭示道德本体思想如何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过程。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