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用—德尔福”合并案看商务部反垄断审查标准的适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企业合并成为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合并由于极易导致经营者获得市场支配地位从而有能力限制市场竞争,一直是反垄断法关注的重点。2008年8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把经营者的合并行为作为核心内容之一,第一次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反垄断规制,彻底终结了在我国经营者合并长期以来缺乏高位阶反垄断规则的历史。文章通过对经商务部审核最终附条件通过的＂通用—德尔福＂合并案的介绍与分析,在商务部反垄断标准适用的态度转换与现在仍存在的问题上做了深入的思考,以期为我国刚起步的反垄断执法体系提出相关建议。     

美国优秀教师标准及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启示——以音乐教师的培养为例

美国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制定优秀音乐教师标准的颁布,使美国音乐教师的能力和专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是美国音乐教育走向世界级水平的有力依托。我国正处于深化教育改革时期,文章对这一标准的内容解读和分析,以期为构建我国优秀音乐教师标准,推动新时期音乐教育的发展,探寻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台湾家事审判制度的改革及其启示——以“家事事件法”为中心

台湾地区为化解家事审判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历经十余年激烈论争,于2012年颁行"家事事件法"。该法案的主要内容是综合运用诉讼和非讼法理,创新家事争议解决程序。其主要特点是:将家事事件类型化并做专门化处理;统合处理家事案件;扩大调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注重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引入社工陪同、强制当事人医学检查等辅助制度;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减少家事争议处理成本。该法案的成效尚待实践检验,但其改革家事司法机制、提高家事纠纷处理效率、加强保护家庭弱者、促进家庭关系和睦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值得借鉴。     

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反省与重建——以“成王败寇论”为中心的考察

"成王败寇"这一历史人物评价标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以"历史作用"标准出现,最为公认并被普遍采用,其主要内容是历史进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人民利益、社会需要等。它是以历史人物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对历史发展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作为评价的基本尺度或首要准则。这种标准的片面运用,导致了在事功判断与道德判断、人类历史中物质与精神、历史人物现世成功与历史成功等关系问题上的偏失。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必须充分估价道德评判的重要意义,构建多元评价体系,以克服"成王败寇"论的不足。     

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合并的实践与启示——以依安县丰林村为例

村庄合并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农村建设的全局具有重要影响。依安县丰林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按照＂撤并自然屯,建设中心村＂的思路,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配合,农民受益,多方共赢的＂丰林模式＂,有力地推进了新农村建设进程。以依安县丰林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探讨丰林村在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合并的实践,总结其启示,以期为村庄合并建设提供借鉴价值。     

“以学习为中心”的心理学解读与启示

现代教学的发展愈来愈重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和个性发展。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正快速地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以生活为中心、以能力为中心的新形式。以学习者的学习为中心构建新的教学模式和体系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诸多学者已经从认知与元认知、动机与情感、发展与社会交往以及个别差异等方面对学习进行了大量研究，归纳出了影响学习者和学习的诸多原理和因素。本文从心理学的视觉解读“以学习为中心”的含义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美国“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启示——兼论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

自古以来,对于教育理念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教师为中心,片面强调教师和教材的作用;二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激发学生内心向学的积极性。不同的教育理念带来不同的教育后果。目前我国以教师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备受人们的批评。而美国以学生为中心的独特教育理念,在美国的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主导作用。我国要成为科技强国,就应当尽快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实现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的转变。     

我国大学内部横向治理组织的现状、问题与建议——以N大学为例的调查研究

我国大学内部横向治理组织主要是以各种委员会组织和领导小组的形式存在,其工作职责多在具体事务处理层面,工作规程缺失,运行状况不佳,这与我国大学普遍对横向治理组织认识不深、定位不准、建设不够密切相关。大学横向组织建设对于现代大学治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可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有关经验和做法,重新定位职能,精简组织数量,分类实施建设,严格规范运行,推进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日本“内部人控制”形成的历史考察：以公司法制度为中心

1951年的《商法修订实施法》、1966年的商法修订及被提高诉讼成本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董事会形式化、友好股东持股份额在股权结构中的高比例化及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休眠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日本公司"内部人控制"得以形成的制度基础。日本政府通过法律对政策的重述实现了对日本微观企业制度演化的影响。     

明清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明清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功能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祭祀仪式和书院的讲会制度。此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及徽州学者和乡绅三方面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     

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启示——以景颇族为例

法律信仰是民众守法的基石,也是法律得以顺利执行的重要保障.景颇族原始宗教通过其规范功能、纠纷解决功能、惩罚教育功能的发挥,实现了对景颇族聚居区社会的整合和控制.原始宗教是景颇族社会内在秩序的重要形式,对于塑造民众的法律信仰具有借鉴意义.     

以效率价值主导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重构——以滴滴出行与Uber中国合并为切入点

经营者集中申报制度旨在预先发现潜在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风险,并筛选出相关合并事件予以实质审查。我国的申报标准采用营业额作为统计依据,然而单一标准或导致不能及时发现风险,而事后的审查与处断措施既会使企业成本提高又对市场效率释放了负效应。因此,引入市场份额标准构建多元化可选择性的申报标准成为破题路径。由于申报前阶段对于效率的要求,此处的市场份额统计和精确程度都应体现较实质审查的特殊性。另外因为行业的特殊性,在具体制定市场份额标准时也要考虑相关行业的差异性。     

重整程序开始的条件及司法审查——对“合并重整”的质疑

因重整程序涉及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且成本巨大,其开始不仅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条件,法院还应审查企业是否具有再生的希望。对此,从比较法的实践来看,重整主要适用于大型企业。另外,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中,普遍存在所谓的“合并重整或者整体重整”,是违反程序和实体法规定的。如果具备了法人人格否认的条件,应按照连带责任的方式来处理之,而不是创造程序搞“法外之法”。即使这些关联交易者具备重整原因,也应分别受理、分别申报债权、分别进行程序而不是合并重整。     

门牌保甲与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以清代门牌原件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城乡人户悬挂于门首的门牌,不仅是一种户籍凭证,同时也是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制度的重要工具。它既与古时标写着"某宅"或"某寺(观)"的门匾不同,也与今日标写着"某路某号"以便拜访者查找的地址牌不同,有着特殊的形制和功能。无论从户籍制度、保甲体系还是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作为清代牌甲制度基础的门牌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将结合清代官方史料、政书文献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清代门牌原件资料,梳理清代门牌保甲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过程,并进一步探讨门牌保甲制度中所反映出来的基层社会控制理念。     

“非个人化”文学翻译——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创作理论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T.S.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在文学发展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对文学翻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从＂非个人化＂的理性角度来探讨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翻译是＂非个人化＂的行为;译者是传达原作艺术情感的媒介;译者要不断地牺牲并超越自我的主观个性。＂非个人化＂理论让我们深刻反思翻译的性质、过程以及译者的任务和译德等。     

浅论我国穆斯林习惯法——以“口唤”制度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的穆斯林习惯法是规范和调整穆斯林之间民事行为和关系的重要之"法"。《古兰经》《圣训》里的"主命"概念、亲权观念和夫权意识等法文化内容塑造了我国穆斯林习惯法的一些具体制度,"口唤"制度即为其中典型一例。"口唤"制度是我国穆斯林基于伊斯兰教信仰而形成的一种通过"许可"或"命令"的方式来调整民事关系领域内人们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习惯法。"口唤"制度在西北民族地区各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以"口唤"制度为代表的我国穆斯林习惯法应当在国家法律的框架内充分发挥积极作用,避免消极影响,并进一步中国化,从而为推动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绩效改进为中心 以程序公平与标准公平为基本点——兼论事业单位绩效考核的理念、技术与方法

随着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全面推开，事业单位的绩效考核工作必将进入一个全面推广和深化的时期。对于大多数单位来说，绩效考核工作是全新的工作，也是对原有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的挑战。对于各单位的领导和人事主管部门来说，如何在稳定的基础上、有秩序地、科学地渐次导入绩效考核体系，将是未来一个阶段事业单位改革与管理工作中的热点话题。     

马列主义被弃的悲剧及对我国公民信仰教育的启示——以“苏联解体”为例

作为地缘性政治悲剧,马列主义随"苏联解体"已被前苏东地区彻底抛弃;对中国而言,剖析这段悲剧及形成原因,既在昭示不同社会意识形态斗争之残酷,也为社会主义国家立一座警示之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持续发力之际,为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少受干扰,就不得不对我们走什么路、打什么旗、由谁领导和如何看待历史等问题再次做出确证,以免在国内外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之际重蹈前苏东的覆辙。     

对集团的财务控制问题的几点思考——从“中航油事件”中得到的启示

中航油新加坡子公司由于违规进行石油期货投机,造成5.5亿美元亏损,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对这一事件大家众说纷纭,那么从集团财务控制的角度母公司应如何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加强对子公司及其成员企业的控制,从而保障集团整体目标的实现,成为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瓶颈——以寻求“制度外”解决问题为视角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与法治完全相反的、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寻求制度外解决问题的现象,这说明现阶段我国法治发展遇到了瓶颈,即受到了民主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制约而难以前进。只有加强民主和政权建设,我国的法治建设才能取得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