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现代生物技术风险及其治理

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是总体国家安全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治理提供了价值目标与方法论前提。现代生物技术带来国家层面的风险主要有生物产业依赖、社会伦理失衡、生态破坏、军事威胁等。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对现代生物技术的垄断、现代生物技术滥用、生态风险监管不到位、西方国家谋求生物技术霸权等方面。针对其风险，应从大力发展现代生物产业、构建现代生物技术使用伦理审查制度、完善现代生物技术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生物战剂综合防御体系等方面构建治理及防御体系。     

从代际伦理看现代生命科技

在当前生命科技蓬勃发展之时,建立一种代际伦理并以代际伦理的眼光来观照现代生命科技及其所带来的代际伦理问题是十分迫切的。这些问题至少包括后代和胚胎权利以及家庭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的改变等。树立代际伦理的理念,还有利于科学家自觉地担负起道德责任。     

生命伦理学及其哲学前提

当代生物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使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并对传统的伦理观念提出了新挑战,这是生命伦理学产生的根本原因。生命伦理学并不在于为具体的问题提供标准的答案,或者提供判断、评价善恶的绝对标准。生命伦理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能是对这种标准的哲学思考。本文从生命伦理学基本内涵出发,在对目前生物医学技术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哲学反思的基础上,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哲学的角度阐明了解决当代生物医学技术发展前沿问题的对策和视角。     

基于现代视野的中国传统生命伦理观

对于生命问题的关注与阐释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色.从本质上说,尽管儒家、道家和佛家对于人类生命和生死等问题的解读由于视域和侧重点的不同而呈现出各自的特色,但其内在的道德意识和伦理精神则是一致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于生命、生死和养生等传统生命伦理问题的深入反思和系统的理论建构不仅大大充实了华夏文明的宝库,丰富了中华文化之人文底蕴,而且对于我们深入分析和顺利解决现代社会中所遇到的种种人生困惑,增强人们的生命伦理意识,建立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生命境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和谐社会建构中生命价值的理性思考

阿尔贝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思想和中外生命伦理思想发展演进中产生的贵生、爱人等观念,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对当今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借鉴价值。面对当代社会来自自然与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与困境,我们应重新诠释生命伦理的主题,理性思考生命价值观以及生命神圣性;在传统与现实的资源中整合新的生命伦理体系,广泛开展现代生命伦理教育,健全完善生命伦理的法律制度,营造尊重一切生命的良好社会环境。     

论庄子的死亡伦理及其现代意义

死和生是传统中国社会里两大忌谈之讳,然而真诚面对自己生命的人就必须对"死"有所思考。死亡问题不单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是你、我自己的问题。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曾经不受重视而事关生命根本的问题,诸如自杀、安乐死、死刑、战争等等已经成为现代人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作为生命伦理重要组成部分的死亡伦理旨在探求生命死亡的本质和意义,以期建构起一套规范、指引人生正确面对死亡的道德体系。庄子对死亡有过深刻的领悟,也有着丰富的死亡伦理思想。但不同于现代死亡伦理学之拘囿于生物学、医学的精确测量,而停留于…     

伦理,到底如何关切生命?

"生命伦理"如何才不是伪命题?必须完成一个基础性的哲学论证:生命,如何与伦理同在?或者,伦理,如何关切生命?生命伦理的要义,是生命在伦理实体、伦理制度、伦理力量和伦理规律中安"生"立"命"。如果将生命当作生老病死的现象和进程,那么"生"之"理","伦"之"命",便是生命与伦理同在的两大结构。"生"之"理"是"生"与"活"的伦理重奏,包括"生"(诞生)与"病"(治疗)两个环节,是生命出场和在场的伦理律,基因、堕胎、疾病、医患关系等是其问题谱系;"伦"之"命"是"死"与"亡"的伦理商谈,包括"老"与"死"两个进程,是生命退场与永恒的伦理律,孝道、自杀、安乐死、葬礼等是其问题谱系。生命是生理与伦理的同一,生命伦理是生理律与伦理律的统一,生命的伦理律归根到底是精神律。生命伦理的真谛是"以伦理看待生命",主题是"学会伦理地思考"。由此,生命伦理才成为人的世界的生生不息之理。     

儒家伦理的普世价值

儒家伦理是否具有超越一切历史、超越一切地域的普世价值,学界对此在认识上存在尖锐的分歧。本文不涉及有关争论,只是从正面论证儒家伦理何以具有普世价值。本文认为,儒家伦理之所以具有普世价值,是因为儒学是生命的学问。既然儒学是生命的学问,那么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就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所关涉的是人所以为人之最基本的伦理准则,一旦背离儒家伦理准则,人就会行同禽兽。本文还认为,作为人之生命价值取向的儒家伦理,具体表现为五常。五常并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体用的关系,仁为体,而义、礼、智、信皆依仁以显用。而要实现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与价值,儒学必须经由世俗化的途径以实现普世化。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最后对现代新儒家主张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以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与价值的观点提出质疑,借以进一步强调儒学世俗化对于实现儒学现代意义与价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代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路径反思

当代中国的生命伦理难题的疏解和生命伦理学的建设,须在中国人的医疗生活和生命技术实践的历史经验中获得理解和支持。在对中国传统生命伦理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路径与当代境况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在理论层面展开的传统重构和现代转化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应拓展"医疗生活史"的研究向度,对中国人的生命观、技术观、医疗与社会健康行动和生命伦理思想的历史渊源、演进形态和当代状况做出准确解释,以此为在生命伦理语境中理解"中国问题"、分析"中国现实"并提出"中国策略"提供理论准备。     

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与技术时代的道德相对主义

随着形上世界的崩溃,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扩张使现代人不可避免地被卷进了技术大潮的漩涡,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技术统治思想的贫乏时代。在这个思想贫乏的技术时代,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医疗技术等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已逐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不断冲击着现代人脆弱的道德底线。与技术突飞猛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不断遭遇伦理困境。现代技术的伦理困境深刻影响着现代人的道德世界观,凸显了道德的相对性和主观性,从而为道德领域中的相对主义倾向提供了孳生的土壤和蔓延的空间。     

父子伦理,还是夫妇伦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元伦理"之争

发端于周人的宗法社会实践的中国古代伦理不仅打上鲜明的"家伦理"的烙印,而且在这种家本主义的伦理的发展史上,在"父子伦理"作为强势话语的同时,始终还存在着"父子伦理"与"夫妇伦理"孰为"元伦理"的理论之争.这一"元伦理"之争,使中国古人伦理观较之西人的单维的"男性伦理"或"无性伦理",以其对两性之际的深涉和包举而更具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此同时,又以其对伦理中的生命维度的积极观照,为我们现代人类克服其愈演愈烈的身心分裂的"伦理唯心主义"的困境和重返人类伦理中固有的"生命对话"的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路引.     

现代科技的伦理学思考

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不仅使人类改造外部客体世界的能力大大增强,同时由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也使得人类由改造客体而进入改造主体的时代。科技给人类带来希望和喜悦的同时也使得人类陷入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道德危机。在此首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了由科技所引起的伦理难题,并对这些伦理难题进行了伦理学的追问。科技所引发的伦理问题追根到底是由于科技引起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异化,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真实存在逐渐被遗忘。对科技进行伦理学的超越就是重新找回人的真实存在。     

现代生物医学发展与生命伦理学

在现代伦理的视野中，现代生物医学将生命科学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对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与操纵，正在动摇和改变着人类的自然进程和传统的医学职业行为方式。在这样的强烈冲击和挑战面前，人类忽视和慢待由此而引发的种种生命（医学）道德问题，一方面伦理学的研究会因缺乏时代性而失去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的一片广阔天空，现代伦理的价值和作用就无从得以提升；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也会因为缺少道德辩护和伦理力量而偏离合理的发展方向，因道德因素缺失所导致的过大负面效应会强烈地削弱医学科学技术以新的方式履行捍卫人类健康、保护人类生命责…     

生物技术在上海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各个领域里应用微电子技术正在方兴未艾地发展,大有可为的生物技术在上海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也巴异军突起。对于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人们多少有些神秘感。其实,数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掌握了葡萄酒酿造技术和面粉发酵技术。这就是传统的生物技术。当然,现代的生物技术已远远超过了酿酒和发酵,业已形成一个以遗传工程、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为主的技术体系。它是把生命科     

儒家伦理:中国语境下原则主义困境之出路——兼谈儒家生命伦理学的构建

原则主义作为当下生命伦理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在我国生命伦理实践中遭遇现实困境。生命伦理学是理解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产生与对于生命伦理问题的解读决定了生命伦理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要回答我国生命伦理学产生的问题,必须依赖于我国的文化语境。儒家伦理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能为原则主义困境的消解提供异于西方的德性基础,即"仁爱";能提供"经权"原则为支撑的方法;以及情理交融、通情达理的理性资源。     

生命伦理问题的国际软法规制

科技无国界,生命科技发展及其医学应用引发的诸多伦理难题跨越国界,日渐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亟待世界各国共同应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一些国际组织在过去的三十年来采用"宣言"(软法)而不是"条约"(硬法)的方式对生命伦理问题有所规制,创制了解决生命伦理问题的诸多国际软法。我国应重视生命科技国际软法规制之形成,发挥应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积极成为国际社会的引领者。     

论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征,探索现代道德难题是解析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的重要视角。在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正义问题。跳出现代道德哲学的二元论视域,以伦理总体性破解现代道德的"德福悖论"难题,寻求重建道德正义的可能路径。其二,伦理认同问题。破解现代伦理实体的认同难题,反思"家庭"和"职业"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公共形态面临的认同危机。其三,政治伦理问题。调节中国传统政治"家国一体"与现代西方政治"公私界分"之间的矛盾,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形态。     

生命法理三论——对谈大正教授之回应

生命法是旨在调整围绕人体及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其他生命体的生命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生命法的实质是法律化的生命伦理,它所保障和维系的是生命伦理中的底线伦理.生命法不是卫生法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反,它的外延囊括了卫生法,是一个由包括卫生法等在内的众多法律所组成的综合性法律体系.     

浅析生命科技、生命伦理的人文价值

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研究与广泛运用，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冲突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在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剖析了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人文价值本质，并强调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携手，共同促进生产力与生命力共同进步。     

神话与虚无之间的价值追寻——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伦理转向概观

“现代性自反”作为一种反思和建设性的运动,在后现代语境中引发了文化伦理转向,使那些显示人类生命理想的“绝对责任”、“不可解构的正义”、“无为共同体”、“弥塞亚精神”等等在经过了意义消失与神圣隐迹的凄苦之后再度返回到后现代争论的中心,成为思想瞩望的生命境界。后现代文化伦理转向的意义在于它显示了生命理想的不败,以及人类征服命运的悲情与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