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度母信仰及其在西藏的传播

度母信仰在藏传佛教神灵体系中占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度母信仰传入西藏地区的历史背景的梳理,认为度母这一起源于晚期印度佛教的女性神祗信仰,于松赞干布时期传入,在阿底峡时期真正开始普遍流行,结合＂转轮圣王＂及＂上师崇拜＂观念的影响和推动,将历史人物与佛教菩萨信仰结合而形成＂观音—度母＂的联合信仰模式,并经过阿底峡的大力推行而最终成为藏传佛教中最为普及的女性神祗之一。     

晚清士大夫佛教述要

以龚自珍、谭嗣同和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佛教是晚清三大社会思潮之一。龚自珍首先张扬晚清“批判佛教”理性 ,而谭嗣同则第一次试图调和儒、佛和西学 ,杨仁山开始把天台宗和净土宗思想柔和在一起 ,创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出版经书 ,培养佛教僧俗人才 ,成为“民国学术佛教之祖”。     

论镰仓时代禅宗与武士阶层的关系

镰仓初,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开始寻找为自己服务的宗教。天台宗、真言宗等旧佛教宗派腐败堕落,且与朝廷公家羁绊很深,不堪为用,此时禅宗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先后由宋传入日本,受到幕府政权的欢迎。在幕府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作为社会中坚的武士阶层争相皈依,禅宗很快风行全日本。另一方面,禅宗为武士政权提供了信仰支持,禅宗的教义、清规塑造了武士阶层的精神世界,也深深影响了武士的日常生活。     

希特勒上台与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关系

德国法西斯政权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并非垄断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支持和扶植希特勒,希特勒与垄断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有一个发展和深化的过程。     

论吐蕃时期佛教从宫廷到民间的转向

吐蕃时期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由宫廷到民间的转向过程。文章从转向前佛教在贵族中受到的礼遇和挫折写起,叙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民间的发展情况以及吐蕃政权瓦解后佛教在民间的兴盛。     

小乘佛教对西双版纳傣族封建法律制度的影响

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是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民族，虽然历史上的傣族封建统治并未实行政教合一，但佛教深入到傣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傣族社会的法律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从佛教与领主制政权的关系、封建法律对佛教的特别保护、佛教戒律对人们行为所起的规范作用、佛教与诉讼审判制度，以及佛教与处罚手段等方面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影响。     

辽代佛教的勃兴与历史作用

佛教在契丹族建立政权以前便受到重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以后至辽朝各位皇帝统治时期呈持续发展状态。佛教是辽代统治阶层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超越以往。辽代的佛教与城市的发展相伴随是辽代佛教勃兴的特点之一,佛寺和佛塔是标志性建筑。对萨满教和佛教的历史作用要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性质予以评价。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行为准则。辽代佛教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宝贵财富。     

辽金元佛教与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契丹、女真、蒙古诸族在进入汉地并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入与汉族的交流,这种交流与其接受汉地文化同步,而佛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有力地推进了这些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程。这也是中国佛教对中华民族的重大贡献。     

汉魏佛教的区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学分析

汉魏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分布在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和长江流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是皇族和士大夫信仰的佛教,而长江流域的墓葬出土的佛教文物,则表明佛教与民间丧葬风俗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首先草根化.汉魏时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佛教都是一种祭祀工具,日本学者称之为“道教的佛教”.汉魏佛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在洛阳和建业的政治中心,佛教的祭祀功能表现为为现实生活祈福,满足上流社会的重生需求,而在长江流域的民间,则表现为祈祷祖先在彼岸世界过上美好生活.祭祀化的汉魏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地认为,佛教文化并非外来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柳宗元诗歌佛学渊源探析

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

佛教在日本经历了国家化及与政治相互扶持的长期历程,因此与其政治和军事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联系。日本佛教存在着某种功利化倾向,不太强调是非善恶的区别和“因果报应”以及“轮回”与“涅”等观念。僧侣和武士曾经相互影响,佛教禅宗在武士和政客的训练过程中发生过重大作用,对于日本民族独特的生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成为武士道发生的重要精神根源。     

试析朱元璋二重性佛教政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于应天即帝位,面对元末以来的乱局,朱元璋采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策维系统治。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像三武一宗那样排斥佛教,而是采取既提倡保护又整顿利用的二重性佛教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佛教的衍生性政治价值,其中又掺杂了他个人特殊的佛教情感,从而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二重性的负面趋向不利于其维护统治,从而他对佛教施以整顿。     

中国古代佛教势力发展变化中的皇权政治因素

在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外来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变革历程,是受中国皇权政治的改造日益世俗政治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佛教依附皇权政治而发展,其兴衰存亡,制约于世俗君主,受专制皇权所直接控制支配。其二,儒佛合一,佛教接受儒家统治思想的改造而成为皇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份。其三,参与世俗政治,佛教表现出"辅助王化"、服务专制皇权的特殊政治功能。     

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15世纪初,格鲁派通过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而创立,以其纯正的宗教思想和严密的佛学体系而新兴起来,格鲁派的兴起改变了当时西藏各教派和地方政治势力的格局,引起了明王朝的重视;而初兴的格鲁派亦顺应了明初以稳定与巩固西藏地方政治秩序为重点的治藏政策,与中央政权建立起密切、稳固的关系。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