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分明议谯周

谯周劝蜀汉皇帝刘禅举国投降敌国曹魏,使一个王朝的运转戛然而止,终结了一个王朝的命运。其作为历史上评论颇多,观点对立。笔者通过阅读《三国志·谯周传》,对其劝降的客观性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对谯周的人格品行进行了述论。本文认为,谯周劝降的理由是充分的,陈寿对谯周的评价是公允的。     

略论谯周的古史研究

谯周是三国时期的史学大家,他的古史研究超越了时代的局限,为当时的史学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不主张社会倒退的古史观,具有“圣王不同姓、天命不常在”的疑古精神,以及以剔除史学中的神秘与虚妄的理性考史,这些主张和行为是史学独立意识的自觉,卓然独立于同时代史家的。     

陈寿《三国志》的史识与史德

作为前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其史学价值不言而喻,但部分篇章的内容受到众多非议,认为陈寿有曲笔回护之嫌。如果通观陈寿的史识史德,并从陈寿当时所处环境仔细斟酌,陈氏还是比较中肯地记载了历史事实,并未有意混淆历史事件。故不应当给《三国志》披上谤书的嫌疑,更不应当怀疑陈寿的治史之功。     

论《三国演义》中的谯周形象及其文化内涵

《三国演义》中的谯周是一个矛盾的、充满张力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出场九次,但却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小说围绕谯周劝降展开对知识正确性与道德合理性之关系的思考。围绕谯周劝阻诸葛亮、姜维北伐演绎天时与人力、知识与道德的冲突以及知识面对道德时的有限性,以及如何评价二者价值高低的问题。毛本在谯周形象上的微调,除了行文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明清易代之际文化思潮的呼应,同时也表现出毛氏父子的史家心眼,并未对谯周形象予以简单化的处理与批评。     

陈寿史学刍论

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直逼马、班,当时有＂并迁双固＂之誉。但陈寿的史观史法,我国史学界仍乏撰述。本文着重探讨了陈寿的形势观、人谋观和史体观,认为陈寿重视客观形势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有唯物史观倾向,同时也重视人谋对形势的主导作用,突显了历史人物的主体精神。史体上突破纪传、编年二体,融纪传、国别为一,创三国各为纪传的新体例,体现了史家的求实精神。     

《三国志·谯周传》“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辨误

<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研精六经,尤善书札"."书札"应是"<书><礼>"之误,依据是:<通志>的<谯周传>"书札"作"<书><礼>";从谯周作品及谯周的经学承传来看,作"尤善书札"不合理,而作"尤善<书><礼>"则合理;<三国志>中"礼"字多讹为"札"字;"禮"字很早就已写作"礼",而"礼"字与"札"字形近,易致二者混淆.     

陈寿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三国志》是前四史之一,在我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学术界对于《三国志》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来展开论述的,对其所反映的史学思想的探讨则不够深入。陈寿《三国志》所反映的史学思想具有以下基本特征:更加突出政治史的特征;实录与曲笔并存的矛盾特征;强调正统意识的特征;官私修史相糅合的特征。     

洛蜀交融——谯定学术新探

谯定学重《易》《论语》,是程门涪陵系的开创者。谯定长于象学,兼治数学、图书。他以象为道之发见,具有本体论意义。谯定强调领悟易象,然后会通诸卦爻大义,乃学以明心的克己功夫,又与格物致知有密切关系。谯定《牧牛图》以四勿、四毋作为儒家循序渐进的修养阶梯,以学、礼为修养手段,以敬为修养方法,以明心见性为根本,以无我为最高境界和追求,继承发挥蜀学无心、牧心思想,加以儒学化改造,形成独特的理学思想。     

东汉后期谯沛武人集团简论

谯沛集团是以曹操为中心以其亲属为基干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武人集团.他们多为忠勇敢死之士,在政治、军事生涯之初就与曹操事业联系在了一起,成为曹氏的股肱心臂.与曹操的另一重要政治集团颍川谋士群体相比,无论是入仕方式、文化素养,还是政治动机、价值观念,谯沛武人集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特征.     

从《三国志》看陈寿的领导思想

从《三国志》对魏、蜀、吴三位领导的塑造,我们能够窥见到陈寿眼中成功的领导者应具备如下三点:取业领导之本——明略、立业领导之器——仁德、守业领导之法——任才.     

黎川陈氏与寿阳祁氏之交往——读《陈甘簃诗文集》札记

清代科举家族之中,江西黎川陈氏和山西寿阳祁氏是南北颇为著名的两大文化世家。家族成员们通过科举入仕,在嘉道咸同光各朝,名人辈出。而两个家族又通过联姻这种方式,得以密切往来,直至民国以降,后代们仍互相唱和,力图维系这种文化上的传承。     

《周易》与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以《宋朝诸臣奏议》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士大夫为复兴三代之治,重建王道政治秩序,主张以经术治天下,重视经学的经世功能。在探索王道的过程中,士大夫以《周易》为经世之大法而推崇备至,并注重运用《周易》义理指导现实的政治实践。他们通过在奏议中引用《周易》经义议论时政,为朝廷提出合乎圣人之道的治国之策以实现儒家通经致用的理想。在北宋奏议中,士大夫不仅以《周易》经义培育皇帝的政治道德,而且还从《周易》中厘定出内政治理原则施用于今,从修己、治人两方面充分展现了易学的经世指向。他们以《周易》经义作为评判现实政治得失的标准,批评并制止不合经义的政治行为,规正政治发展方向,从而使《周易》对北宋治国理政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