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娼妓解放运动”述评

日本明治政府迫于国际压力于1872年颁布了名不符实的“娼妓解放令”,此后日本的“废娼派”与“存娼派”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论战,而近代日本的卖淫业却依旧存在.尽管1956年日本政府出台《卖春防止法》,正式在日本废除了公娼制,但由于种种社会原因娼妓仍在日本得以存续.     

近代中国废娼思想的历史考察

娼妓制度的存废是衡量妇女解放程度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标志之一.近代意义上的废娼思想产生于20世纪初.至五四时期,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在这一思想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时期的废娼运动,起到了除旧布新的作用.     

浅析1920—1925年间的天津废娼运动

近代以来,随着天津开埠通商,天津的娼妓业日益繁荣,在1920年至1925年间达到全盛。在全国废娼潮流和新文化运动"解放""改造"等口号的影响下,天津出现了一场废娼运动。运动以舆论宣传和女权请愿的方式进行,并在女权请愿时达到高潮,但运动结果最终潦草收场,呈现出雷声大、雨点小的特征。天津的废娼运动是一次存废两难的"笔墨"运动。政府的不作为和娼妓面对生存的压力是导致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领导阶层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也难辞其咎。     

经济衰退娼业繁荣

近年来,尽管东南亚经济危机给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卖淫业在这个地区反而呈迅速发展之势。许多因经济危机而失业的年青女性纷纷投身这个皮肉行业,成为该地区的一支日渐壮大的“劳动大军”,给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带来巨额“贡献”。 据悉,在亚洲经济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的娼妓业并没有出现衰退、萧条的迹象,相反遇到了“极佳”的发展机会。泰国大量的失业和印度尼西亚卢比贬值造成人们收入的锐减,使许多年轻的姑娘离开农村、工厂,甚至办公室,来到曼谷、雅     

当代日本农村社会中的“长子”与“家”继承——宫城县仙台秋保町马场村的田野调查

日本从江户时代开始确立了武家制度,明治以后的家制度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核心是家长权利至高无上和长子继承家业.直到1947年以前,“长子”一直是农村社会中“家”的法定继承人,长子继承虽不分男女,但传统上还是以长男继承为主.本人在日本宫城县仙台秋保町的田野调查发现村落中的“家”仍然多由“长子”继承,但是女性长子-长女继承格外引人注目.长女继承是长子继承在现代语境下的体现.本文重点探讨了长女继承在农村城市化,社会生活国际化背景下为维系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力图为人们了解日本农村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认识视角.     

从“科玄论战”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

百年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围绕着民族复兴提出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其中因直面社会弊端根源而具有现代中国构建意义的是作为1840年以来中国思想交汇点的“科玄论战”。由于“科玄论战”的双方将自我主张与“唯物的历史观”相隔离,这使得“科玄论战”成为了不彻底的思想启蒙。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关系的维度明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实践主体”与“主体实践”的明晰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百年思想的启蒙,是“中国道路”的逻辑始点。     

思想分歧与道路选择:重新认识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因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以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研究系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上出现明显的差异。前者主张以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俄国人的暴力革命道路;后者主张以资本主义或基尔特社会主义方式开发实业,走英德式的社会改良道路。论战双方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集中体现了五四思想界对该问题的认识深度和认识高度,导致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分野。经过论战,双方都从对方接受了某些观点和启示,对自身的观点进行修正和补充,并调整了自己的政治视角;双方的意见虽未根本改变,但都有所丰富完善,并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点上找到了发展实业的共同途径。这场论战深刻影响了五四之后中国历史的进程。     

简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一次大论战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曾经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这个本来属于学术理论性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众多的学者和所谓学者热烈、持久的论争,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回顾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中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用意,对加深第二次大论战的理解是有启发作用的。     

简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第一次大论战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第一次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国内曾经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论战。第一次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以后,直至今天。这个本来属于学术理论性的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如此众多的学者和所谓学者热烈、持久的论争,是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回顾第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大论战中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用意,对加深第二次大论战的理解是有启发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新论

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积极参与“科玄论战”,不仅有其特定历史机缘,更是他们自觉贯彻党的政策主张的组织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建立“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确立“科学的奋斗的人生观”。不仅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科玄论战”,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思想宣传工作、党员个人言行的组织纪律要求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当以“组织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参与“科玄论战”。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出版物”等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对于党员个人言行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求,强调“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不可有离党的个人的或地方的意味”。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组织纪律等方面看,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绝不是他们各行其是的个人行为,而是有领导、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行为,具有集体行动性质,其参与“科玄论战”的配合情况和基本格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参与“科玄论战”确立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科、玄、马”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既积极宣传了马克思...     

日本制造的“满蒙问题”与国际法

近现代史上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采取种种手段一步一步地攫取侵略权益 ,从而形成了所谓的“满蒙权益”。由此“使人不得不对日本在其现代对外关系上学习和运用欧洲外交最恶劣的特点及在某些制度上融会西方文化的比较优良部分的聪明智慧 ,具有深刻的印象”。     

再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

一九六四年,在我国哲学界曾经展开了一场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轰轰烈烈开始,匆匆忙忙告终。论战的结果,是给“一分为二”加戴了几顶桂冠,如:只有“一分为二”才是真正的辩证法;“一分为二”包含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全部内容;“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精髓等等,而视“合二而一”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     

“生物演替——顶级群落”的论析从“生态学”到“生态伦理学”的必然

20世纪前期的“生态学”界发生了关于“生物演替一顶级群落”理论的论战。论战双方在价值路向上的歧异说明,人类研究生态问题不能限于“生态学”。生态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本质上体现着人类对自然对象的一种知解性把握,因此,它只以一种价值中立的冷峻态度寻求“实是”中的“是”,并不能满足人类根本性的生态利益。而人类的生态利益乃人类对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取向的探源式追问和归本性回答,因此只能植基于一门以“求善”为目的的人文科学。依据这种价值逻辑,“生态学”必然过渡至“生态伦理学”。     

国共两党在抗日纲领上的分歧与“三民主义”论战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两党之间除了抗日之外已不可能再有其他政治上的共同点；两党用三民主义作为合作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只是表示了一种可能性，并未见诸于双方共同承认的纲领；两党在抗日纲领上的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表现了双方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尖锐对立；《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这场论战作了总结，在思想理论上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     

“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伐战争即将爆发之际，在一批学人和社会政治活动家中间爆发了一场关于谁是“军阀”，以及怎样定义“军阀”、如何改造国家与社会武装力量等问题的激烈论战。论战虽由时事问题所引发，其影响却超越了政论范围，推动了“军阀”话语体系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有关中国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学理研讨。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理论”评析

近代日本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兼并朝鲜,独占中国,鯨吞亚州,日本帝国主义曾经炮制了许多为其侵略扩张行径辩护的谬论,诸如所谓“脱亚论”、“兴亚论”、“人陆政策论”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等。这些侵略“理论”的问世,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渊源。     

纽曼缘何成为马修·阿诺德翻译批评的“牺牲品”

马修·阿诺德在《评荷马史诗的翻译》一文中对纽曼等人的译本提出了批评.纽曼虽对此一一作了回应,但并未真正理解阿诺德的真实意图,也就此成为与阿诺德论战的牺牲品.他在论战中出现定位上的错误,在风格讨论上出现偏差,也未看清阿诺德的“眼光”.阿诺德则就此拉开了政治与社会批评的序幕,这对于理解他文化批评的内涵有重要的意义.     

日本的“东亚新秩序”构想及其推进

所谓“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新秩序”不过是日本用以掩盖其称霸亚洲的侵略实质的代名词。它是日本“大陆政策”既定侵略目标中的重要一环。日本在推进“大陆政策”过程中,不断得逞,在实现其第二推进期目标,即吞并“满蒙”后,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妄想称霸亚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便提出建立“东亚新秩序”,即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的理论,并为此大造舆论。当军国主义势力足以控制日本政局时,此理论进而演变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并付诸实施,其手段则是先外交后军事,但两者均以失败告终。日本企图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梦想也随之破灭。     

“科玄论战”之社会因素分析——一个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分析与印证

对"科玄论战"胜负的主要因素并非双方基本立场或主要论点的正确性探因,就为分析论战中的社会因素提供了可行必要性。科学万能论思潮是论战发生的直接背景,而科学的意识形态化是论战中抹不去的色彩,学习西方科学的普遍愿望是科学派取胜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论战中社会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矫枉过正是比较容易发生的现象;纯粹的学术争论如果因社会因素而进入了文化领域,学术权威就会大打折扣;不同学科都有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社会不可进行推崇或压制;或许,通过对论战中社会因素的分析,为从新的视角进一步分析论战提供了可行性。     

林黑儿形象传播考论

林黑儿为天津船民的后裔,有走江湖卖艺的阅历。林黑儿参加红灯照之前,曾有过娼妓生涯。卖艺的艺人和卖唱的娼妓构成了林黑儿的前期形象。义和团运动爆发,林黑儿成为红灯照的首领,化身为黄莲圣母,并成了红灯照群体里的精神领袖。林黑儿后期形象主要是军事领袖和精神超女。林黑儿之死,更是众说纷纭,有奸杀说、就义说、海外流亡说、归隐江湖说,各种说法都是基于各自不同的需求有所述求的。海外媒介曾附和了林黑儿的神女和超女说。传播领域里的林黑儿是集娼妓、巫婆、艺人、超女于一身的多变形象。林黑儿形象的传播反映了一种乱世的情怀,是国家动荡、宗庙震毁时民心叵测的主观想象,而林黑儿本真的风貌,反倒在历史的风烟中渐趋落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