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哈贝马斯与韦伯合理化理论之比较

哈贝马斯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一脉相承,但二者在世界图景假设、哲学基础、理论性质3方面都有所不同:韦伯立足于超验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对立来建构其合理化理论,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普遍真理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世界图景假设是经验世界内的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对立,其哲学基础是语言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共识的交往合理性。     

儒家文化的合理化性质及其当代意义

立足于不同世界观假设,韦伯和哈贝马斯提出不同的合理化理论模式。韦伯的合理化是建立在人神对立或超验世界和经验世界二元对立基础之上;哈贝马斯的合理化是建立在经验世界的行动者的互动基础之上。从韦伯的模式来看,儒家文化的合理化是实质合理化或形式非理性的;从哈贝马斯的模式来看,儒家文化虽然合理化潜力低,但在认识和伦理两个方面都具有合理化潜力。在宗教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解构后,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是力图在经验世界内重建社会秩序规范。由于儒家文化的合理化也发生在经验世界之内,它对当代社会秩序规范重建具有一定意义。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循环经济伦理的概念系统、研究对象与发展趋势

简要论述循环经济伦理的概念系统即价值理念与框架；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循环经济伦理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一是循环经济存在的道德合理性，二是循环经济的伦理学性质，三是循环经济伦理的基本内涵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的内在一致性及共同追求——社会公正与和谐；阐明了循环经济伦理的发展趋势与创建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伦理学的四点设想。     

理性论与法治观——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

合理性可谓法治的元理论,法治观直接导源于理性论。柏拉图在区分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基础上,将其法治观建筑在理念世界的殿堂之上。亚里士多德则从经验世界中论证原因,对原因的论证构成了亚里士多德论证法治的五个基本内容。康德以实践理性的绝对命题来构筑其形而上学的法治观。韦伯区分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并将其形式法治观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大厦之上。哈贝马斯在交往理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其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对话与商谈如何可能?——以哈贝马斯商谈伦理透视多元社会之伦理建构方式

在当代社会文化多元、政治多极和经济利益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之下,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为克服现实伦理冲突和传统伦理危机应运而生。商谈伦理学的主旨不是谋求共同认可的普遍伦理规范,而是通过"对话"与"商谈"及其有效性的形式化条件预设达成某种"共识,"以求证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普遍伦理之可能性。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确证了当代社会生活伦理规范基础的建构从"抽象主体性"的建构方式向"交互主体性"的建构方式之转变。     

苏国勋的韦伯论题及其超越: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苏国勋先生以近40年的学术生命深耕韦伯研究。他特别关注韦伯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范畴，对它的理解和运用经历了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素朴的，即理解、重建这一范畴，分析韦伯是如何基于它来展开文明比较、形塑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判断；第二个层次是反身性的，即用这对范畴来反思和批判韦伯使用这对范畴的过程及其结论，揭露韦伯困境的症结，即在形式和实质、工具与价值的二分中偏向于前一极而难以自拔；第三个层次是超越性的，从原始儒学和新儒学中捡拾起“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即“中和合理性”来重塑形式和实质的关系，并以之重新洞察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明走向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议题。苏国勋先生对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这一形式性范畴的实质性理解和从中国文明汲取超越的资源的做法，对于扭转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形式化取向是一个重要启示。     

生命的政治隐喻与生命政治的现代性伦理构序

生命的实践性和体验性特征使得每个个体都不可避免地在经验世界中处于一种绝对内在的视角下,并依据某种身份认同而归属于某一政治共同体。这种生而为"承认而斗争"的伦理宿命就是人类生命中天然的政治隐喻。在现代性视域下,生命的自由和归属问题在终极价值解体和俗世王国权力建立的时代特征中展现为"解放"-"规训"两个伦理维度,生命政治的全部批判依照这两个伦理维度的内在张力而展开,并揭示了个体权利诉求和国家权力治理之间的三重可能性矛盾和对立。其启示性意义在于重新审视生命管理主体的界定、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的区分以及文化选择合理性的实质。     

对环境伦理何以存在的康德式考察

善恶是人类伦理情感经验的普遍范畴,凭借善恶之肯定与否定来总结、概括、整理人类生动、丰富、多样的情感经验而使伦理知识成为可能。人类的情感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关乎人类自身的,一类是关乎自然的。关乎人类自身情感的是一般伦理;关乎自然情感的则是环境伦理。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善恶情感及其自觉是环境伦理的现实基础与可能的逻辑依据。对情感的理性考察与认知统一整合为意志,意志最终凝结为目的。外在于事物的意志目的渊源于事物内在的规律性目的。对人的内在目的的觉悟是一般伦理意志、伦理规范的来源,对自然内在目的的觉悟则是环境伦理意志、环境伦理规范的来源。     

理性视野下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逻辑特性及关系

无形的大学理念和有形的大学制度构成了大学组织发展的基础,共同维系大学组织的传承和创新。以辨析二者的逻辑特性为起点,从逻辑起点、逻辑过程、逻辑形态、逻辑终点四个维度论证了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基本特质:多样性和单一性、自律性和他律性、兼容性和强制性、实然性和应然性。进而在学理层面分析了大学理念是大学制度的根基与灵魂,大学制度是大学理念的载体和升华。最后,借鉴韦伯的理性理论在实践层面提出:大学应高扬理性之旗,站在理性视野下以责任伦理支配下工具合理性为行动准则,以信念伦理支配下价值合理性为行动动力,从而达到大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深度契合,为大学的理性发展奠定坚实的根基。     

析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

合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概念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区分工具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 ,来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本文通过对哈贝马斯合理性理论的分析 ,澄清人们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某些误解 ,同时剖析其合理性理论的不合理性     

哈贝马斯的伦理思想研究——兼与麦金太尔相比较

随着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等流派划分的出现,流行观念认为它们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进而在研究中过分注重它们的差异、区分,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梳理哈贝马斯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过程时,力图尝试将麦金太尔的社群理论和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立场进行比较,在寻求他们共同性的前提下来论述他们的差异,并以此为背景进一步考察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原则的建构。     

孟子德性伦理的逻辑层次

孟子的伦理思想是典型的德性伦理形态。其理论的逻辑层次非常清晰：德性是人存在的依据；外在的道德规范是内在本性的外化；真正的道德行为必然合乎内在本性的要求；到达至善之境是其伦理理论的逻辑归宿。这四个方面环环紧扣，构成了孟子德性论的有机整体。     

人类交往有效性条件的转喻基础--语用学理论系列研究之五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理论设定了描述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在社会世界中建立人际关系的合理性和表达个人主观世界的真诚性三个交往有效性条件,这解决了传统哲学的经验论和先验论中主客二元对立的问题,但是没有论证交往有效性条件的基础。转喻理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陈述型的语言使用所要求的真实性往往是基于指称式转喻的相对真实性的,表现型语言使用中的真诚性是以言语行为转喻为基础的,互动型语言使用中所要求的合理性则兼有述谓式转喻和言语行为转喻的基础。     

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建

理性和合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 ,西方哲学的变革大多表现为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是用过于狭隘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分析现代性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入末途 ,相反这正是社会合理化有待发展的表现。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进行改造的基础上 ,引入了交往合理性概念 ,从而重建了理性和现代性的地位     

信念义务悖论的五种解答方式

信念伦理是否可能的问题取决于我们如何解答信念义务悖论。已有的解答方式有五种：直接意志论者的解答方式是否定信念非自主性论题；非意志论者否定了意志控制论题，这既可为否定信念伦理提供基础，也可为其他解答方式预留空间；间接意志论者认为信念伦理无须预设直接的意志控制；相容论者认为信念伦理无需任何形式的意志控制；否定的意志论者致力于揭示信念获得与信念消除之间的非对称性，此观点可以在预设某种意志控制的框架内为信念伦理提供有限的空间。反思这些不同的解答方式可知，直接意志论是错误的，间接意志论足以保证信念伦理的正当性，它不但可以兼容非意志论的观点和相容论的正确前提，亦可吸纳否定的意志论之正确洞见。     

理性、行为与社会——论哈贝马斯现代性分析的三个向度

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工具理性行为和交往行为以及系统和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三对对立的基本范畴。哈贝马斯通过对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概念的区分,解释了合理的理性概念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工具理性行为模式和交往行为模式的区分,解释了社会行为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通过对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社会双重概念区分,解释了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正确把握三对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交往行为理论的主题：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