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与世界经济再平衡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结构不合理、治理结构不健全、监管机制不到位等深层次问题。从本质上讲,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各国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加上缺乏一个有弹性可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总需求无法及时消化总供给,表现为全球贸易和资本失衡的同步进行。总需求能力的减弱与全球分配法则的演变规律有关,而引发总供给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获取的高额利润。长远来讲,各国只有立足于解决自身的结构性问题,才能积极促进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结构性调整,需要深入推进包括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等在内的要素市场改革。同时,还需要启动经济社会领域中许多深层次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全方位的改革,在收入分配结构、国有企业垄断、民间资本进入等重大经济社会领域中加大改革力度,不断释放促进增长的制度潜力和改革动力,并以此为契机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去。     

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再思考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如何应对这种挑战，是各国政府及企业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本文就这个问题，从“引进来”、“走出去”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中国经济再转型须变革施政作风

历经改革开放和甲子华诞的转型中国,2010年临界发展的重要节点。这～方面因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的多领域改革继续向纵深试水,一方面从中观层面看,贯穿全年的“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既关联中国经济一个时期的路径,也将显现对世界经济的相关效应。观照此两翼,中国经济将再度面临转型。     

试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内在统一性,正是这种统一性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外部条件,并且造就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两次机遇.两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层面的现代转型.这三个层面文化转型的逻辑是从物质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     

努力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外语教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高校的外语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有必要积极探索外语教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对经济全球化的再认识

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在一定程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反经济全球化”也有“全球化”之势。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认识经济全球化的表征、本质和前景,避免陷入误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问题与策略

全球金融危机实际宣告了经济全球化主流模式的终结及其转型。国际经济秩序巨变对于中国经济的重大影响,集中表现为中国基于全球生产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来自外部市场需求减少和内部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阻碍。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亟需进行某种适应性的转换,即重建一种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为此,在认知层面上首先要深入理解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即消费如何推动经济增长?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经济社会学选择下降到行动与组织层次和以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为核心的研究策略与方法,为我们分析消费如何影响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提供一个有力的视角。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转型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是传统约束的放宽 ,发展中国家因此获得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是一些新约束条件的产生 ,从而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国际化进程带来了不确定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应当是“融入战略” ,即融入经济全球化战略。“融入战略”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融入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是融入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     

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产业政策的转型——兼论中国产业政策的转型取向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显著加快 ,促使当代各国的产业政策出现了转型 ,由以往的传统产业政策转型为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本文着重考察了转型后的这种产业政策的特征及基本内容 ,进而剖析了政策转型的成因。最后 ,结合我国国情 ,提出并阐述了中国产业政策转型取向的有关思考 ,以期能对我国制定和实施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产业政策有所裨益。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转型与职能定位

中国从1978年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一改过去那种被动纳入全球化的方式,开始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主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来,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进而导致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全新定位。     

全球治理: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合作模式

治理与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涵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治理合作提倡一种包括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等多种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内的全球合作模式,其要点是:将合作的主体由制度合作中的政府扩大到非政府;以全球共同利益为合作的新动力;强调合作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合作的统一,是长期协调与对话的互动过程。总之,治理合作既是对制度合作的继承,又是对制度合作的创新,将对全球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环境约束与政策选择:中国经济新走向

2011年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之年。由于国际经济再平衡前景扑朔迷离,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困难主要来自国际经济动荡加剧与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由国内外多种经济矛盾交集所引致的经济政策两难抉择。同时,由于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自主性趋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联度增强,十二五时期中国有能力有必要主要依据自身条件与发展要求,通过技术创新、节能减排、体制改革与政策调适,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改善民生、保持物价平稳与经济较快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带动,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而走上创新发展、协调发展与和谐发展之路。     

中国新音乐:先锋旗帜下的寻根畅想

本文从原动力与精神主题、文艺审美观与色彩指向、建树与局限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新音乐的特质,透过新音乐对线性时间和因果律、必然律的消解与颠覆解读重新审视,探讨新音乐与中国现代文学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之处,得出中国新音乐先锋旗帜背后的寻根畅想.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管理变革趋势

本文从传统管理的困境出发,提出了经济知识时代的多个管理变革趋势即管理理念向发展型理念、柔性与集合管理理念、知识人格管理理念变革;管理结构变革是科层制的消解和网络式结构的创立;管理功能与本质则是创新管理变革;管理要素变革为知识管理、数字化管理和风险管理;管理过程机制变革为新型激励机制和组织再造发展的机制;管理方式变革是现代化管理手段、民主参与方式的变革;管理文化的变革则是综合交融式文化网络管理和虚拟管理文化的建立.     

论中国农村经济的第三次变革

走过了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道路,我们得到了一个不变的事实,那就是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三分之二人口的农村其发展状况如何,对于推进整个经济建设的进程是件举足轻重的大事.新世纪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对新的情况和问题,新的机遇和挑战,如将何在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试通过对乡村经济前两次变革的论述,倡导乡村经济的第三次革命,探索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的出路、对策.     

美国次贷危机与全球经济新挑战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长期严重失衡的结果,全球化大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透明,导致了危机不断蔓延扩大.这场危机使世界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危机的蔓延和影响大大超出人们的预计,至今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解决危机途径,如何构建新的国际经济体系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场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严峻挑战,也是新的发展机遇,把中国彻底推到了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字路口.     

实现我国经济循环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

粗放式发展带来的能源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瓶颈迫切需要我国通过创新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是实现物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模式,两者相辅相成。针对我国循环发展与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的认知局限、法规缺失、战略缺位等问题,要从文化创新、制度创新、市场创新、技术创新四个维度构建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循环发展、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     

探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动力

非经济因素能够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伦理文化为核心的价值导向是一种非经济因素的经济动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表明,合理的伦理文化所激发的精神动力对市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动力是一种既同经济利益相联系,又超越经济利益的事业理想,是一种与民族发展事业同源同质的以利益创造为目的的个体事业追求。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文化利益及其实现方式

全球化时代一国的文化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感召力对于一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文化成了构成民族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利益的维护与发展。国家文化利益有三个层次,即国家文化产业利益、国家文化自身利益、广义国家文化利益。国家文化利益的实现有向内向外两个维度,向内通过增强民族凝聚力、锻造民族精神、确立道德规范、发展文化产业、提高精英文化的水平等方式;向外通过拓展国际责任利益、坚持意识形态独立性、拓展中华文化发展空间等方式。中国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应是在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学习和文化调整的基础上,强调中华文化的特质,增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推进中华文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