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人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重构

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抽绎文学史理念 ,然而能够成为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核心理念的则应似“人的文学”。这是因为它既可透视和发掘现代中国不同样态文学的多层面多维度的内涵 ,又可穿越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艰难曲折流变的历史隧道 ,即使那些政治意识色彩浓重的“革命文学”的“人学”意蕴也可以洞察和概括。故“人的文学”观念能够作为科学把握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思维 ,也能作为贯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灵魂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戏台里喝采":胡适的新文学史自述

从1917年的《文学改良刍议》到30年代的文学史自述《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胡适在分析五四新文学发生原因的时候,和陈独秀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胡适在他的文学史自述中,淡化了文学革命中“人的文学”这一命题的意义,淡化了近代的白话运动,从而突出了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胡适的文学史自述是“戏台里喝采”,作为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学史写作。     

"三大板块":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的运动形态、理论形态和创作形态应似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三大板块”;在文学史的结构网络中文学运动形态可视为“史线”、理论形态视为“史魂”,而文学创作形态则是“史体”。     

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新时期”到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新繁荣,正是肇始于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热”。但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热度却逐渐冷却,以至于到了左翼文学被忽略的程度,其中当然有着历史、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新世纪以来,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仅仅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就有“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11)和“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1)在北京和汕头相继召开。但被冷落的研究重新趋热,并不意味着以往文学史观和研究范式的“死灰复燃”,这个领域可能存在着太多未解的命题和问题,需要借助新的历史视野和研究范式予以面对和处理。本刊在上述两个会议之间组织的这组笔谈,就部分涉及了这些问题。     

应该终结"文学史+选读"模式

就英语专业教学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开设英美文学课,而在于教什么,怎样教。据笔者所知,现在许多学校的英美文学课采用“文学史+选读”的模式。上文学史课时,教师罗列一大堆文学史知识,如作者生卒年月、生平介绍、时代背景、作品梗概,等等,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因为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复述”,怎样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便无从谈起。传统的文学课除了教授文学史外,常常要搞一点文学选读,作为对史的补充。这种“语录’式选读,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或掐头去尾,或有头无尾,或去头留尾。教师处理这些选读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解释句子和单词的意思上面,文学课变成了精读课。学生浅尝辄止,虽然上了一两年的文学课程,却没有接触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或一个完整的剧本,没能学会如何欣赏和分析文学原著。由于教学内容是些死的知识,不少人便觉得英美文学课无用。     

走出弥达斯逻辑--关于"祛左翼化"与"历史本质论"

“新时期”到来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新繁荣,正是肇始于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热”。但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热度却逐渐冷却,以至于到了左翼文学被忽略的程度,其中当然有着历史、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原因。新世纪以来,30年代左翼文学研究又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仅仅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就有“左翼文学的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11)和“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1)在北京和汕头相继召开。但被冷落的研究重新趋热,并不意味着以往文学史观和研究范式的“死灰复燃”,这个领域可能存在着太多未解的命题和问题,需要借助新的历史视野和研究范式予以面对和处理。本刊在上述两个会议之间组织的这组笔谈,就部分涉及了这些问题。     

半部苏联文学史怎么写？

苏联社会和文坛的剧变，提出了要“重评苏联文学”和“重写文学史”，俄编苏联文学史已经达到“十年三变”的地步。面对新情况，我国学界也认为以往我们所讲授的正统文学；仅为半部苏联文学史；另外半部，即被贬斥的非正统文学须要加以补写。然而应该怎么写，看法并不一致，条件尚未具备。可以先撰写《２０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以介绍新资料，引起研究的深入，为重写苏联文学史准备条件。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践及理论建构

区域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实绩来源于区域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史批评的不断增长。区域女性文学史写作是对传统的文学史理念和写作模式的突破,也是对女性文学史批评的细化。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女性文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化生态研究等多种批评融合视阈的产物。区域女性文学史,是在区域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绘制“女性文学地图”,探寻女作家的“地理籍贯”,开掘女性文学的“地理基因”,阐释其具有“区域地标”意义的地理意象,探寻女性文学的地理叙事特点,发现女性文学区域性文化和审美差异,从而建构中国女性文学生态化格局。     

日常说话与民间狂欢:论贾平凹作品的叙述语调

贾平凹中后期的长篇小说遵循日常写实的创作原则,在叙述语调上采取一种日常说话的平淡语调。这种语调是向民间立场的回归,同时也体现了日常生活自由无羁的弱化狂欢。贴近这种语调的叙述方式是具有中国古典风味的琐屑零碎的描述而非西方式的简练概述,这种叙述和语调传达出日常生活的本真情态,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激动人心、荡涤情怀的魅力。     

鲁迅小说中的“黑暗情结”及其悲剧性蕴涵

鲁迅小说整体上给人的阴冷、深沉而刚健的审美体验缘于其深层的“黑暗情结”,它以人物的不确定性及其阴暗心理、环境的黑暗性和阴冷性、叙述语调和聚焦视角的悲剧性呈现出来,由此充分实现了他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启蒙意图,传达了他对人生悲剧性和生命悲凉感的真切体认,使作品获得了传诸久远所必具的生命因素,创造了中国悲剧性艺术的现代形态。     

论当代中国小说的宏大叙事——以同一美学为理论视域

文学的宏大叙事以反映宏大的社会主题和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为己任。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一种服从于革命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的宏大叙事,但这种叙事无论在主题的选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的风格上都有一种洛特曼所谓的模式化、重复化、单一化的同一美学特征。新时期文学在坚持对宏大的社会和文化主题的关注以及对人性深度的剖析的同时,在小说中融入了一些更为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审美化的叙事元素,这使得其超越了以往的审美上的同一性缺陷,走向了一种后宏大叙事和后同一美学。无论是以前的宏大叙事,还是当下的后宏大叙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中蕴含有一种对同一化的社会本质以及普遍的精神主题的美学追求,尽管这种同一性在它们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只要有对历史、人性、意义的追求,文学的宏大叙事及其所体现的同一性的文学美学特征就有它存在的审美和思想价值。     

试析舒婷诗歌风格的变化

舒婷前后期诗歌风格变化明显题材上,理想、信念大题材转向生活化、个人化;语言、语体结构上,日常生活化取代了古典诗词味,单一抒情转向日常语调的述说;意象上,由传统、密集型转向杂多疏散,社会性意象突出.     

从文学怪诞与写实的视角看小说《侏儒小查赫斯》

《侏儒小查赫斯》是德国作家霍夫曼的融趣味性与叙事性为一体的怪诞风格小说.小说运用怪诞文学的特征和手法,把小查赫斯的丑陋写到极致的同时又将完美描写得无以复加,形成强烈的戏剧效果,讽刺和幽默是其怪诞审美功能的表现.小说在怪诞风格下,仍有诸多写实主义元素.叙述背景以当时社会为参照,叙述情节以现实背景为依托,叙述基调建立在写实主义之上,揭露查赫斯丑恶本质亦反映出现实社会的丑陋,符合逻辑和当下社会现状.表现手法上现实与虚构相分离,与当下社会环境相关;写实与怪诞相促进,用怪诞的手法来震撼读者的内心,以引起反思.怪诞和写实的两种文学表现手法最终殊途同归,共为表现小说主题服务.     

人·道德·阶级——现代叙事法则的建构史分析

人性法则、道德法则与阶级法则是现代文学普遍遵守的叙事法则。叙事法则的复杂存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艰难地探索文学创新和以文学改造国民灵魂的勇气和使命感。而选择的无主体特性,使现代文学不仅难以理性地整合中西文化,而且也失去了建构统一的,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叙事范式的基本条件。     

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诗经》叙事艺术特征阐释

叙事艺术在《诗经》中体现充分、反映显赫。本文从《诗经》所特有的现实主义诗风主题追求 ,以及叙事艺术的结构模式在《诗经》中体现两方面对叙事艺术特征进行阐释。也就是在题材和体裁两方面进行阐释 ,在题材上 ,表现出反映社会政治、人事、婚姻、爱情等方面内容。在体裁上 ,主要表现方式体现在叙事的抒发型、情节型、记实型这三类诗歌中。勾画出了叙事艺术在《诗经》中的轮廓 ,总结了叙事艺术在《诗经》中存在的方式。     

历史与现实的完美结合——论《苏菲的选择》的叙事策略

威廉·斯泰伦的《苏菲的选择》被认为是"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小说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立足现实进行历史言说。本文侧重于小说不断变换的叙述视角、叙事空间的多维切换以及叙事方式上表现的碎片化和拼贴式的形态,使小说将历史与现实中各种矛盾的、异质的思想共熔一炉,表现了斯泰伦的思想立足点在不停地移形换位,不断针对生活与历史进行自我辩驳与自我超越的探索精神,最终达到了历史与现实完美的融合。     

谁在说话——对电影《暖》叙事声音的女性主义分析

分析霍建起导演的影片《暖》可以看出,在叙事时间与经验时间的缝隙里插入的叙事声音,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故事的基调。本文以女性主义和叙事学为理论支撑,解剖其"温情"后面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