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行为法学的时代意义——在比较中认识世纪之交行为法学的价值功能

本文从行为法学振兴的历史条件、机缘、急待回答的问题诸方面论述了当代行为法学的时代意义、价值功能 ,并认为 :人类不仅应重新审视自己的“权利能力” ,而且应另外界定自己的“行为能力” ,重新确认自己在万事万物中的地位 ,方能建立新的行为法学理论体系     

数字时代的积极自由

积极自由理论认为，自由就是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所谓“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应符合某种道德观念，因此只有道德的行为才是自由的。在数字时代，各种数字设备与人类紧密结合，形成了“数字自我”。这个“数字自我”可能比行为者更清楚地知道行为者“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它为行为者出谋划策，甚至依据某种道德观念或政治立场违背或修改行为者的意志。如果依照积极自由理论将“数字自我”的所作所为阐释为自由，就可能出现以赛亚·伯林抨击的“强迫自由”悖论，使“数字自我”转变为“数字独裁者”,而政治现实则可能演变为“数字极权统治”。因此，人类只有加快现有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对数字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才可能避免数字极权的到来。     

《礼记》的元话语论析

“中”、“和”、“诚”、“时”作为“正心”的内位标准和行为指数体现为儒家具体的元话语形式，为现实的伦理行为提供指导依据，促使君子主体能够从自己所处的客观化伦理关系境域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份交际体验变化保持一种恰当的伦理交际状态。儒象的基本话语以仪节为主要表征，实际上就是《礼记》繁杂的礼仪系统中按照一定元话语规则制定的礼仪语法体系。     

巴赫金“主体间性”思想解读

行为哲学是巴赫金美学、文艺学中的“主体间性”思想的哲学基础。这种行为哲学强调人的行为必须“应分”（应承担责任）,而行为世界的建构实质上是我与他人的关系,人的具体存在方式是：在言语交往中的存在、与他人对话中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交互性、对话性的。“外位性”是巴赫金人文科学研究,尤其是其“主体间性”思想的方法论基石。“外位性”即“我用他人的眼睛看自己,以他人的视点评价自己”,其实质是强调审美活动中不同主体的交互性、对话性。“主体间性”是主体的审美观照方式,即不同文本（表述）之间、作者与主人公之间、读者与文本之间（包括当代读者与历时性文本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都是处在相对的“外位”而进行交往与对话。     

务虚务实，讲求实效，营造时代思维新氛围——广州人思维氛围营造探寻

本文以改革开放大潮为背景，紧扣广州人思维展开的两大支撑点——“务虚”与“务实”时代特点的分析，阐述了广州人如何通过“虚”与“实”交合间的“张力”构成的“观念—行为”的运动势，营造了自己独特的时代思维的新氛围。     

高中历史导学案编写误区之我见

在新课程理念背景下，有不少教师认为只要把传统的教案向导学案转化，就能倡导新课程的理念，使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行为谈谈自己的看法。     

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论亚里士多德对苏格拉底“德性即知识”的批评

亚里士多德在批评“德性即知识”的命题时,认为苏格拉底抹煞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忽视了意志和情感在德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关于灵魂二分的思想,认为德性是理性对灵魂欲望部分(非理性部分)的控制和正确引导,而恶就是由于理性失去了对非理性的欲望的控制。由此,他不赞成“恶是出于无知”“、无人自愿作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论证了德性和恶都是出于意愿的行为,在这种行为实践中,人始终是自己行为的始因,所以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说包含着意志论和责任论思想的萌芽,这是他不同于苏格拉底单纯知识论伦理学的关键之所在。     

身体史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女性卫生行为研究

清代的大型女性类书《奁史》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女性洗浴、熏染、遮蔽等卫生行为。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卫生行为是古人清洁卫生、身体保健理念的呈现。从身体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卫生行为又是男性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规训——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凝视”“塑造”女性的身体。古代女性为了迎合男性审美，只得接受男性的规训，并将其内化为自己对身体的要求。     

试论"安全困境"的三种解析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必然采取“自助”原则,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安全困境”中。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所描述的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理想主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自己的解析。     

论歌颂与暴露

严格说来,将“暴露”与“歌颂”对举,于理是不通的。歌颂,包含着作家的行为和态度,事物不能自己歌颂自己。但暴露,却是事物本身的运动,不劳人的主观力量的客观自在的呈现。作家将事物的被隐蔽着的真相或它的处于朦胧状态的内容加以显豁的行为,叫做“揭露”。揭露才象歌颂一样,是主体施之于客体的行为,带有作家的感情态度。     

德宏傣族的西迁与印度阿洪姆人的形成

今天居住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阿洪姆人的祖先，是从中国云南德宏迁去的傣族。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对德宏傣族的西迁和印度阿洪姆人的形成进行了论述。     

审美现代性之对话：文学作品的功能之一

萨特认为作家是一个独立个体，其职责是揭露现实真相，其目的是赢得“身后名”，而读者需要全身心阅读作品，并能够再创造。要想达成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作品需要一个“召唤结构”来吸引读者阅读，需要包含真、善等普遍性话题，需要是作家和读者建立相互信任的场所。作品所达成的对话有助于：消除东西方文化的隔阂，激发思想自由和现实自由，以及建构一个和谐的人类共同体。     

《尤利西斯》中语码转换的文学意义论略

詹姆斯·乔伊斯的巨著,被誉为“天书”、“奇书”的《尤利西斯》中大量出现语码转换,成为该意识流小说的一大特色。语码转换在《尤利西斯》中以两种形式出现:人物思想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和会话中的语码转换。一反传统小说中作者不断站出来解释人物意识活动的作法,乔伊斯将自己隐于人物背后,通过人物内心独白和会话,借助语码转换手段,真实揭示了人们意识变化,在呈现斯蒂芬的意识和潜意识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语码转换在发展文学创作手段和改变传统阅读方式等方面也有着深远的意义。     

周必大与《文苑英华》

为了修正已往校勘的疏漏和保存更多的文献,南宋丞相周必大在致仕后重新校勘、刻印了北宋著名的官方类书<文苑英华>.周必大的<文忠集>和同时代的其他文献证明:他不仅是<文苑英华>重刊的组织者,还亲自做了该书的校勘工作,并给予合作者以充分的尊重.     

闻一多新诗中的民族化建构思想研究

强调中西艺术的融会贯通,这是闻一多的一贯主张。闻一多认为,只有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才能做出真正的中国的新诗,因此,在他短暂的诗歌创作生涯中,他始终把新诗的民族性建构作为旨归并长期躬耕于此,他的诗歌表现了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关注,对祖国的热爱与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对黑暗势力的控诉,在内在精神方面呈现出显著的民族性。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若干问题商榷

朱其铠主编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是一本好书,但在注释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文章对注释方面存在的问题,逐一提出了补正意见,并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     

叩问生命:悲悯与拯救——议《红楼梦》的美育精神

《红楼梦》以其寓言式构思表达了作者对自己、对人间世的叩问,在叩问中向生命质疑其价值、意义、目的、来路、过程、去向及生命的美丽、丑陋和悲怆,体现出作者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拯救之愿。其美育精神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和超越、精神自由的重视,从而直指生命的真谛。     

由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论陶渊明的诗与人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诗人兼诗论家的眼光评论陶诗 ,精辟扼要。本文以此为导向 ,从“一语天然万古新”———自然天成的诗歌风格、“豪华落尽见真淳”———任真固穷的人格风范、“南窗白日羲皇上”———崇尚自然的诗意人生、“未害渊明是晋人”———遗世独立的高怀雅致四方面论述陶渊明的诗与人 ,它对从新的角度把握陶诗及进一步理解元诗都有一定价值。     

徽州与衢州:江南城乡的片断记忆——稿本《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初探

<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是在徽州新近发现的民间珍稀文献,作者江南春出身于商人家庭,本身亦从事商业活动,在其各类记载中,尤以衢州和徽州城乡的记述最为生动,特别是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描摹,既有本土和侨寓地的各类神庥,又有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从中可见商人与信仰传播的密切关系.由此,亦颇可窥探十九世纪中叶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徽州士商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     

“文如其人”观的写作特点及其启示

传统命题“文如其人”对当代写作具有多重启示：作者需在做人、学识、技能等方面不断地提高自己．提升自己的素养;宜以审慎地态度去“立言”;应竭力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以此作为写作的高标;不断加强语言工夫的修炼以形成独特的写作个性;在长期笔耕不辍的实践中发挥优长,逐渐形成自身的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