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优先增长中的结构优化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实施收入优先增长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既要从总量增长角度进行考虑,还要从结构优化方面进行分析,即中国的收入优先增长主要是应该通过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来实现,还是应该通过提高财产性收入或经营性收入来实现。考察典型的高收入国家美国的居民收入结构,其长期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应能对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提供某些参考和借鉴。从中国居民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自身特征和运行规律来看,在中国实施收入优先增长的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工资收入在短期是应该的,但难以作为长期举措。财产性收入增加是收入优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放任财产性收入过度膨胀,而经营性收入的提高应该成为中国收入优先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     

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

较大的收入流动性能够促进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学者们对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居民高收入阶层的流动性低于低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要高于城市;从各阶层的结构变动上看,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较大。其次,教育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变化的推动力量。年龄、性别、地理位置以及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是影响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变量。最后,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使得居民的长期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然而,相对于国外对收入流动性的深入研究,中国对于收入流动性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迈向高收入:分工分化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经过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可持续,能否顺利地完成经济增速下台阶的过程、实现转型升级而跨越高收入之墙,是亟待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站在分工理论的视角,中国经济能否保持继续增长而迈入高收入社会,是一个分工水平能否持续深化的问题,而社会系统的"分化模式"并由此相伴的社会结构和治理模式对其社会"分工状态"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现代社会,才能真正破除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篱,推动分工的无限深化,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要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实现创新和转型升级,需要分工的继续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实现社会由层级式分化向功能式分化的转变,实现社会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渐过渡到网络型、治理模式从功能泛化转向功能分化的现代化转型。所以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     

中国市场经济的走向:行业收入差距、民营企业发展与城乡分割——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陈钊教授访谈

肖兰兰(以下简称肖):陈教授,您好。能有机会对您进行访谈,我深感荣幸。您长期以来坚持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特别是近期在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行业收入不平等、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等问题上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我期待您的这些研究能够解答我们日常观察与思考中的一些困惑。例如,我们常常听到说一些垄断行业收入过高,那么,中国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未来又将如何变化?在今年的两会上,民营企业家代表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的言论——政府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这是中国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     

试论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

私营企业主的收入由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两部分构成 ,他们已形成我国现阶段的主要高收入阶层。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 ,也符合“先富与后富”的经济发展原则。因此 ,既不能忽视它剥削的一面 ,也不能夸大它的剥削性。宏观上政府可以利用国家税收政策对其进行调节 ,微观上引导他们将其收入用于投资和发展生产     

山区农户收入差距实证分析——基于广西五个山区县农户调查的资料

文章利用广西五个山区县309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山区农户收入现状,并探索影响高、低收入农户收入的主要因素,最后对影响两个收入层次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山区农户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经营林地等7个因素对高收入农户的人均纯收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营旱地与林地投入等5个因素对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土地面积、生产结构、生产性投入及非生产性投入的不同是造成高、低收入农户收入差距的4个主要因素.     

公司国家框架下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实施途径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收入倍增计划,即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如何具体落实?即通过哪些可能的途径以期实现?在公司国家理论框架下探讨中国会否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议题,并分析了中国人均收入倍增计划实现的途径。     

蜗牛的壮举

一支考察队到胡夫金字塔考察。他们乘直升飞机，攀上了金字塔顶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雄鹰才能攀上巍峨的金字塔，因为雄鹰有强劲的翅膀，攀上金字塔不足为奇。考察队发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金字塔顶部，有很多蜗牛的躯壳。这些蜗牛是如何来到相当于40层楼高的金字塔顶的？     

个人所得税、高收入不平等与收入流动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 2011、2013、2015年的非农个体面板数据,首先对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的累进性及再分配能力进行了考察,然后基于最高收入份额方法及Pareto分布系数方法对高收入不平等进行了分析,最后使用multinomial logit和百分数效应模型研究了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1)尽管个人所得税是累进性的,但其再分配能力非常弱;社保缴费中的公积金呈现出累进特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均呈现出累退特性,与个税相同,社保缴费的再分配能力非常微弱.2)非农职业的收入高度集中,各考察期内收入最高10％个体的收入均占总收入的三成左右.3)收入最高的个体一般继续保持在收入分配的最高位置,留在收入分布顶端的个体比例大于留在中等收入阶层的个体比例;在收入分布中向上流动者主要由较低收入个体组成;收入分布中的初始位置、年龄、教育程度、地区变量一般会对收入的向上或向下流动产生显著影响;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是所有决定向上流动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     

经济利益和谐中的弱势群体与高收入群体

经济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而经济利益和谐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弱势群体和高收入群体。本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详细分析了中国弱势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具体形成过程,并对于解决弱势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1988年和1995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

市场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突出特征和重大成果。在市场化进程中 ,中国城市的收入分配格局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 ?怎样理解这些变化 ?本文以这一问题为主题 ,从中西学术对话的意愿出发 ,在介绍和归纳美国社会学者关于转型国家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关系主要论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市场发展与政府经济职能转变互动”的观点及相应的研究假设。笔者对 1 988年和 1 995年中国城市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结果支持了该研究假设     

居民收入来源及其与收入差异的关系研究

收入差异的产生和解决途径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居民收入由劳动报酬、资产收入和其他一些收入构成,不同的收入来源因其特性不同而对收入差异产生不同的影响。其中,劳动报酬对居民和家庭的收入、福利水平和收入差异有较大影响;而资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与其对收入差异的贡献相关但并不一致,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特定收入来源对收入差异的贡献也不一致。     

人力资本投资、就业双轨制与个体收入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代际间资本转移视角的一种解释

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从代际间资本转移的角度为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一种解释.研究结果表明,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受到的约束差异及其行为选择倾向于扩大不同收入状况家庭的子辈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产生代际间收入传递的"马太效应",即富者的子辈愈富,穷者的子代愈穷.为了使不同收入家庭出身的个体获得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弱化个体收入状况与其子辈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使个体间的收入差距回归"自然"状态,政府提供一些可行的制度安排显得非常必要.     

产业结构、收入分配与中国的城镇化

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一般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收入分配也是城镇化发展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运用中国2001—2012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1)从总体上看,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受教育水平提高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2)具体从收入分配内部来看,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收入结构变化均对城镇化进程产生了正向效应,尤其是农民务工、务农收入的差异显著推进了城镇化发展。3)在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存在差异的背景下,产业结构、收入分配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对其城镇化发展的促进动力明显不足。     

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真伪与问题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一直是备受关注又饱受争议的重要问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回避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难以逃脱的宿命,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也是一个遮掩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失败真相的理论陷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澄清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真伪,洞察中等收入陷阱理论的缺陷,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有助于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巨大危害。抵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统筹发展与安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测算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发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适度偏低,并且显现略微下降的趋势。为了达到“橄榄型”社会70%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求,应该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城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借助CLDS数据,本文分析了城乡低收入群体的特征,发现他们人力资本积累少、就业质量差、健康水平低、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低。针对以上特征,本文最后从完善就业政策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具体政策建议。     

垄断行业高收入问题探讨

应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把垄断行业高收入分解为合理和不合理两个部分。实证分析发现,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50%以上是不合理的。这主要是行政垄断造成的。由于目前收入统计未能反映垄断行业的高福利,以上测量结果显然低估了垄断行业高收入中的不合理部分。     

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 1996年 10个样本村的调查数据对 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状况作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 :农村男女劳动力在家庭内部劳动分工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农村妇女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少 ,因而被大量配置于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 ;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农业经营中的报酬率高于男性劳动力 ,相反在非农业经营领域其报酬率明显低于男性劳动力 ,两者的收入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在获取非农业收入方面的差异 ,同时也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使用2009年中国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广州、上海、厦门、济南和西安5城市数据,检验了改革以后影响中国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模式以及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高学历劳动者与低学历劳动者群体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高学历劳动者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本研究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城市地区不同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     

正确认识我国私营企业主收入的多种形式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我国现阶段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形式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私营企业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劳动者 ,是复合型的人才 ,他们的收入是多元化的 ,既有剥削收入 ,又有劳动收入 ,还有非劳动收入。确立私营企业主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 ,有利于充分发挥私营经济的积极作用 ,有利于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有利于国家决策部门制定科学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