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反省现代性(上)

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其超人的敏锐与非凡的定力集中表现为:在"五四"前,在认明中西方国情差异的基础上,他选择了欧洲19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路,借重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某些论点,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却拒绝照抄欧洲的现代性反省,从而成功地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洪波巨浪;在"五四"后,则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得以反省欧洲"近代思潮"即19世纪的理性主义,转而皈依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个人思想上新的飞越,并直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宣传社会主义新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陈独秀在"五四"后反省"近代思潮"存在的"黑暗",并重新肯定了反省现代性的某些重要观点,诸如重视人类情感的作用与宗教的价值等等,这本身即说明了,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某种共同点。但是,陈独秀毕竟对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缺乏足够的理解与重视,他虽转向了唯物史观,却依然未脱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和固守"科学万能"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从专注个人到重在社会--陈独秀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演变轨迹

陈独秀是我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对于他在五四时期教育思想的演变,论者大多从政治、哲学思想的角度予以探讨.本文则尝试从另一角度对这一转变做出概括,即认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在五四时期经历了一个从专注个人到重在社会的演变过程.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二是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三是与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有关.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化观

五四时期是以思想解放的显著特征耀眼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形成应当归功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 1915年 9月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 ,率先举起了文化变革的大旗 ,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表明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变动与文化密切相关。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帅将 ,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变革无疑起着引领航向的作用。研究陈独秀的中国先进文化观 ,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五四时期中国的文化变革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论辛亥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

19世纪上半期，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华国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步出现了裂痕，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研究反省的视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趋于高涨。改达国民性理论思索的逻辑进程作为中国近代编年史的开启标志，1840年无疑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岁月。之后，丧权辱国之事接瓜而至。时代的变迁和国运的转折，迫使中国人从各自不同的认识层面上进行反思。从此，关于中国民族特性的认识，包括对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反思…     

“南陈北李”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陈独秀属于近代中国第一代日本留学生,并通过1901年到1915年间先后四次的日本留学,完成了由"康党"到革命党的转变。陈独秀在回国后无论是发动新文化运动还是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活动,都与他的留学日本经历密切相关。李大钊从1913年到1916年间实际只有一个完整学年的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涯,但却对他接受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此后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留学日本经历,可以说是"南陈北李"日后成为共产主义者乃至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的一个重要历史起点。从东亚近代历史相互关联与互动的视角来关注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提升。     

中国古典理性传统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是古典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传统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使其具有了"文以载道"的理性精神.文学现代性是对现代性(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反思、批判,而新老理性主义阻碍了文学现代性的确立.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古典理性受到冲击,同时也被改造,形成了启蒙理性精神;文学为启蒙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学思潮,把古典理性改造为政治理性,文学为政治理性服务,产生了理性主义的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新时期启蒙运动批判了古典理性及其现代变体政治理性,但复活了启蒙理性精神,形成了理性主义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由于中国文化理性主义传统的的影响,中国文学带有强固的理性主义倾向,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障碍,特别是造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发展的迟缓.     

阐释五四:陈独秀与同代人的话语比较

正像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中国的五四运动因其丰富的内涵，也给后世的人们提供了许多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但大体上看，对五四运动阐释时，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仍旧是学术亦或政治评价的主要方式。本文在分析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代表陈独秀的话语的同时，着重于厘清陈独秀式激进主义的话语与其它话语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五四运动迄今已八十多年，反省各方阐释五四的方式，对进一步理解五四，把握五四精神，应该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从现有资料看，“五四”后，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先驱者对当时代青年的导向——青年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形成刍议

陈独秀、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领军人物。他们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影响了当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和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培养了一批年青干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直接影响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     

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思想轨迹探微

陈独秀在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迅速完成了思想转变,由信奉民主主义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思想的转变是受多种因素影响,既有自身内在因素的沉淀,也有外在因素的影响。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观形成的重要性在于：加速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影响了一批先进青年思想方向的选择。     

求实创新 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

作为史学界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 ,杨向奎先生继承和发扬了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 ,并运用新方法 ,发掘新史料 ,开拓新领域 ,由史学而经学、小学 ,由实学而哲学 ,由哲学而理论物理 ,均有卓越贡献。仅就史学成就而言 ,他的治学具有如下特色 :一、由信奉“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到接触马克思主义 ,并以之为指导而形成科学方法论 ;二、尊重前贤而又不迷信权威 ,为《左传》、《周礼》洗冤以使之免于湮没 ,并主持发掘整理了孔府档案资料 ,丰富和开拓了史料建设 ;三、熟练地运用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互相印证的“两重证据法” ,取得高水平的成果 ,并根据亲历凉山彝族考察进而掌握了以文化人类学资料印证古代史的“三重证据法”。求实创新的不懈探索 ,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 ,使杨向奎先生巍巍然成为一代史学大家。     

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往研究对梁启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评价过低。其实五四时期的梁启超并不保守,他坚决支持文学革命并身体力行,是陈独秀、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同道;他一如既往地坚持资产阶级宪政理想,维护民主政体,同时不再仅仅把民主作为政体变革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新的伦理精神和人们应享有的自由权利的价值理想,他服膺科学精神,反对科学万能,主张科学与人文相协调,体现了对待科学的理性态度;他为引进新知识、传播新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工作在五四新知识界中无一人能望其项背。梁启超的言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内容完全合拍,他理应被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五四新文化阵营的重要成员。     

程文超学术生命逻辑关系探究

程文超短暂的学术生涯却有着清晰、完整而又坚实的内在理论逻辑,借助"现代性"、"反抗现代性"、"当下文化难题"、"欲望的重新叙述"这几块牢固的基石,他搭建了自己宏伟的学术大厦。"现代性"和"反抗现代性"是他基本的理论视点,立足于当下文化难题,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两者复杂的关系,并企图为中国当下的文化困境开出药方,"欲望的重新叙述"是他为此努力和思考的结果。相对抽象的学术世界而言,程文超的存在和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构成了一种"生命的隐喻",他以个体的力量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强大和顽强。     

论青年卢卡奇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

自《历史与阶级意识》诞生以来,卢卡奇被誉为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河的一代巨匠。在他看来,现实的革命运动所提出的理论要求就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设法掌握真正按共产党人意义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正统决不是守护传统的卫士,它是指明当前任务与历史过程的总体的关系的永远警觉的预言家”;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在于革命的辩证法。现通过对青年卢卡奇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析,述评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的闪光点及其于现时代的意义。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恩格斯晚年宗教思想研究

宗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并始终对人类文明进程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毕生关注着宗教现象。在历经前期探索基础上,恩格斯晚年更是对宗教问题给予了极大兴趣,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作,从多个维度剖析了复杂的宗教现象：从意识形态角度论述宗教特质;基于辩证思维彰显宗教功能的双重性;立足唯物史观视野剖析宗教的历史形态变迁及其未来的自然消亡等。此外,恩格斯还对具体宗教现象或宗教问题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对近代科学诞生时期宗教与科学张力关系以及早期基督教起源问题等,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展现成熟宗教理论的解释力,并透视出其晚年宗教研究的历史底蕴。可以说,晚年恩格斯宗教理论具有总结意味的系统化、理论化,也对我们把握当下宗教现象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