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的兴起

明代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早在成化年间，郎署文学就开始出现兴起的迹象。成化末至弘治前中期，即”前七子”兴起前，储巏、邵宝等人对郎署文学的振兴有引导发起之功。弘治朝宽松的政治环境及孝宗本人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以“前七子”为代表的郎署文学的崛起。康海以状元、翰林院编修身份主动与李梦阳结盟，倡言复古，标志着文学重心由翰苑馆阁向台省郎署的转变。     

新发现的《怀麓堂诗文续稿》

李东阳是我国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成化、弘治、正德间,立朝五十年,辅政十八载,政绩卓然。在文学上,他以富有生气的诗文开始打破长期以来台阁体笼罩文坛的局面。岳麓书社于近年以《李东阳集》为目整理出版了通行本《怀麓堂全集》一百卷,为他的政治生涯和文学足迹留下了真实而生动的记录。     

简评明代进士同年录

明代进士同年录产生于成化、弘治年间.通常为该科同年进士自行编刊.初刻后,往往还会重刻,甚至三刻以上,以纪实历.它作为古代的一种通讯工具,具有较强的社会功用,是封建社会推行和维护纲常名教的重要手段.与明代进士登科录一样,明代进士同年录也是研究明代科举制度及明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二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明代前中期吴中文艺思潮的转向

吴中向为人文渊薮,但明开国后吴中文坛倍受摧折,加之洪武、永乐以来朝廷以科举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推进的意识形态统一运动对文艺造成的全方位的干扰,吴中文坛也不能不受此影响显出一段较之前代稍为阒寂的阶段。但这种情况从天顺、成化间已逐渐发生改变,而贯穿这一衍变过程的即是对文艺的审美特质的有意追求。这种演变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天顺到成化中后期,代表人物有吴宽、王鏊;第二个阶段是从成化末到弘治年间,代表人物有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等。     

试论明代宪宗朝户口的上升

明代的人口,从户籍上看,呈现一种波浪式的状态,洪武、永乐时期为高峰,以后便逐渐减少;成化、弘治年间复盛,以后又进入波谷。人口的自然增殖,如果没有大的战乱和灾荒,一般是递增的,但明朝前期的人口却是递减的,而在成化二十余年间又猛增千余万,数字的不确切是显而易见的。     

明代前七子复古运动的酝酿及形成

学术界过去一致认为明代的文学复古是在前七子形成后才开始,实际上从明初就已经开始了。本文主要探讨在成化、弘治时期,郎署文学逐渐兴起,“前七子”兴起之前,储、邵宝等人对文学复古运动的贡献,以及文学复古主要领导人李梦阳的复古主张。     

皇上也是冤大头

一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公元1465-公元1505年）的著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当时云南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     

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的初步振兴

明代成化至弘治中期,郎署文学在邵宝、储等人的引导推动下,得到初步的振兴。尽管这一文学力量仍然处于茶陵派羽翼之下,并无与馆阁文学争锋的动机和实力,但由于它在继承中蕴涵着新变,所以发展迅速,成为李梦阳等“前七子”发动文学复古运动的先声。     

明洪武、弘治年间文化政策与文言小说创作

明洪武至弘治年间,君主强力推行定程、朱理学于一统的文化政策,十分强调儒家义理在诗文中的教化功能,并以此指导当时的文艺演出和文学创作。这一时期,文人创作的文言小说主要有5部,创作者虽身份各异,地域不同,但其内容多为神仙道化、劝诫讽谏、粉饰太平、惩恶扬善,其中宣扬道德教化的篇目所占比例最大,这与当时朝廷的文化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可见,当政局稳定、政治权力处于上升期时,朝廷所倡导的文学观念是可以得到推行的。     

浅谈《绣襦记》的艺术成就

《绣襦记》是出现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一部传奇作品,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绣襦记》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情节的铺排:以“绣襦”作为一个贯穿全剧的道具;伏笔与照应手法的运用;情节的调整。其次,语言的运用:人物的语言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化用古典诗词生动自然;化用民间语言,特别是“四季莲花落”的化用。上述成就,历来为人所称赞。     

何景明奉使南方的诗文与创作心态

弘治十八年(1505),何景明奉哀诏出使南方，其间创作了百余篇诗文，内容涉及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区的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与社会发展状况。这些诗文蕴含着何景明南行中的复杂心态，揭示了文学创作与政治、驿道、地理之密切关系，体现了中原与边省文化之互动，显示了何景明诗文创作的风雅精神，对丰富与拓展何景明研究、明代文学研究以及纪程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明代景泰至弘治中期的文学思潮

在明代文学思潮史上,从永乐初年到正统末,是台阁体垄断文坛的时代;从弘治末到万历中期,则是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两者之间,即从景泰初到弘治中期,实际上还有一个过渡阶段.明代文学研究向来存在着重戏曲小说而轻诗文、重后而轻前的情况.如果说人们对台阁体和复古运动虽也不甚了了,甚至存在种种误解,但至少还时时予以提及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过渡阶段则几乎成了一个完全被遗忘的角落.本文拟对这一阶段文学思潮发展的状况略加勾勒,以补上明代文学思潮史中相当重要的一环.     

明代文坛的复古与宗派

明代(1368——1644)文学,小说、戏曲勃兴,而传统文学之诗文则表现出为复古风气和门户标榜,这一直贯串到有明一代。其中八股文,这一新兴文体也是从明初开始·绵延数百年之久,直到清末才废止。这种文体,为士子追求功名,在科举制度中考场必作的文章。明代近三百年诗文可分为几个阶段来叙述.但复古主张与宗派的建立则是一致的。一、明初洪武(1368——1398)年间,为复古之萌芽期。这一时期的文人多为元末之     

从社会问题的视角看科举制度功能的异化（二）——以《申报》刊文为例

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长达1300余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抡才大典,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它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巩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任何一种制度行久必有弊端,科举制度也不例外。它在长期的运行中,为赌博、走私、撞骗等违反犯罪活动客观上提供了便利,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声誉,它最后走向灭亡也与这无不有关。《申报》作为旧中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纪录了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为我们拓宽研究科举制度视角,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徽商兴衰原因探析

徽州商帮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于清代后期逐渐衰落解体,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历经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它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本文以徽商发展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探讨其兴衰原因,以期对当今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论唐代科举制对骈文普及的促进作用

中唐古文运动没有彻底改变骈文的主流文体地位,唐代仍是骈文风行的时代。唐代骈文的普及,除了骈文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惯性之外,科举制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唐代科举中的进士科考试以骈体诗文为重心,广大士子以骈文为必修课,科举制度遂成为骈文流行的制度保障。     

浙东杨守陈家族的文学创作

浙东鄞县杨守陈家族文学的形成自其祖父杨范传陆九渊理学始,而家族性文学创作绵延到杨守阯曾孙辈杨德周。在成化、弘治年间,杨守陈、守阯两兄弟在翰林院中代表了与陈献章对抗的传统理学,在文学创作上则反映了翰林院宗宋的大趋势。他们的文学主张大同小异。     

从社会问题的视角看科举制度功能的异化（一）——以《申报》刊文为例

科举制度在中国存在长达1300余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抡才大典，其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它对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巩固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任何一种制度行久必有弊端，科举制度也不例外。它在长期的运行中，为赌博、走私、撞骗等违反犯罪活动客观上提供了便利，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它的声誉，它最后走向灭亡也与这无不有关。《申报》作为旧中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纪录了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为我们拓宽研究科举制度视角，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近代士人学术风尚的转移与科举制度的解体

科举制度在近代的衰亡主要是由于它无法适应近代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是近代士人学术风尚的变化则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科举制度衰亡的必然性。经世之学的崛起与经古之学的复兴,挤迫了八股之学的生存空间;而西方新学的涌入,剥夺了八股之学的话语霸权,而八股之学又以科举制度为“安身立命”之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动摇了科举制度的根基,也加速了科举制度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