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及其监管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为了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厘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念,阐明风险的生成机理实有必要。阐释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涵义和特点,认为金融机构顺周期行为、金融系统的网络风险、金融脆弱性是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我国的表现形式,最后提出了如何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几点建议。     

互联网金融创新与法律监管

互联网技术进步催生了新型金融商业模式。互联网金融具有效率、公平、广泛参与的经济学价值。互联网金融的信息不对称、非竞争性、金融机构之间的交织复杂性、参与者的良莠不齐等因素的存在,使其风险的负外部性增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矛盾更为剧烈、凸显传统金融监管的滞后性。法治化金融监管的重点应转变为提升技术含量、分业监管上的加强合作、建立多层次的监管立法体系、加强行业自律、建设开放的征信系统。     

宏观审慎监管与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测度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全球共同的金融监管理念,引起各国金融监管框架和监管制度重大变化。本文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结合市场危机发生的案例,分析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机理。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分别从宏观经济、股票市场和证券机构三个维度选取客观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测度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指数跌宕起伏,2006年以前系统性风险逐渐下降;2008年至今系统性风险呈增加趋势。实证分析表明,每次危机发生前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都会大幅增加。在测度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本研究确定系统性风险指数预警值,运用Logit模型进行预警因素分析,检验预警值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预警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环节和逆周期监管的实施依据,系统性风险达到或超过预警值,意味着应运用审慎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这对保持证券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银行支付机构风险防范——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角度

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随着我国移动支付市场的快速发展,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大,特别是少数大型机构,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系统重要性也越发突出,在金融稳定框架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有必要将大型非银行支付机构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做好风险防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     

逆周期资本监管的规则设计与使用权衡

当前监管建议聚焦于逆周期资本监管的经验规则设计,而非以理论为基础的规则设计。经验规则是确定性情景下具有较高自由裁量成分的事后单边或对称性双边设计,而理论规则旨在不确定状态下进行双边非对称性或前瞻性设计,以确保逆周期资本计提与释放能够自动适应参考指标的周期变动,并为逆周期资本的监管操作提供信号指引。为了清楚阐释逆周期资本监管规则设计的关键技术问题及其改进思路,本文回顾了银行资本监管的顺周期性及其逆周期监管的相关文献,深入讨论两种规则的常见设计思路、基本要素、技术争议及其可能的改进方向,并提出了几种新型规则设计的构想,同时讨论了其实际应用和经验估计问题。本文有助于拓宽逆周期资本规则设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视野,对监管当局制定和激活相关规则甚有启发。     

国际金融监管趋势与WTO下我国的金融监管

国际金融监管体制和方式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 ,监管机构置于中央银行之外的混业监管成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种趋势。WTO下的金融自由化不会削弱金融监管 ,GATS中的审慎措施和灵活性原则将增强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也为我国在加入WTO后的金融监管提供了理论和立法基础。WTO下的我国金融业 ,随着经营模式的变革和金融转型的完成 ,监管体制将由分业监管逐步向混业监管演进 ,着力于提高效率的内控式监管和自律式监管方式也将加强 ,资本与金融账户的管制将随条件的成熟而逐步放开     

论金融科技监管的创新向度

科技创新的变革使得新兴金融科技企业发展出了以“数据”为核心、以“网络”为平台、以“算法”为驱动的新型商业化模式,推动了金融产业的变革。金融科技作为传统金融需求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相结合而衍生出的全新金融服务类型,可以有效减小金融交易成本,推进普惠金融的发展。但金融科技自身的一系列特质也给金融监管机关的监管模式带来了诸如算法与数据的“模型风险”、对法律保护价值的潜在破坏、去中心化交易的系统风险等方面的挑战。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唯有转变监管思路、引入新的监管工具、采取新的监管方法,才能有效预防金融科技产生的系统风险,促进金融科技产业的健康发展。     

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启示

2010年7月22日,美国史上最严厉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生效。此次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新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是法定的、实行集体负责制的组织,其职责在于识别风险和应对新型的金融稳定威胁。中国目前没有代表性强的金融稳定监管机构,现行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也不能很好地实现金融稳定监管职责。中国应当在借鉴美国最新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关于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规定的基础上设立代表性强的金融稳定监管机构,或者在完善现有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基础上加入金融稳定监管的内容。     

金融电子化:法律的困境与出路

自本世纪七十年代后 ,金融电子的迅猛发展 ,一方面使货币的形式和本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导致传统的以有形货币 (纸币、票据等 )为调整对象建立起来的金融法律规范受到严峻挑战 ;另一方面 ,也使由金融电子运作的金融市场蕴藏着巨大风险 ,以致国家金融安全 ,乃至国际金融安全都随时可能发生问题。金融监管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要解决电子金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必须完善电子金融立法、以法律控制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 ,只有这样 ,金融电子化才能更好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对我国金融创新与监管关系的法律思考——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为背景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在给各国经济以重创的同时,也激起我们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关系的重新审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是一种动态的博弈关系,二者在现代金融发展过程中既互相促进,也互相制约。金融监管松驰导致二者关系失衡虽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加强管制并非我国当前处理二者关系以走出危机阴影并防范和遏制金融风险的良药。重塑效益性与安全性相统一的金融发展观,坚持金融创新不能动摇,改善金融监管并在金融创新中及时跟进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理智选择。     

金融科技的技术风险及其法律治理

金融科技提升了金融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数据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既成为金融科技的核心驱动,也为金融科技带来了高度复杂的数据风险。此类风险的治理困局与金融监管方的监管路径依赖和职能分工混乱有关,反映出数据治理路径无法缓解信息匮乏、多元治理主体赋能不足的现状。应对金融科技数据风险宜按照“源头防控、业态修正、协同共治、风险吸收”的逻辑,从治理主体赋能与数据风险吸收两个角度出发来构建风险防控体系。一方面,应通过强化金融科技数据安全事件报告与数据流通信息披露义务缓解市场信息差,并修正现有数据流动机制以赋能多元治理主体,从而约束金融科技行业的数据风险敞口;另一方面,有必要基于现有监管沙盒与金融基础设施管理制度,设置数据风险吸收空间,防范数据风险向外传导。

     

互联网时代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研究

本文在分析当前世界金融创新与监管总体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采用博弈论的论证方法,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二者动态的循环博弈进行实证分析,并针对当前国内互联网金融的创新与监管问题予以论述,对金融创新所引发的监管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金融机构不断通过金融创新推动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监管者处于规避风险的角度,又强化了对其监管,二者间的动态博弈使金融监管与创新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测量方法与实证研究

度量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大小、分析银行间的风险传染情况,为宏观审慎监管提供数据支撑是金融学界亟待实现的重要目标。通过中国上市银行业2013年的年报数据,运用矩阵法对我国17家主要商业银行进行系统性风险测度,研究发现:只有中国银行的倒闭才会导致其他银行的倒闭,即中国银行与其他银行的关联性比较强,在我国银行体系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这三家国有银行在模拟分析中不会受到其他银行的危机传染;股份制银行比国有银行更易受到风险的传染,银行规模与受传染的程度成反比。总之,中国银行业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关联性,风险可以在同业拆借渠道中进行传染,存在着系统性风险隐患,迫切需要进行更为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     

我国网络金融的发展现状与监管思路

继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之后,金融网络化的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文回顾了网络金融的发展态势及其可能对传统金融产业产生的深刻影响,对我国网络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以促进我国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对策建议。     

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创新与监管的法治对策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是金融学领域永恒的话题。在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两者的冲突更加凸显,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值得深思。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实质上是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博弈与平衡。从法治的视角,创建金融创新的风险评估机制、完善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等具体对策可有效协调两者之间的冲突。     

金融发展中机构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启示

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作为金融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间也是有着相互加强,相互促进的关系。其功能的发挥对金融体系的效率提高有着重大的影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我国融资市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国的金融体系不断趋向于完善化、合理化。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如金融产权制度不明晰、证券市场体系结构不均衡等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当前的金融体系状况,在综合已有的对于金融中介的研究理论的同时提出了诸如:我国在构建金融体系时应直接致力于培养和扶持能发挥健康金融功能的金融中介机构,发展一个健康、强大、活跃的资本市场,同时加强金融的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等一系列建议。     

外资银行审慎监管法律机制的创新——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三周年

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平,金融监管始终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现以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3周年为背景进行分析,并提出审慎监管法律机制的创新应以内部控制评估法律机制为基础、以操作风险监管法律机制为难点、以信息披露法律机制为保障,实现这三个法律机制的有机结合的建议。     

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及其对我国金融审计制度创新的启示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是美国政府在2007年金融危机后进行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的立法尝试。为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保护金融投资者利益,多德法案提出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两大机构,授予美国联邦审计署更广泛的审计职权。这部法案奠定了美国现行金融监管的基本框架,明确了联邦政府审计在金融监管中的地位,强化了联邦政府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我国应借鉴美国金融监管与金融审计改革经验,完善我国的金融审计制度。     

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监管法律制度的创新与演进——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说起

从防范系统性风险角度,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思的直接成果就是建立国际统一流动性监管标准,将流动性监管置于与资本监管同样重要的地位。回顾微观审慎监管向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并重转变中我国流动性监管法律制度的演进过程,有利于发现问题、更好前行。我国流动性监管法律制度的从无到有,是一个后发国家制度模仿与创新的过程,更是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坚持与努力。我国现行流动性监管制度体系,主要以较低层次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载体,存在政策依据过多、法律依据不足、不能适应当下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等问题。为此,从进一步改革现行监管体制、使其更好适应我国金融市场深度融合、综合经营改革需求的角度,制定、修订相关金融法律,规定流动性监管统一规则与指标。     

中国金融监管者监管偏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金融监管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尚没有对监管者的行为偏好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监管者影响监管效率和水平的各种偏好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改进金融监管的对策建议,为中国金融业监管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