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展演的仪式及信仰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世界史诗王国中内容最为丰富、个性最为鲜明且卷数最多的史诗,历来被世人所关注。其魅力不仅通过史诗文本体现出来,作为承担表演责任的史诗歌手也是其丰姿的主要载体。我们知道,世界绝大多数著名史诗已成固定文本且已无传唱艺人,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却仍以活的形态被人传唱,这一切应归功于神奇的史诗歌手,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史诗《格萨尔王传》成为"一枝独秀"的文坛奇葩。鉴于史诗歌手对史诗及史诗传承的重要意义,本文在广泛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史诗歌手表演的仪式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在此基础上探讨史诗歌手表演的文化内质与功能。     

简谈彝族毕摩和歌手对史诗的“演述”——以梅葛、查姆为中心

彝族史诗的演述在祭祖丧葬等祭祀仪式上由毕摩吟诵,在节庆婚礼等礼俗场域由歌手演唱,毕摩和歌手演唱的音乐调式和氛围都因为仪式语境的不同而有区别。毕摩对史诗的创编是极其有限的,受制于仪式的程序和内容,以娱神和祖先为主;歌手则可以展示自己的才艺,歌手的演唱往往是群体性的合唱或对唱,娱乐为主。     

史诗《艾尔托西图克》及其各种变体

本文概述了史诗《艾尔托西图克》几种变体及其研究情况,主要是该史诗各种变体的内容情节、母题以及与史诗《玛纳斯》的内在关系、相互影响、歌手们的演唱风格等问题。     

语际书写与民族文化的互动传播——以古彝文《阿诗玛》为例

自20世纪50年代汉文版《阿诗玛》搜集、整理、出版以来,古彝文《阿诗玛》文本的研究,在学术界就被逐渐忽略了。现存的毕摩用古彝文书写的《阿诗玛》文本共有8个,这些书写文本的保存者、翻译者、记录者、搜集地区、搜集时间、故事架构都有差异。而彝族文字自身的特点、毕摩间的世代书写和传承、毕摩对阿诗玛的加工创作,都是造成古彝文《阿诗玛》文本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传播,从古彝文《阿诗玛》中的阿诗玛形象看,塑造了一个多元的阿诗玛文化形象;从文化传播系统看,塑造了书写文化时代特有的文化传播系统;从阿诗玛文化的发展形态看,塑造了书写文化中的阿诗玛文化,并在差异中体现了彝文与口语的互动传播特点。     

“祀谱”、“世系”与史诗——对《诗经》“史诗”诗体源流及演述方式、文化场域的考察

近来学界对史诗的研究日趋热烈,但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民族史诗文本的整理和演述过程的描述上。因为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史诗研究有可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利用出土文献材料,对《诗经》"史诗"诗体的来源,华夏族史诗与边疆民族史诗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进行探讨,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所说的"帝系"、"系世"即是讽诵于祭祀仪式的口头史诗的文字形态的"节缩本",它们最初不具备合乐演唱的条件,只是口头史诗表演者的"提示本"。甲骨刻辞中的"祀谱"也是此类。《诗经》中的周族史诗只撮述故事梗概的文本特点是在接受了节缩后的"提示本"的基础上形成的。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中国早期史官书写传统的早熟。在书写传统的过滤下,大量的口传史诗湮没在文本定型的背后。这也是上古时期华夏地区族群史诗流传较少的深层原因。     

吉狄马加的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读长诗《我,雪豹……》

吉狄马加的诗歌写作既触及现代社会创痛性的经验,又携带着诗人-毕摩的治愈性的声音能量;这首长诗的写作具有民族志诗学与生态伦理的双重含义,其民族志诗学链接了古老的民族神话与史诗传统,同时又深深植根于当代"革命性"的生态精神及生态伦理之中。     

“前《五经》时代”的文本思维与文本诞生

作为经典文本的《五经》之后,是中国古代文本的不断发展时代,而"前《五经》时代"则存在一定的文本形式与文本思维。从文本的物质形式看,文本有物质性、传统型两种形式;从文本产生、发展的角度看,文本有口述、"口述—图像"过渡、符号三种形式。夏、商与西周早期人,具有前后一贯、持续沿袭的思维模式或语言表述方式。而假定意义上的"第一个"文本诞生之后,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作品"概念所无法替代的。     

《格萨尔》域外传播的翻译转换与话语体系

活态史诗《格萨尔》历经口头传承、文本传播与数字传播的媒介嬗变,涵盖了人类文化变迁的三个阶段——口语媒介文化、印刷媒介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态势。《格萨尔》域外传播途经民译、汉译和外译三次迻译,蕴含着活态史诗对外传播的九种翻译转换机制,为少数民族活态史诗域外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     

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基于凉山彝族毕摩与苏尼的探究

身体人类学视角为理解凉山彝族毕摩、苏尼的身体实践与文化隐喻提供了新维度。以身体实践为基础，毕摩、苏尼形成了“毕”与“尼”的身体技艺区分。以“毕此”和“尼症”为基础的毕摩、苏尼身体区格与传承制度，是彝族传统社会结构中家支制度、血缘、根骨观念的映射。从苏尼迷狂的身体表征到以“祭”为核心的毕摩理性化身体规范的确立，是彝族原生性宗教由巫到史、由巫到礼的发展史。毕摩、苏尼身体研究取向，为回应彝学研究的理论关切与拓展中国身体人类学研究范式提供了思路。     

口传与书写:从“蓝桥”主题看民间文学的历史演绎

口头和书面是民间文学文本存在的基本类型,在传承的方式上,形成了口传和书写的两种基本传承路径,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并形成互文关系。本文以青甘地区流行的关于"蓝桥"主题的故事歌为例,从民间文学的这一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内容到形式发生的变化,探寻口传和书写在民间文学传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内在规律。     

民间艺术展演文本的文化修辞

作为大众审美对象的民间艺术展演文本,为有效建构起其在消费主义语境中的新的审美文化姿态,不断维护文本魅力以满足大众审美想像,这种展演文本必须充分运用和施展拼贴、挪用、复制和炒作等文化修辞策略,从而使得展演文本呈现出符号的陌生化、结构的混杂性和风格的原生态等修辞效果。     

彝族创世史诗蕴含的宗教道德及其文化逻辑探析

彝族创世史诗是彝族宗教道德律令的最高经典,它向信众解释了宇宙的秩序,确立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彝族创世史诗以超级故事的形式,构建了一个潜在的宗教道德范型。彝族创世史诗用初创神话、末日神话、拯救神话和再造神话,从宗教道德的维度,对善的起源、蠢笨的起源与毁灭、恶的毁灭、善的拯救和善的延续进行了叙述,确立了神的道德权威,编织了宗教道德的文化逻辑,通过歌手世世代代在仪式场合的传唱,建立了彝族人的集体道德观念,对彝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苗族史诗《亚鲁王》叙事特征及文化内涵初探

将广义的叙事学方法运用到《亚鲁王》文本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亚鲁王》是典型的东方史诗,结构上又兼具南、北史诗的特点。叙述特征是以复沓方式讲述单纯的内容,极写主要人物的仁慈、善良和责任心,以及亚鲁王一族行为的合理性和迁徙的艰难,其类型为"苦艰史诗"。史诗体现的与土地万物亲密关系及以柔克刚、以退为进、不以蛮勇称强的文明气息,不仅属于苗族更属于整个华夏子孙,是"农耕民族的苦艰史诗"。其叙事中表现出的极其珍贵的契约观念和平等意识,也是独特价值之一。     

文化展演视域中的少数民族艺术传承——以云南石屏慕善村为例

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背景下,以云南石屏慕善村为例,在综合、动态的文化展演视域中描述、阐释艺术传承活动在村落文化结构中生成、传承和调适的过程。揭示文化展演是艺术传承的有效路径,是文化符号资本化运作的基本样式,因经济诉求与收益的叠加而不断被操演、强化,其承载的外在族性符号与地方性文化表征被彰显,而内蕴的族群精神与意义日渐淡化。     

体制·家庭·空间:拉萨转经习俗的传承机制

尽管伴随着传统宗教整体式微的现代化变迁,西藏民间社会盛行的转经习俗仍然保持着较强的传承能力,尤其在圣地拉萨体现得较为鲜明与典型。神权时代"政教合一"体制的强大惯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内部传承和承载着日常化展演仪式的转经空间,成为转经习俗发生横向与纵向传承的重要机制,其中既具有民俗传承的普通共性,也呈现出西藏社会宗教生存与发展的独特性。     

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

口传史诗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亟待抢救与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史诗的活态传承、演述语境、演述习俗、口传传统等吸引众多史诗研究者走向田野,深入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史诗田野工作要求研究者深入民族地区,亲身体验,参与观察,不能怕吃苦,下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与案头准备充分与否则决定着调查工作的成功与否,调查时力求做到点面结合,特别是追踪,事后还要撰写调查报告,提升理论.由于研究者的努力,史诗研究逐渐深入,史诗田野工作及学术研究也逐渐规范化,但史诗传承困境又为史诗田野工作及史诗研究提出新的要求.     

论样板戏的非作者性

以"集体"署名取代个人署名,是革命样板戏的一大标志。对样板戏诸版本进行文本分析,重点比较版本演变中人物角色和情节结构设置变化与作者署名变化的相关性,可以考得样板戏具有"非作者性"。由个人创作者赋予文本的人格化、个人化的元素在集体创作的语境中被消解,文本及人物的非真实性有赖于非作者性,而非作者性又确保了文本及人物的非真实性,两者互为因果。由多个成员组成的集体创作班子之所以能以合作的方式创作出形式与内容高度完整的样板戏,是由于凌驾于创作班子以及其他所有关心并提出修改意见者之上的"全知视角"起了统领样板戏文艺路线和引导方向的作用。集体创作作为全知视角的忠实执行者,旨在通过样板戏的展演诱导观众对剧中正面英雄人物形成自我指涉,这是样板戏的最高审美目标。     

《达古达楞格莱标》的茶文化内涵

德昂族《达古达楞格莱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史诗的瑰宝。以《达古达楞格莱标》文本为依托,从民族起源、原始思想文化、民俗意识等方面来发掘《达古达楞格莱标》的茶文化内涵,以弘扬诗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并促进德昂族传统文化——茶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文本与历史的交融——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威弗莱》研究

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威弗莱》成功地再现了英国苏格兰地区18世纪时期的社会生活、政治状况和文化传统。有必要以新历史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这一基本观点为视角,揭示《威弗莱》与它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间的对话性关系。高地氏族领袖弗格斯被送上断头台预示着当时苏格兰的政治命运,女主人公佛罗娜·麦克伊沃的命运表明苏格兰民族文化虽历经磨难但最终得以传承和发展。同时,司各特以詹姆斯党人的起义和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运用小说的艺术形式将其记录于文本中,实现了文本与历史的交融。     

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

回顾以冯友兰为中心的关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想讨论,结合哲学诠释学的视野,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承"。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诠释与应用实践",达致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目的,使中国文化在保持认同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展中使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而需要不断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应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文本的思想与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