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竟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制度知识在魏晋的断裂与延续

制度知识是政治体制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经长期积累,制度知识的体系至汉末已相当繁密.在汉魏之际与两晋之际的两次大规模战乱中,官制礼仪知识因文献、实物的损毁而破败流失,面临传承断绝的危机.后续的制度恢复步履维艰,仅依靠个别精于制度之学的官僚勉强开展.制度知识历经动荡而未完全散亡,离不开士人家学的支撑.颍川荀氏、北地傅氏、河东裴氏、琅邪王氏等魏晋高门均重视官制礼仪的传习,这项知识特长也成为维持家族威望的助力.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通天人之大宗——王夫之《庄子解》意旨探析

基于王氏对佛道两家扬弃、运用的立场,本文选取与王夫之佛学理路同源的、《庄子》诠释史上的经典——重玄派道家学者成玄英对《庄子》的解说进行对读,以期更鲜明地呈现王夫之《庄子解》的基本意旨。     

武则天与侨姓琅邪王氏复兴:以王方庆为例

以王方庆为代表的侨姓高门旧族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积极向武周政权靠拢,凭借其才学品行宦绩,深被武则天知遇,在治理地方、安定南疆、维护海外贸易和齐定朝仪典制、整肃风气、护佑太子、忠言直谏等方面大有作为,对武周朝政治发挥了积极影响,琅邪王氏亦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门户。而其他三家侨姓高门除陈郡谢氏早衰外,武则天对于出身齐梁皇族的兰陵萧氏,既无重用之意,亦无拉拢之心;江左袁氏也不似琅邪王氏积极向武则天示好。故而在武则天执掌的政权中,较难寻觅到江左袁氏人物踪影,兰陵萧氏更是不见,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们在李唐政权中的活跃程度。     

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特色

从儒家经传诠释的层面上看,东晋《论语》注的多元化可说是魏晋经学乃至东晋论语学的最显著特色。这不仅表现在玄、儒、佛这三大思想流派,都在东晋《论语》注文中有所体现,东晋时期的《论语》注家,尤其是玄、儒两家,都借助义解而阐发自己的主张、见解,发挥注者自己所认定的经文文本“义理”;而且在《论语》注内部,义理之学、训诂之学并存,建康经学与吴地经学交相震荡,从而更催生了东晋《论语》注的更多小派别。东晋《论语》注多元化特色的出现,有其主、客观原因。     

颜回、颜氏之儒与琅邪颜氏家族探析

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得孔子真传的一位圣贤,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之一颜氏之儒的精神领袖。颜氏历代族谱多标颜回为祖,秦汉至魏晋时期的琅邪颜氏传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着颜氏之儒的印痕。这种精神认祖的方式使得颜回之学得以传承,也使得颜氏家族文化源远流长。     

试论妈祖信仰的宗教属性

妈祖信仰究竟是属道、属佛,属儒、还是儒、佛、道三者兼有?它是否可归入宗教信仰之范畴,还是纯属封建迷信活动?对此,不仅信徒与非信徒、官方与民间众说不一,就是许多专家、学者也是各持己见,难于趋同。持道教说派认为,妈祖即“姑射神人之处子”,十三岁由道士玄通授以“玄微秘法”,“窥     

试论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思想

本文通过考察王阳明研习佛儒的学术经历 ,揭示他所创立的心学内含对佛教理论、禅学思辨、修炼途径等的继承和发挥 ,进而认识明代佛儒交融的文化趋势 ,并得出王氏心学正是这一时代特征产物的结论     

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两晋人物品题与佛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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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朝文化的开放性

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文化集秦汉之雄伟博大,诸胡之自由强悍,以独特鲜明的个性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魏晋六朝既是中国政治史上最黑暗纷乱的时代,又是精神史上人性重新觉醒开始认识自我的时代.六朝文化具有宽容精神,涵容百川,吞吐万象,儒、道、玄、佛各种文化思潮竞相争奇斗妍,学术文化氛围空前活跃;文人雅士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力求摆脱礼教束缚,想象力和创造力获得自由驰骋的空间,呈现出文化开放性的特征.     

论道教重玄思想的形成及其理论体系

凸现于隋唐时期的重玄思想是道教理论发展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它不仅对道教自身的理论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影响甚至波及儒释二家。虽然它盛行于隋唐之际 ,但追溯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却是源远流长的。本文拟以重玄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理论体系为线索 ,粗略探讨重玄思想对于道教自身及儒、释二家理论建设的积极意义。一、重玄思想的源流长久以来 ,“道”一直是道教的最高理念 ,得“道”成仙是其最高目的 ,一切道教理论都是围绕着“道”与“得道”展开的。道教在东汉张道陵初创时便奉老子为祖师、以老子所著的《道德经》 (《老子》)为圣…     

人神遇合:魏晋六朝道佛争锋的叙事策略

魏晋六朝之际,道教和佛教互相争夺生存空间,使得人为宗教背景下的造神运动蓬勃兴起.道佛伪托以人神遇合为主题内容的神异叙事,或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或以攻讦和打击对方,或以压制地方崇拜,或向儒家精神积极靠拢.并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浓郁的宗教氛围.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神遇合成为魏晋六朝道佛争锋主要的叙事策略之一.     

从颜含治政治家看两晋儒学世家的价值取向

琅邪士族颜含活动于两晋之际,处在皇权衰弱、大族执政、玄学盛行、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在操行风范、执政主张、家规家训、鉴识人物等方面,依然固守儒家传统:主张维护皇权、抑制豪强、发展民生;以孝为本、书香传家、不贪权势;为官处事清正不媚,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其治政思想和治家观可以用"孝、忠、学、廉、实"五字概括,展示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价值取向,在两晋儒学世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精神超越和心性本然的回归--试论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道倾向

二程弟子谢良佐作为理学家却被后儒认为有严重佛学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揭示宋明理学融合儒佛道的具体目的和方式.本文认为,谢良佐以追求自然从容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并以之为纽带联结和整合了儒佛道思想,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与儒家正统思想有所偏离,而他的这一偏离正体现了他在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宋明理学方面的独特贡献.     

儒家的隐者--李柏思想构成探析

李柏被称为"关中三李"之一,是一位儒家的隐者.他在思想上对儒学(包括理学、心学、关学)的有关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体悟和阐发,特别是对儒家的隐逸思想有诸多发挥,这实质上是吸取佛道思想的结果.他以儒为本,兼取佛道,有揉合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倾向.李柏的学术思想在明清之际的关中乃至全国都有影响.     

儒佛道治理思想研究与当代社会

正编者按:本专题集中讨论儒学、佛教、道家道教治理思想。李承贵教授从宏观上对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做了简要的概括与叙述,部分地呈现了儒佛道治理思想资源,初步探讨了儒佛道治理思想特点,并对儒佛道治理思想之于儒佛道思想研究、西方治理理论、当今政府的治理政策、人类遭遇的现代性课题等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针对性分析与评判。辛小娇博士对王阳明治理自然思想展开了独到的发掘,认为"一体之仁"、"同此一气"与"等差原则"是王阳明"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