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侨姓琅邪王氏复兴:以王方庆为例

以王方庆为代表的侨姓高门旧族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积极向武周政权靠拢,凭借其才学品行宦绩,深被武则天知遇,在治理地方、安定南疆、维护海外贸易和齐定朝仪典制、整肃风气、护佑太子、忠言直谏等方面大有作为,对武周朝政治发挥了积极影响,琅邪王氏亦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门户。而其他三家侨姓高门除陈郡谢氏早衰外,武则天对于出身齐梁皇族的兰陵萧氏,既无重用之意,亦无拉拢之心;江左袁氏也不似琅邪王氏积极向武则天示好。故而在武则天执掌的政权中,较难寻觅到江左袁氏人物踪影,兰陵萧氏更是不见,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们在李唐政权中的活跃程度。     

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

战国秦汉时期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与南洋交通线上的名都。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邪"有特殊的表现。"琅邪"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据说南海有移用"琅邪"地名的情形。如果此说确实,则指示了当时海上航路开拓的路径,应当看作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纪念。     

两晋之际流民对河西发展的影响

一、两晋之际的流民大潮西晋末年,政治腐败,天灾流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及至句王之乱”、“永嘉之乱”迭兴,战乱仍频,人民备受兵贫之苦,社会矛盾一总爆发提然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汹涌澎湃的一次流民浪潮。据《晋书·食货志》所述：“惠帝之后,政教凌夷,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各地民户“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西晋之际的流民,有史可稽者,将近30万户,150万口,约占全国总户数（249万户）的1／8,占输出区总户数（约60万户）的1／2左右。以至…     

论两晋之际清崔姻亲集团思想文化性格

清河崔氏汉魏之际起家 ,与范阳卢氏、中山刘氏等河北士族联姻 ,形成两晋之际很有影响的河北家族集团。该集团学术上直接继承汉末郑玄经学和卢植经学 ,保持着汉魏以来的思想文化传统 ,政治上拥护礼法之治的政治路线 ,积极事功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魏晋时期其受玄风的影响 ,追慕时代新思潮 ,但经西晋永嘉之乱后 ,与河南玄学名士集团分道扬镳 ,重返传统儒学礼法思想。     

琅邪台的形成及其宗教功能考论

琅邪台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虽然关于它的形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学者们多相信它与秦始皇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是从先秦典籍来看,琅琊台在秦始皇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发挥着独特的宗教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琅琊台所承载的宗教功能,吸引了秦皇、汉武,也构成了早期琅邪文化的特殊品格。     

两晋之际儒家“家国”观念的演变

迫于西晋末年的国破则家难存的现实教训 ,两晋之际士大夫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 ,在渡江前后逐渐认同了司马睿为国家的象征 ,由西晋后期关注自身生存和家族利益 ,于东晋初期转向对晋室的拥戴。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等儒家传统家国观念得以复苏 ,因此 ,关于魏晋士大夫不顾社稷的安危而惟求身家自保的传统观点 ,似不适于东晋时期 ,值得商榷     

两晋士人好名之风初探

士人好名的风气并不始于两晋,而是在汉末便已经开始,但是两晋士人营名的风气却很盛行。两晋土人好名之风对当时社会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可是,直到目前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论述,本文试对两晋时期士人好名之风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作一番初探。     

颜回、颜氏之儒与琅邪颜氏家族探析

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得孔子真传的一位圣贤,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之一颜氏之儒的精神领袖。颜氏历代族谱多标颜回为祖,秦汉至魏晋时期的琅邪颜氏传人在思想和行为上都有着颜氏之儒的印痕。这种精神认祖的方式使得颜回之学得以传承,也使得颜氏家族文化源远流长。     

三国两晋讲武考

三国两晋时期,政权割据更替,战事发生频繁,统治者更重视武力,史籍讲武记载渐多。考索文献、援引事件发现,此期讲武仍属形成发展中。讲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显耀朝廷威武之典礼仪式,一为练兵备战之实际训练。朝廷之讲武礼,虽粗具章法程序,然因时兴废,未成国家常典。练兵备战之讲武,既非国家礼仪,则其举行随需而定,不限古法。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两晋史书种类略论

两晋史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史书不仅成为独立部类,而且种类日渐繁多。既有上承秦汉史书种类的谱牒书、起居注,又有开启新的史书种类的地方志等。其兴盛与亡佚也反映了两晋史学的发展演变情况。     

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

西晋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 ,专职机构及有关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其长官人选较重 ,尤其宗师一职均由位望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担任。西晋朝廷对宗室的管理比较宽松 ,限制较少 ,宗室的社会活动不受约束。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 ,其官员人选转轻。朝廷对宗室限制较多。宗室在东晋大部分时间内遭到压制、打击。两晋政治格局、政治发展特点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之际的党争继续存在于西晋社会,士族升降与党派分野息息相关。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有的王氏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则反之,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华芳墓志》丰富了以王浚为中心的士族网络的认识。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是两晋之际士族生态的缩影: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决定士族生态的多元化。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样态。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所依靠的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州,整合资源。王浚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刘琨、王浚在经营北部中国方面存在异同,关于二人的史料记载体现出史家笔法有意增删的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竟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试论两晋教育的特点

两晋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在政治、经济领域特权的确立,教育上也逐渐有了享受特权的渴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两晋教育呈现出有异干两汉、三国的明显特征,不仅出现了为适应门阀大族的等级制学制体系;同时,门阀大族为确保世及之荣,更注重子侄的家学教育,累世传承某种知识或技能,并以此获得门第的保障,导致家学教育的勃兴;而儒学独尊地位的被打破,教育内容更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趋势.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     

唐宋之际城市旅店业初探

唐宋时期城市经济有了突出的发展,其中旅店服务业的繁荣即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旅店又称旅舍、逆旅等等,当时在城市中已相当普及,业务范围也从单纯的留客住宿发展到兼营饮食和寄放货物了。旅舍的业务拓展与“邸店”的活跃息息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当时各城市之间流动着大量的赶考举人、调选官吏、南北行商、各国商胡等流动人口,为了解决他们的食宿和适应其经商需要,旅店业才迅速发展起来。     

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

<正> 两晋的赋税制度,主要有户调和田租两大项。由于资料简缺,要说清楚这两项制度的内容,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户调制正式创立于曹魏建安九年(204年),那时规定“户出绢二匹、绵二斤”。魏末晋初,增加为“绢三匹、绵三斤”。及至太康元年(280年)西晋政府统一全国以后,又颁布了形式完整的户调制度。《晋书》卷二六《食货志》称: 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两晋诗风成因及其开拓性意义

两晋诗歌创作分别与各自时代风尚有密切联系,西晋尚悲,东晋崇乐。前者是因传统价值失落而带来的集体心灵失落,从而形成从精神情绪到肉体物质的放纵,后者则是找到了心灵皈依之后的释然与自适。这是士人重寻自我的心理成长过程,从而也成就了诗歌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