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性阅读到“不仁”伦理学——《老子·五章》王弼注钱锺书说辨正

对《老子·五章》王弼注展开空间性阅读,可以看出钱锺书《管锥编》相关讨论于义未安。《老子》及王弼注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不仁”伦理学。在一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通过对通常意义上的“仁”的全然否定与断然拒绝(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绝仁)隐秘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仁”。大仁不仁,是以有仁。“不仁”伦理学由客体而观之,持一种“无偏私的目的论”;由主体而观之,持一种“无私心的目的论”;合而言之,持一种“无私的目的论”。“不仁”伦理学尊重个体的本真性及个体间的差异性。在二阶的层面,“不仁”伦理学由“天地不仁”推出“圣人不仁”,这种“法自然”的运思方式不仅没有陷入摩尔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谬误,而且也不宜视为一种谬误。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不妨视“不仁”伦理学为“做汉语言伦理学”的一种尝试。     

“道德”的形而上学及其意义

道家以“道德”为本,“道德”的哲学化历程是一种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形上学建构。作为一种真正的形而上学,“道”只具有超越形名的本体、本原或本根的意义,很难理解为“规律”、“准则”、“共相”等知性思维的产物;“德”以“得道”为内涵,与“道”具有本体论上的同一性。而“道”取代“天”成为道家思想的形上根源,与其本义“道路”有关,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可以为我们指明一条“道路”,揭示一种合于“道”的在世方式。     

拆北京:记忆与遗忘

北京正经历着一种巨变,这巨变可以在一个非常流行的象征符号“拆”上得到具体的体现与表达。“拆”是一种媒介,由此某些背景中的被遗忘的事情可以被唤醒而进入到记忆或者前景之中,其服从于一种“逆遗忘恢复”的原则。“非此非彼”以及“处于中间”而非“对立”可以看作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特征。表面上,通过“拆”,某种东西要被拆毁而其他东西要被记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再界定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成是统治与服从之间的一种循环的游戏。     

美是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否定主义美学系列研究之一

传统认识论美学仅注重“结果” ,并将“美是什么”的解释实体化、可见化 ,从而不能真正接触到“美” ;现代存在主义美学又将“美”作“可能性”和“不可见性”的解释 ,从而忽略了我们是凭借什么来把握“美” ,这样也就不可能将“美”的不可说性与“美的符号”的可说性阐释清楚。否定主义美学认为 :美是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 ;美是一种未占有的、未完成的、尚未成为“共在”的存在。对否定者而言 ,“未完成”是指否定结果尚未诞生时的一种情境、一种境态。在这种境态下 ,“美”是以一种孕育着的、还未视觉化的状态被否定者所想往、所追求、所体验着的。“未完成”在哲学意义上是一种有缺憾的状态 ,但在美学意义上却是一种让人沉醉的状态。对“本体性否定”而言 ,美学是源 ,哲学是流 ,美学内在于哲学并且是哲学的根。只有“本体性否定”意义上的“美” ,才能使我们每个人“成为真正个体”的审美冲动。“美”的特性在这里 ,“美的意义”也在这里。在“本体性否定”意义上 ,“美”不可说而“美的属性”可说 ;“美”作为存在的潜在具有“未占有性”和“混然性” ;“美”在“美的符号”前后 ,体现为本体性否定的“未完成”     

原创的涵义与方法

一、“原创”的基本含义提出“原创”这个问题,首先须澄清在对“原创”理解上的两种歧义。一种是在文化意义上理解“原创”,大意是指中西方文化源远流长,且文化果实已经堆积如山,要原创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化”,无疑是痴人说梦;二是将“原创”混同于一般的创意与见解,乃至一般的个人感受,从而降低了“原创”的哲学性品位。１９９５年我和一些朋友提出“第三种批评”以后,在诸多阐释中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原创”在字面上确实具有“最初的创造”之含义,不管这种含义是否被一些正规辞典…     

文艺创作心理活动过程初探

文艺创作,要经历一种特殊而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由于这一过程极其隐蔽,西方最早的古典作家德谟克利特就将“灵感”归之于“神圣”。苏格拉底、柏拉图甚至认为“诗神凭附”是“神力凭附在人身上产生四种‘迷狂’”中的一种。这对后世如康     

西方复仇文学对中国复仇文学的误读

西方传奇的复仇主题与中国小说的复仇主题,在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中国复仇文学中不乏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表现倾向,西方复仇文学对这种故事有时会产生一种有价值的“误读”,甚至因此而进行一种“再创作”。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哲学

关于后现代哲学,我认为从本质上看,它是一种思维方式。将哲学上的后现代主义视为一种思维方式,一方面有助于透过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理论纷争,从整体上把握这一分支众多、内容复杂的思想运动;另一方面有助于与“时代化”的理解划清界线。 所谓“时代化”的理解,就是把后现代主义所讲的“后现代”仅仅看作一个时间概念,看作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继现代之后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是后现代的。这种“时代化”的理解本身就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因为对后现代主义所进行的“时代化”的理解,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时代”概念基础之上的,现代主义的“时代”概念假定“时代”是自我包含的统一体或前后一致的整体。后现代思想家拒斥这样一种传统     

“通识”与“通览”

“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学术思想,也成为一种著述体例。一种是思想与理论上的通,如《史通》《文史通义》;一种是文献上的通,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两类虽然形式有很大不同,但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了一种求通的意识。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求通的意识与学术追求,往往是在学术积累己经十分丰富时候出现,因为只有在总体的积累己经足够丰富的时候,思想上的“通识”与文献上的“通览”才有可能同时在这样的时候。而这样的时候,学术上的问题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所以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以“,求通”的学术意识与“通”这一类…     

略论官冗与封建专制政体

“官几之患,所从来尚矣”。①所谓“官冗”,一言以蔽之,即政权机构的官吏过剩现象。历史上通常指两种情况:一种是官员的委任逾制超额,一种是官署的设置迭床架屋。前者如唐中叶的“员外宫”、“试官”和“斜封官”的添置,后者如末代的“枢     

文学审美论的“知性方法”批判

作为“文学工具论”的反动，“文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出现无疑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这一理论的出现具有“矫枉过正”的性质，因而在学理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这种由一种片面导向另一种片面的现象反映了思维方式上的“知性”局限，因而需要进行深入地反思。其反思的路径可以从“自律论”、“二元论”、“特征论”等观点入手。     

汉语“上/下”时间概念系统的认知研究

汉语“上/下”时间概念系统存在一种隐喻模式,该模式包含四种时间系统结构。通过对“上/下”的词典语义、词组以及真实语料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从古到今,“上”的时间隐喻语义在该词语义结构中的地位有下降的趋势,而“下”的时间隐喻语义的地位变化不大。“上/下”四种时间结构的构词能力由强到弱依次排列为：射线型、分段型、点状型以及线段型。与古代汉语相比,现代汉语中“上”的线段型时间结构的使用频率增幅较大,“下”的点状型时间结构的使用频率也有很大的增加,并且“上”和“下”的各种时间系统结构的使用比例不对称。     

“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问题——对于一个理论命题的重新考察

几十年来,学界一直都将“文艺大众化”中的“文学”概念与“艺术”概念视为一种平行关系,并用大众化的“艺术”标准要求小众化的“文学”也走“大众化”的道路,进而混淆了这两种艺术形式在审美方式上存在的巨大差别。“艺术大众化”本身就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的历史传承,而“文学”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小众化”艺术;若要使“文学”实现“大众化”的人文理想,就必须借助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二次转化。因此,将“文学大众化”与“艺术大众化”等同视之,且人为地用“文艺”二字模糊或消泯“文学”和“艺术”的严格界限,只能使“文艺大众化”问题流于一种纠缠不清的理论空谈。     

汉代社会意识中的"和合"观

“和合”,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存在。“和合”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也体现了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文化意境,一种文化精神。探索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不能不注意汉代思想史。考察汉代社会意识,可以看到,“和合”有自然主义的思想渊源,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种公众愿望,一种社会理想。在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和合”的理念也有深入的渗透。早期道家文献如《太平经》中有关“和合”的论述,对于“和合”思想的丰富和完善,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重复”：从“词”到“篇”——《故事新编》的结构特征之一

“重复”是鲁迅《故事新编》的一个重要文本现象,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语词重复与段落重复。“重复”是“对位”的一种表现,它的运用使得这部小说集带有浓烈的“对话”意味。这种“对话”并不局限于小说内部意义的相互生发,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结构性事实。     

"两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两浙”文化在原型构成要素上,具有“博纳兼容”、“经世致用”、“刚柔并济”和“开拓创新”和诗性品格特点。在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两浙”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建构开放理念空间的文化场,一种耻为人后的忧患意识和心理认知方式,一种不断向外开拓进取的精神巢穴,并以其独特的开放进取的文化原型,推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解构”与“解构主义”之辨

半个世纪以来风靡全球的解构主义已不再是新鲜术语,人们对其了解也越来越深入。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从学理的层面上厘清“解构”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区别。因为“解构”是一种策略,“解构主义”则是一种唯“解构策略”至上的理论,“解构”与“解构主义”不仅思想指向各不相同,而且也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法“本质”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法。把握了“解构”与“解构主义”在具体内涵、思想方法上的不同有利于正确认识它们各自的学术价值。     

“一点论”析

<正> 在回顾三十一年来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历史经验时,经常遇到“一点论”这样一个问题。“一点论”总是以“突出重点”为理由,孤立地抓住事物的一个方面,搞“一刀切”、“单打一”。这种思想上的“一点论”,同政治上的左倾路线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极端片面性顽症。其祸害之深重,已为人所共睹;其影响所及,至今仍是四化建设的一种严重的思想障碍。     

论萧红创作的艺术个性

萧红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一颗极具魅力的新星。其作品以一种鲜明的“萧红的写法”为特色 ,深受鲁讯先生的赏识 ,也确立了萧红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萧红的写法”今天仍然给我们一种艺术创作上启迪和熏染。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子》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贵无”、“贱有”。之后的裴頠、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