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圆圆曲》

吴梅村《圆圆曲》,作于明清易代期间。历来论者,皆以“冲冠一怒为红颜”为讥刺吴三桂,虽然不误,却不免失之皮相。结合明清之际史实读《圆圆曲》,互相参证,诗人创作之幽怀孤抱乃得昭然：盖借圆圆之遭际,抒兴亡之悲恨,于当日民族之劫难作沉痛之反思,表层刺吴讽陈,深层刺清,于崇祯帝自杀弃国之不智,深致惋惜,矛责及李白成军之“荒宴”,故不能承担内安外攘之历史责任。诗人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而非仅明朝遗民的立场。     

《圆圆曲》艺术创新的探索

吴伟业(1609——1671),号梅村,是明清间诗坛上一位著名诗人。其自成一家的“梅村体”,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清代乾嘉时期比吴稍后的史学家、文学家、诗人赵翼(1727——1814)在《瓯北诗话》中曾把吴与唐宋诗坛的杜、李、韩、白、苏、陆等巨匠相提并论,誉吴为“近代中之大家”,并称:“梅村之后,欲举一家列唐宋诸公之后者,     

烟水迷离圆圆曲

鸣凤山麓的金殿孑然矗立，300年前的麻栎树依然繁茂。人们还能找到那段流传千古的美人与江山的爱情故事吗？     

《圆圆曲》之“苦留后约将人误”新析

“苦留后约将人误”是《圆圆曲》中展示吴伟业婉曲行文风格的极具代表性的一句诗,然而以往的评论文章中很少有人关注、分析之。本文认为,“苦留后约将人误”中的“人”不单指陈圆圆,还包括背后隐含的吴三桂、吴伟业、中原老百姓等对象。同时,该句还可看出吴伟业对吴三桂的情感倾向,即同情、讽刺互为交织,二者几乎平分秋色。     

近三十年来《圆圆曲》研究综述

《圆圆曲》是吴伟业七言歌行的代表作之一。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背景,陈圆圆风雨飘摇的身世遭际,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也赋予了该诗巨大的历史价值,故历来此法备受关注,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梳理了相关研究资料,试图从其历史真实性、创作时间、主题意旨、艺术手法,及与《长恨歌》等同类诗作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对近三十年来《圆圆曲》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以期在总结中理清脉络,进而寻求新的学术研究空间。     

王安石《明妃曲》释义辨

据蔡上翔王荆公年谱:王安石年三十九岁时(宋仁宗赵祯嘉祐四年己亥,公元一○五九年),作《明妃曲》二首,名贵一时。欧阳修、刘原父、司马光皆有和篇。但在安石(1021—1086)死了五十多年后,范冲(范祖禹之子,与王安石在思想上是世仇,郭沫若说。)却对宋高宗赵构(1128—1162)说:“臣常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安石为《明妃曲》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建炎中(1127—1130)降金为儿皇帝]     

香山“长庆”有遗篇——试论《长恨歌》与《圆圆曲》的黍离之感

梅村体是长庆体的变格,但其中都充满着浓烈的黍离麦秀之感,所不同者在于一为乱世之音,一为亡国之音.诗人感伤兴寄,作垂戒之用.     

《圆圆曲》的美刺主题——兼与《长恨歌》比较

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长篇叙事诗中,清代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有颇多的相似之处.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两诗都将男女爱情纠葛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两诗的艺术性又均属上乘,成为诗歌史上脍炙人口的姊妹篇,先后辉映,堪称双璧.然而,建国以来的学术论著却基本上是扬《长》贬《圆》,众口一词,几成定论.     

《圆圆曲》的艺术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吴伟业的《圆圆曲》是一曲前所未有的爱情赞歌，也是一曲人生的悲歌。它既写 了吴三桂与陈圆圆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也表现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从诗中的吴三桂身上， 显示了个人在环境逼拶下的痛苦。把环境对个人的压迫力量写得沉重而不可抗拒是从吴伟业开 始的，这也是《圆圆曲》能打动人的原因所在。     

《老子》“无为”辨

关于《老子》的“道”,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对于“无为”,则鲜有人注意它的概念范畴,往往只是把它与“道”联系在一起,或将“无为”与“道”相提并论,或用“无为”取代“道德”。《老子》一书的核心并不是“无为”而是“道德”。可能有人会说,《老子》所谓“道德”,正是“无为”的别名,“道”即“无为”。我们认为,正是这个含混的命题,才造成哲学史上有时将《老子》的“道”与“无为”当作同—概念使用的错误。另外,关于“无为”的实质,历来的理解也有较多歧义,不少学者将“无为”理解为“不做”,“无所事事”。     

《北齐书》“口马”辨

史书中有＂口马＂一词,最早出于《北齐书》,释义纷纭,有解释为＂良马＂＂骏马＂的,有解释为＂牲口马匹＂的,有解释为＂奴婢马匹＂的。其实,《北齐书》中＂口马＂的＂口＂指的是＂奴仆＂,＂马＂指牛马等牲畜,＂口马＂意谓奴仆牲畜。     

《“格”辨》评介

菲尔墨的格语法理论对句法与语义的界面研究进行了开创性探索,揭示了动词和名词的种种复杂关系,在语言学领域具有深远影响.《“格”辨》(The Case for Case)是菲尔墨格语法初期理论的代表作,基本奠定了格语法的主要模式,是格语法正式提出的标志.本文在回顾《“格”辨》写作背景的基础上,介绍并评价了这篇专论的主要内容,包括格语法中的“格”的定义、句子中的深层格的构成、深层格到表层结构的转换和深层格的语言类型学意义,并探讨了其理论贡献和局限性.     

《文心雕龙》“师圣”“师心”辨

"师圣"和"师心"是<文心雕龙>的两个重要观点,这两个看似对立的观点,实际上是统一于<文心雕龙>的整个体系中的.无论是"师圣"还是"师心",都是对"道"的体认方式."师圣"与"师心"体现了对创作主体意义的重视,是创作主体的不同的创作取向."师圣"与"师心"的关系也是对文学继承和革新关系的一个注脚.     

《渭城曲》“阳关三叠”新解

《渭城曲》“阳关三叠”新解张天健著名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极负盛名。明人李东阳《麓堂诗话》说此辞一出，“一时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王维诗云：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问世不久，就谱人乐府。唐代有许多...     

《孙子》“形”义辨

《孙子兵法·形篇》论：“形”而不言“形”，历来注家说法不一。本文对该书中“形”字的运用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形”指的是军事活动中的一切外在表现形式，是《孙子》中的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     

《名物“胜”义考》辨

高开贵先生著《名物“胜”义考》,载《华中师院学报》83年四期,认为世行之字、词书如《辞源》《辞海》(修订本)《现代汉语词典》等,对于作为名物的“胜”字的释义,“都是不够准确的”。于是“面对大量的语言事实,运用概括的原则”,反复辩难,提出了新的观点: 一、“胜绝不仅为妇女所专有,也不只用作首饰,更不限于戴在头上;” 二、“胜,人们使用它,往往表示得志、得意、人胜人的意思。”“名物字‘胜’的词义,本来是由胜利的意思演变而来的;”     

“《文选》编次无序”辨

《文选》编次涉及政治与学术及文学等因素,须参照《汉志》《文心雕龙》等著述,也涉及作为昭明太子所编纂,其间自然包含礼乐建设、祥瑞点缀、体国经野等义项,当然也要维护或营造储君萧统之形象,这一切均属《文选》编次的内在逻辑和依据。     

《红字》中“真实”的体现

纳撒尼尔.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象征派小说,它描写了17世纪新英格兰清教社会的生活面貌。霍桑擅长使用象征的手法,他运用的象征主义手法对美国文学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小说《红字》中,象征主义手法这一创作特征的体现尤为引人注目。文章将对小说中所运用的象征寓意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突出小说作者试图揭示的《红字》主题——真实。     

吴伟业对白居易叙事诗的接受与发展 ——以《圆圆曲》《长恨歌》为例

吴伟业的长篇叙事诗取法元白长篇,对元白长篇有所借鉴亦有所发展。其长篇叙事诗以诗传事,以诗纪史,以诗传心,情感复杂深刻,并采用了戏曲艺术中时间前后交叉跳跃、场所随时切换等技法。因此,吴伟业的长篇叙事诗既有"类乎香山"的一面,也有自己独特的风华。     

从“有意驾虚”看戏曲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作为明代吴江派具有代表性的戏曲理论,"有意驾虚"倡导的戏曲创作"不必与事实合"一说可谓独具匠心。它不仅很好地解释了戏曲创作中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二者的关系问题,而且为剧作家如何实现成功创作指明了方向。本文试从这一观念出发,结合古今相关创作案例,分析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考究当今时代的戏剧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