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作为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刑法原则 ,必然与刑法司法解释关系密切。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嬗变影响着刑法司法解释的兴衰 ,其自身的内在机能制约着刑法司法解释的范围和方向 ,同时 ,刑法司法解释又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论我国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

我国原《刑法》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存在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之处,实行的是不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客观需要决定了我国刑法应当实行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多年的立法实践经验和立法技术的完善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化提供了切实保证。新《刑法》全面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促进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和进步,有利于改善和强化司法,有利于提高我国法制的国际威望。     

罪刑法定原则与司法实践

罪刑法定是中国现行刑法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在刑法领域中的重要标志。但立法的滞后性和概括性,以及具体犯罪本身的千变万化、法官之间素质差异、执法环境的影响等因素,使得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得到彻底实施。因此,除了加强立法外,还必须深入研究司法解释、判例制度、自由裁量权等重要课题,不断完善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构筑罪刑法定原则得以实现的司法保障机制系统。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基本途径,而司法实践中是法官把抽象的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案件,故法官是刑法解释当然的主体。笔者认为应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来规制法官的刑法解释权:外在规制是通过罪刑法定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来实现,内在规制是通过树立法官对法律的信仰和法官对法律文本的尊重来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和解存在思想基础、蕴含价值和适用法律规范上的冲突,但两者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受到人们的广为推崇。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动态监督,以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和解的效能。     

罪刑法定与行政法治的关系协调

应当正视行政法和刑法的共性和差异性,以良性的行政法治为基础,实现符合实质正义要求的刑事法治。刑法和行政法诸多差异的根源在于其基本原则的不同旨趣:一是"法"的指导原理不同;二是"法"的渊源范围不同。在立法层面应当注意:刑法的空白罪状援引行政法补充的合理范围;小犯罪圈模式国家刑法介入行政管理的合理限度。在司法层面应当注意:行政法的修改对犯罪构成司法认定的影响;从实质上把握犯罪与行政违法行为的界限;引用行政法规范性文件解释刑法时应当慎重审查。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思考

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变,为刑法解释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并不协调。而且,刑法解释内部也存在冲突。应该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刑法立法解释的作用,规范刑法司法解释。     

再读罪刑法定原则——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功能的关系出发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对整个刑罚体系的构建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因此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就显得尤其重要。本文通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作用与刑法功能的比较分析，阐明了罪刑法定原则区别于刑法的双重功能，仅具有保障人权的单一作用，并基于此对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保证

罪刑法定原则虽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没有引起任何异议,但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罪刑法定原则还远远没能彻底贯彻.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罪刑法定原则

和谐社会之构建离不开罪刑法定原则,二者之间的内在同一性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只有克服制约罪刑法定原则实施的因素,使罪刑法定原则成为现实的法治,和谐社会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罪刑法定原则与教育犯罪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我国新刑法典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设立,不仅反映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明确得到确认,而且为我国开展教育犯罪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探索空间。     

试以历史沿革为视角论罪刑法定之内涵

罪刑法定从一种学说到一项基本刑事法律原则,几百年的历史演进完整地揭示出它的根本内涵。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迟迟才进入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对该项原则理解和适用就缺失了严谨性和统一性,以致在一些个案中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法律的权威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罪刑法定视野下犯罪学与刑法学关系的研究

刑事一体化作为一个矛盾综合体 ,其各要素之间地位作用如何直接决定着整个矛盾体的性状。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在刑事一体化这一综合体中是主要矛盾。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学的价值所在 ,而犯罪学的研究亦应遵循这一人权保护原则。在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处理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应以刑法学为基础 ,以犯罪学为先导 ,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这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积极罪刑法定”质疑

我国刑法第三条前段规定的“积极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仍然体现了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有罪必罚”,法律缺憾的客观存在要求司法者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刑事政策中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展开,更是对“积极罪刑法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刑法对“积极罪刑法定”的规定是不合适的。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自其产生发展至今,已成为各国刑法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一些国际人权条约也对该原则予以肯定。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三权分立思想和心理强制说为罪刑法定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随着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这些思想已经衰落。现代为罪刑法定提供理论支持的是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和人权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调控范围的特点与趋向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理性觉醒和犯罪观、刑法观转变的成果;罪刑法定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刑法的调控呈现出制刑权专属性、刑法谦抑性、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刑法规范体系的不周延性、刑法调控范围由开放走向封闭等特点;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宽容程度提高,其人道性增强,但要防止刑罚不足现象的出现。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