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ddhartha Kadia 弥合文化鸿沟 “空降”高管如何跨文化管理?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跨国并购案例越来越多,也面临着并购后"空降"高管如何跨文化管理的难题。弥合文化鸿沟成为"空降"高管上任后必须迈过的第一道难关。Siddhartha Kadia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现任美国公司Life Technologies大中华区总裁,来中国之前他先后在这家公司担任首席市场官和日本区总裁。Life Technologies是一家全球性生物技术工具公司,因其不直接面对消费者,并不为国人所熟知。但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食品安全检查、第一例甲型H1N1流     

并购后高管变更、合法性与并购绩效——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

并购后的高管变更对于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结论没有取得一致性。本文基于制度理论的视角引入合法性的概念,通过123份并购样本实证分析了并购后高管变更、合法性以及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并购后高管变更与并购的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而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对于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本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企业的并购后高管变更决策以及如何提升并购绩效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的实证研究

虽然企业成长压力是所有高管都要面临的重要课题,但对我国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而言,却有着更为"与众不同"的意义:由于国企承担着较多的政策性负担,使得"企业成长速度"指标取代了包含很多噪音的"企业绩效"指标(即国企普遍采用的"规模导向型"发展方式),成为国企高管政治晋升中的一个重要评判筹码。当然,这也意味着对于具有不同政治晋升机会的高管而言,他们面临的成长压力会有所差异:与那些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高管相比,政治晋升机会较高的高管面临的成长压力相对较大。并购作为企业实现快速成长的重要方式之一,自然成为那些追求政治晋升高管的最佳选择。有鉴于此,本文拟基于企业成长压力理论考察国企高管政治晋升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文章基于2004~2013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并购数据,研究发现:与政治晋升机会较低的国企高管相比,当国企高管面临的政治晋升机会较高时,企业选择并购成长方式的可能性较高,在并购交易中支付的溢价水平相对较高,并购后取得的短期并购绩效虽无显著差异,但长期并购绩效却显著较差。当企业自身内生成长速度特别是相对自身历史的内生成长速度较慢(即高管面临的内生成长压力较大)时,高管政治晋升对上述并购行为(并购成长方式选择、并购交易价格支付、并购绩效)的影响就会越强。     

我国上市公司女性高管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

并购作为企业追求规模效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战略,在经济转型期日益频繁地被企业采用。企业高管承担着制订和实施企业并购战略的使命,与企业并购行为能否提升其绩效有着紧密的联系。近几年来,大量女性开始进入企业高管团队,在企业管理团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207家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了女性高管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女性高管比例以及女性高管在其他单位兼职均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并购绩效。本研究对企业高管团队的配置和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企业并购提供理论指导,进一步拓宽了现有高层管理团队的研究范围,对政府制定有关促进女性发展政策提供参考,同时也希望借此研究打破无形"玻璃天花板"阻碍,为女性高管的发展提供帮助。     

高管持股、高管的私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

探讨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尝试从高级管理层的私有收益角度对公司高管的并购行为进行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及中国高管薪酬管制和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年～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和分层回归的实证方法,得到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和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通过分层回归还发现,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这一股权激励的确能够适当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了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并且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之间存在反向的相互作用关系.当高管权力缺乏制衡时,并购成为高管实现个人收益的手段,而企业本身并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价值,内部控制是针对高管权力的制衡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股权制衡对并购中合谋行为经济后果的影响

以模型构建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探讨股权制衡对并购活动中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行为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影响。通过大股东效用模型论述股权制衡的治理功效,构建以Shapley指数计算的股权制衡度变量,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1999年至2006年的并购事件作为样本,采用回归分析对模型推论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尝试以并购手段掏空上市公司时,将采取向高管人员提供利益回报的方式与其合谋。如果公司中存在制衡股东,高管人员获取私有收益的空间将被压缩,低效并购造成公司业绩损失的情况也会减少。实证结果显示,当控股股东与高管人员合谋时,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高管人员通过并购获取的私有收益越少,公司的并购绩效也越好。     

公安厅长“空降”力度加大

8个月“空降”或外调4位厅长 2008年7月以来，省级公安厅厅长共更换了5位，除江苏省公安厅厅长孙文德由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升任外，其余4位均为空降或异地调任。     

论企业并购中的文化风险及其控制

文化的不相容性是导致并购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以开发的文化风险评估矩阵为基础,揭示了并购中文化风险的基本类型“冲突型”、“模糊型”和“摩擦型”,并进而提出针对不同文化风险类型的控制措施,包括并购前的文化相容性评估、并购后选择适当的文化整合方式以及协调与其它整合工作的关系等内容。     

海外并购的谋略

金融危机为中国乃至亚洲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了相对理想的“抄底”机会。但海外并购并非都是香甜的“大蛋糕”,相反,它有很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譬如并购后的整合问题、文化的差异,等等。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海外并购：现实与目标的差距》分论坛上,几位中外跨国并购的先行者们,阐述了自己在跨国并购中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