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当代西方左翼“技术封建理性批判”刍议

在科技加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资本与技术的再次深度合谋产生“技术封建主义”,代表了技术文明的现实悖反与资本逻辑的时代面相。一方面,发达的科技推动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繁荣,是人类自由与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资本主导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逻辑,使人再度回到抽象的“群体依赖”。技术封建主义本质上是以产权、接口、标准等原则“割据”地重述占有与征用的封建逻辑,是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今天的科技虽然推动了人本质力量的提升、交往能力的扩展和独立自主的获得,但是技术封建主义却现实地表现为政治退步的“寄生经济”,并使资本家假借科技之名坐享其成,成为“懒惰的食利者”。对西方左翼学者“技术封建理性批判”的政治批判研究表明,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揭示“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现实,深刻批判资本对科技支配的政治逻辑本质,才有可能真正使发达的科技服务于人,推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科学技术何以成为意识形态

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意识形态,从哲学理性自身发展的逻辑看,是近代理性主义危机与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从工业资本的逻辑看,是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润的结果;从政治统治的逻辑看,是传统意识形态失效国家合法性危机的补救方案.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现代社会人本伦理诉求下的生活价值体验

生活作为人生命活动的展开方式，是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进行的生命活动，是人全面本质的展开，本真生活是属人的，以人为本。现代社会实质是以资本市场逻辑和技术理性为主导逻辑建构而成的物化社会，置身其中的现代人的现实生活实质上趋向物，处于异质生活境遇，怎样在现代生活境遇里获得生存的意义，过有价值的生活，回归“人本”生活状态，关键在于对“物本”异化力量主导所形成的现代人的异质生活境遇的超越，即对生活的价值体验。     

全球化问题(上)

全球化的内涵 “全球化”作为一个描述人类活动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相互融合的用语，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内容。１９４４年，由美国人首先使用。８０年代中期出现“全球化”一词时，在很多人看来，说的是世界经济更加一体化。因为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经济要素跨国流动的过程，注意到这一过程对各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在全球化变成一个热门研究领域的同时，“经济全球化”有时被当成“全球化”的同义语。 全球化指的是在货币、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     

数字全球化：转型、动力与后果

数字全球化是继通信、网络全球化之后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一个以“数字全球流动”为基础的新阶段。与此前阶段的全球化主要以“时空融合”为目标不同,数字全球化主要把“时空透明”作为目标,体现在对万事万物的数字化和精准化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是推动数字全球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但这些直接动力以民族国家的政治特性、资本的利润追求、科学知识的反思性等深层动力为基础。数字全球化具有“乘数效应”,它给人类追求社会进步带来新的机遇,但也带来“数字泰勒主义”“新穷人”等负面问题。     

企业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转型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整合过程中,国际经济交流在不断扩大和加强。必然使财务管理目标转向以利润和知识技术资本最大化的综合目标上来;资本向以无形资产为主要形式的知识技术资本转化,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重心在于建立适应知识技术资本为前提的投资评价模型、投资评价指标和投资评价方法;在利益分配上体现效益原则;观念转变到以知识技术资本为主体上来;财务风险的复杂化及增强对财务管理产生消极的影响。     

资本与生态：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多维审视

奥康纳、福斯特、岩佐茂和伯克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性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总体性的矛盾，资本与生态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资本逻辑与生活逻辑相对立，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危机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类环境危机。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进行多维度的生态批判和审视，对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全球化的内涵、展开方式及风险

肇始于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以传统经济要素的全球流动为内容，它与当下以数据流动为内容的数字全球化大相径庭。当下的数字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于技术，而且技术不是助推力，而是一种牵引力；而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动力更多的是资本欲望，技术和分工只是一种助推力。数字全球化彻底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的资本—利润单向式流动的展开方式，而形成了技术与数据流营造的多元、共赢、包容式展开方式。数字全球化以无形或虚拟的形式在全球展开；而且技术和数据还不断对数字全球化赋能，使之不断获得全球展开的加速度。然而，“数字鸿沟”和数据流必然引发全新的安全问题，而数据监控和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又可能导致数字全球化陷入数据流的闭环系统。这样的闭环系统与全球化的开放系统是相悖的，其结果很有可能是数字全球化的衰竭。人们很少感知这样的风险，但在技术异化之下这种风险的确存在。     

论作为经济手段的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是指资本在市场交易中基于价值规律而追求利润和价值增殖最大化的规则。马克思在经济手段的维度上肯定了资本逻辑的社会历史作用,又在资本逻辑被资本主义所利用的维度上批判了资本逻辑。作为经济手段的资本逻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断拓展市场、形成了世界历史和世界公民。但资本逻辑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积极意义是限定在市场范围内的,如果资本逻辑超出了市场的限度,僭越到权力等领域,资本逻辑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就会遭到人们的诟病和批判。     

全球治理:中国不干涉政策与国际法

一直以来,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政府开展对外关系的基石,集中体现为坚定奉行不干涉政策。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一方面,中国国家利益开始遍布海外,并与他国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需要让渡部分主权性权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政府一味机械地固守不干涉政策似乎显得有点陈腐和过时。因此,在继续恪守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和尊重他国主权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政府需要适时和灵活地调整以往对外严格奉行的不干涉政策,积极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事务,这对于其在新时期担负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参与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以及促进当代国际法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基于人性视角的人类发展

人性即人之利己性,即自利性、自私性,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人之利己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人的基本权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普遍性的人类特征,人之利己性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在人性基础上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必须确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维护正当的契约关系,以制度的形式保护和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性对政治的诉求表现为尽可能完善的宪法和法律、公开的选举和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力。超越国界,在人性基础上促进全球人类发展,建立超越国家范围的平等关系,建立国际经济社会新秩序,成立全球性的政府组织,适应全球政治、社会、经济等一体化进程,转变观念,更新思维,增进人类和全球意识。这些对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开展南太平洋岛国公共外交的动因及现状评析

公共外交是全球化时代塑造国家形象、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台湾当局"外交"博弈的需要,中国亟须获得南太平洋岛国民众对中国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增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近年来,中国通过文化外交、华侨华人外交、援助外交等公共外交项目的开展,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有所增强。本文认为,由于大国竞争性公共外交的影响,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仍显不足,应秉承"和平、合作、和谐"的外交理念,继续拓展外交空间。     

SPECIAL ISSUE： REGIONAL CONVERGENCE AND COORDINATED URBAN GROWTH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Mechanism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本文运用非参数DEA分析方法,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区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积累、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入等四部分,然后利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技术,采用绝对收敛方程考察了长三角经济增长率与这四类因素的收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物质资本所贡献的经济增长主导着长三角各县市区的实际经济增长;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并对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产生明显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这一新古典经济增长因素是唯一使得长三角地区间差距缩小的因素,主导着长三角地区经济收敛的方向;人力资本、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等新经济增长因素使得长三角经济增长趋异,对长三角的经济差距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明清对外经济关系的比较分析与启示

明代中国如能顺利通过传统经济走向衰亡的危机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将会完全改写 ;清王朝本身有足够时间进入新的发展舞台并融入最早时期的全球化之中 ;经济的矛盾被严格限制于国内市场 ,高度的政治统一扼杀了制度性竞争的发展 ,使新制度难以出现、胜出甚至被创造性地模仿 ;为维持大一统的封建专制体制而耗尽对外经济所获巨额收入及全球化初期的有利环境是中国落后挨打的主因 ;全球化发展中当代人类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 1840年前明清中国问题的放大。当代中国在加强对外经济联系 ,融入世界大市场的同时 ,必须加快实现文化和政治的去旧迎新     

The Antinomy of the Financialized World and the World of Spirit

The financialized world of the 21st century is a world marked by a high degree of economic rationality, secularism and value commensurability. Profit-driven financial voluntarism is spreading everywhere, leading directly to the “financial internalization” of individual lives and the decline of the holistic spirit in human life. World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financial innovation, but the present financial system has diverged from its true nature. Undeniably, capital’s innate quest for surplus value has not changed since Marx’s times, nor have its essential social relations or the leverage effect of capital in wealth creation. However, the 21st century has seen a great chan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driven by the global capital financial system, it has become more abstract, overriding regional boundaries. Its subject orientation is heterogeneous and diverse, while its operating mode is virtual and enigmatic. In particular, a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as become more intelligent, the mental dimension of capital has become more subjectiv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nancialized wor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reveals the underlying issue of the alienation of man’s spirit from his objectified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thus offers food for thought at the level of spirit for the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ategory of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Constructing Core Val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omplex Modernity”

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运动与中华文明复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趋势”三大张力之中。这三大张力彰显出确立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所面临的三大难题,是我们认清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位置,把握中国发展历史趋势的思想坐标。为解决难题,需要建立“复杂现代性”理念,并以此作为分析中国面临挑战的分析框架和探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方法论原则。同时,需要建立与“复杂现代性”相应的思维方式,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     

The World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中国建国60年来和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世界热衷于讨论是否存在某种“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模式”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二是发展道路的可输出性和可效仿性。从前一层含义上来看,中国的发展的确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是在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下而实现的,其本质就是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资本的扩张和奴役。全球化伴随着全球资本力量的无限膨胀,世界政治、经济都沦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奴役之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显示出其独特性。同时,中国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对和谐、平等和多样性的追求,中国道路的成功将改变现有国际规则和全球发展观念。中国道路在全球化时代中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行业发展与区域经济振兴——基于航空运输业效应的分析

行业发展是区域经济振兴的重要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航空运输将全球的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高速交织在一起.尤其以航空运输为基础兴起的临空经济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发动机.大力发展航空运输,促进航空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动态交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The “Absence” of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sia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China’s neighborhood strategy. Geographicall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aces the countries of Asia or China’s neighbors in the first place. Asia is clearly marked by an imbalance in and “absence”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s “absence” is two-fold: it is expressed on the one hand as a lack of unifi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on the other as the inability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truly participate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thereby gain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rule-oriented nature of exis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s a new type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displays an orientation towards development. All exist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rrangem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form, establish specific rules on access thresholds,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ember countries, schedules and roadmap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so forth.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the Belt and Road, which is not predicated on specific rules, but establishes its overall framework by orienting itself towards development. Overall,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helpful not only in overcoming the inherent defects of Asi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but in responding to the new challenge of anti-globalization. This is an institutional public good that China offers to Asia and to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