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明词》中词学资料考释

2004年出版的《全明词》和2007年出版的《全明词补编》，共收明代词人1860余家，词作两万五千余首。其中不少词作序跋或附注，涉及词人、词史、词律、词籍，成为在词话、词籍序跋和词选评点之外旁逸斜出的词学资料之一系。     

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与《草堂诗余》

明代词学观念的发展和《草堂诗余》的传播是一个互动的关系,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以《草堂诗余》的传刻为线索考察明代词学观念的演变,可以理出一个较为完整而清晰的发展轨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整个明代词学观念发展的状况,有利于理解明代词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明代词学观念同《草堂诗余》相纠缠,也存在严重的局限,影响明人对宋词的全面认识和对词体本质的深入理解。拘于《草堂诗余》是明词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词学季刊》与新旧词学的转型

《词学季刊》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词学研究专刊,体现出明显的新旧词学研究转型时期的时代特征.“遗著”、“词话”、“词林文苑”等栏目所刊发的词话、词集序跋等属于传统词学批评的范畴；“论述”、“专著”所专载之词学研究的新著论文与专著等,则体现了新词学研究的开拓.在作者队伍的构成上,以夏孙桐、张尔田等人为代表的旧式学人与以龙沐勋、夏承焘和唐圭璋等人为代表的新词学领军,也明显体现出新老并重的转型期特征.     

论《古今词统》的词史建构

明季词人卓人月和徐士俊共同选编的《古今词统》与陈耀文《花草粹编》、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等共同代表着明代词选的水平与特色。该选本努力超越流行数百年的《草堂诗馀》的范围与手眼，并试图建立一种大一统的词史统序，即合古、今为一体，而着意强调今词即明词的地位；合婉约、豪放为一体，意在打破嘉靖以后贬抑豪放独尊婉约的倾向；合词史百汇于一体，既开拓了选源也丰富了词史。这是对《草堂诗馀》系列选本长期垄断词坛的反拔与重构，对清初词坛亦有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词集编年笺注之兴起及其意义

清中叶之前,词集笺注一般重在注解语辞典故,清中叶至清末民初,词集笺注主要以疏证体的形式出现,重在人事考订,笺注转向注重知人论世,为编年笺注的兴起提供了重要基础。民国时期,随着新学术思想的影响与现代词学学科的建立,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邓广铭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人将词集校勘、笺释、编年等内容融为一体,极大推动了词集编年笺注的兴盛与成熟,既体现了词集文献整理走向学术化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标示着20世纪词别集整理的方向。     

论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

明代散见词话的文献价值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笔记中关于明代词人生平行状的记载,如明代重要词人马洪的生平资料,就主要见于徐伯龄《蟀精隽》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两部笔记。二是明代诗话、笔记中多载明代词人佚作。《全明词补编》尽力网罗,仍有遗漏,如《蟑精隽》所载刘泰《点绛唇》,《六砚斋笔记》所载张铁《念奴娇》均为佚词。三是从明代学术性笔记中采摭词史佚闻,亦可构成对词史或词学接受史的补充。     

《樊川外集》诗辨伪

北宋熙宁六年(1073)杜陵田概编就《樊川别集》,序云:“集贤校理裴延翰编次杜牧之文,号《樊川文集》二十卷,中有古律诗二百四十九首。且言杜牧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所言“集外诗”,即《樊川外集》。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始著录,据田氏序     

黄绾实学思想简论

黄绾,字宗贤,号久庵,又号石龙,浙江黄岩县人,是明中期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治学三变。早年初师谢铎,学宗程朱;中年转师王阴明,笃信心学;晚年背离王学而转向实学。《明道编》是他批评宋明理学的战斗檄文,也是他的实学思想的重要著作。黄绾晚年所以由心学转向实学,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和实学思潮影响的结果。黄绾所处的时代,正是明王朝由盛转衰,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导致社会政治危机和程朱理学由独尊转向衰颓的时代。在对明代社会危机和宋明理学的反思过程中。他认识到:“今日海内虚耗,大小俱弊,实由学术不明,心术不正”(《明道编》卷四)所致。可以,他认为要拯救当时的社会危机,只有“明学术而已”,即只     

三种题咏类清诗总集佚著序跋辑考

清诗总集,有不少原书已经失传,而仅有若干序跋之类文字保存在其他文献中。将这些序跋收集起来,并加以考证,能够提供有关清诗总集的线索,进而了解它们的大致情况。清初屈大均辑《悼俪集》、徐凤池辑《寻墓诗》、钱云辑《桃花园题咏》等三种题咏类诗歌总集佚著的有关序跋,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示例。     

从吠陀到奥义书

一、吠陀本集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意译为“明”,即知识。它是印度上古文献的总集,是婆罗门教与印度教的根本经典。千百年来,它对印度人民的精神生活及社会习俗发挥着持久而强大的影响。吠陀一词有广、狭两种意义。广义的吠陀指吠陀本集、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及天启经,法经,家庭经等一批经书,还包括一批附属文献。狭义的吠陀仅指吠陀本集。婆罗门宣称,吠陀文献的主要部分,即本集、梵书、森林书、奥义书及天启经,都不是凡人创作的,而是圣人们凭藉“天启”而诵出的,是天神意志的表述。因而,它们具有不容怀疑的权威。这一观点,称作“吠陀天启”。     

宣南历史文化三议

琉璃厂书业中心的形成、《四库全书》的纂修、各类会馆的云集,是影响宣南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讨论了琉璃窑厂迁出宣南的年代、后人征引的所谓翁方纲《复初斋诗注》的出处、明代北京会馆的外来人口管理职能与内外城会馆功能的地域差异,对相关问题做了初步辨析。     

试论《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及其原因

《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总集,它繁盛流行于明代,对明代词坛影响深远。本文从多方面介绍了《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繁盛流行情况,并从明人对词的音乐体性及抒情特质两方面入手,探讨了明人广泛接受《草堂诗余》的积极原因。     

《四库全书总目》中清初盛世文学的建构

《四库全书总目》清别集提要在评价清初文人及其作品的同时,也体现出了馆臣对清初文学图景的建构。四库馆臣在建构清初文学图景时,不仅极力彰显清初文学与明代文学的异质性,更在反驳明代文学的基础上力图勾勒出一幅以学问为根柢、风格醇雅的盛世文学图景,并以王士禛“神韵说”为清代诗学特色形成的标志。四库馆臣以此建构起来的清初文学具有明显的缺陷,如遗民、贰臣群体中重要人物的缺席,明清文学继承性关系的主观割裂等,这是典型的以政教统摄文学的官方文学形态。     

唐代七绝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I七言绝句作为近体诗的重要一体,历来受到诗家关注,唐诗选本和诗话多有涉及.目前,唐代七绝仍是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有论文约400篇、论著20余种,主要围绕诗体起源、发展演变、总体特征、代表诗人、唐诗选本等五方面对唐代七绝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随着大量域外汉籍被挖掘、新的研究方法被应用等,其研究趋势将显现为：一为在东亚古代汉文化圈的背景下对七绝研究的再审视,二为在交叉学科领域对七绝研究的再开拓,三为在理论层面对七绝研究的再推进.     

宋人对李杜集的搜编及对其人的尊崇——以宋代唐集序跋为研究对象

宋代,李白、杜甫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人开始对他们的诗文集进行广泛的搜辑、整理和编缀,表现出了对他们的高度尊崇.宋代唐集序跋,向我们提供了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对研究李、杜集在宋代的搜集补缀及宋人对李、杜的尊崇有着重要的价值.     

日本所藏稀见明词辑补（一）

日本所藏中国古籍异常丰富,其中不少在国内已经失传或难得一见。就明词辑补和研究而言,日藏汉籍同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现将从El本所藏中国珍稀古籍中搜采到的明词陆续整理刊布。此为第一部分,出自《新镌六院女史清流北调词曲》。     

论何良俊的戏曲学理论——以其《曲论》为研究中心

何良俊的《曲论》是明代17种“戏曲论著”之一,其中所蕴舍的戏曲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戏曲文辞的“本色说”;二为提倡“情意独至”的“情辞说”;三即追求艺术精细度的“声律论”。     

《元遗山文选》与李祖陶的编选理念

清人李祖陶的《元遗山文选》是其所编《金元明八大家文选》之第一家,也是第一部元好问文选.该书继承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之编选标准特色,首次对元好问文进行了广泛的选择和点评,使后人得窥元好问文的概貌,意义重大.该书所选篇目约为元好问文的三分之一,在兼顾各种文体的同时,倾向于采录艺术水准高的作品.对所选篇目皆予以评点,条目众多,长短不一.评点内容丰富,而以论人论世、谈诗论文者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