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低碳化

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工业革命之后全球变暖了半摄氏度多.气候变暖与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增加密切相关,而二氧化碳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人类经济活动引起的,因此,遏制气候变暖必须降低人类经济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可以采取四种方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营造低碳生活;继续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     

人类活动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研究进展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导致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是诱发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之一,关于全球变暖的严峻后果以及与人类活动之间关系的证据,近年来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增长,越来越不容置疑,人类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成为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对经济发展、能源消费、贸易活动等人类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关系、减排政策措施等问题的相关研究,可为进一步开展经济与气候、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提供前提和基础。     

气候的变化与我们的应对

近年来许多基于观测站资料的研究发现,半个世纪以来青藏高原发生了明显的气候变暖现象,该地区受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加剧的影响可能比其他地区更大。气候变化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我们要通过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比例和大力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等手段,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利安捷国际认证:标准引领绿色发展

目前,全球变暖的事实和影响已经达成国际共识.气候变迁跨越国家边界,各国有科学家通过长期持续的探索研究发现,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二氧化碳浓度的急剧增加,使地球系统原有热量平衡被打破,地球气候系统出现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而极端气温、洪涝、干旱、台风、野火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开始逐渐在全球各地...     

全球气候增暖与人类圈

人类活动,矿物燃烧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海平面上升是地球气候增暖最重要的综合性证据之一,许多黄金城市将被洪水淹没,全球变暖还将带来更多的环境危害。人类必须采取多方面节能减排的环保对策,改变生活方式。在气候系统五圈中,人类由于自身的勤劳与智慧,有益于环保,可以从生物圈中凸显出人类圈——气候系统的第六圈。     

多哈世界气候大会成果及其影响

多哈世界气候大会通过了“多哈气候之路”,延续了《京都议定书》,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启动了新一轮谈判以便制定2020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框架,初步描绘了全球保护气候长期安排路径。多哈会议成果及其最终可能形成的长期国际气候变化制度安排,将对未来碳市场、全球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长期来看,多哈会议成果对中国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影响。我国应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后京都时代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思辨——首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在德班气候变化会议召开前夕,举办此次学术会议意义重大。参加此次会议的大多学者都认为气候变化不是单纯的学科或单纯的科学认知问题,已演化成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会上,学者们就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集中探讨了气候变化中伦理问题、经济社会管理对策的有效性、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或政策工具）选择与法律调控的相关内容等。他们认为,今后我们既需要从不同层面对气候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也需要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具体政策选择、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法律制度的完善等方面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     

气候安全的作用机制、风险评估与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产生深刻影响。气候风险的溢出性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加剧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化发展中国家资源竞争与武装冲突,地缘政治竞争和气候变化安全风险的跨国扩散加剧全球安全风险。从国家安全和人类安全两大概念入手,遵循“后果—影响—风险”的逻辑链条,构建气候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开展气候风险评估。目前,发达国家率先开展气候安全治理,国际组织积极推动各国采取行动,但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不能适应气候风险的范围和规模。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提升全球气候安全治理水平,应当加强针对气候安全风险的分析评估与管理,结合气候风险特征完善区域气候安全治理路径,协同推进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和灾害风险管理,制定并完善气候安全风险分级管理政策框架,通过气候外交与大国合作构建全球气候共同体。     

全球变暖的社会政治方面

80年代后期,对因“温室效应”的人为加剧而导致危险性气候变化的可能性,人们的恐慌突然加剧了。以往被政治家和大众媒介忽视的这一问题,突然提到了政治议事日程的最前沿。人们对国际性的研究工作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动员,以确定这一威胁的性质和程度。负责对全球变暖、其影响及可能产生的政策含义进行初步科学评估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组(IPCC)已经汇报了它的结论。尽管在气候变化的程度和人们在世界各地将看到的地区差异情形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但IPCC仍指出,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CO_2和其他“温室     

生态文明与气候治理——第三届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虽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还存在差异,但普遍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所有人均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次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国际学术会议围绕生态文明与气候治理这一主题展开,在科学认知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理性思辨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基础及实现路径,合理定位气候治理对策与气候变化应对机制,有效融合能源战略、生态环境与经济的管理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代际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沉思--兼与徐峰博士商榷

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成既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由地方性转向全球性的过程。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代际气候正义处理的是代际之间在气候资源配置与消费上的正义关系，主要包括前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当代人对未来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代际气候正义的历史责任认定上，“可原谅的无知”不能为发达国家或前代人的大气污染行为免责。因为“无知”不等于“不知”，“可原谅的无知”带来了责任认定上的契约主义，不利于贯彻代际气候正义原则。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在于“合理的谨慎”。原因在于引发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主体都存着道义上义务---“合理的谨慎”，这是代际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人类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展开社会合作，“合理的谨慎”能够保证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顺利实现；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合理的谨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理念；气候变化问题归责的立足点在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正是各方主体未能履行“合理的谨慎”义务，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温室效应。     

“气候变化”问题剖析

西方国家所谓＂气候变化＂问题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并不是科学定论,温室气体不能决定气候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炒作＂气候变化＂的目的是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挥舞大棒,确保其能源安全和世界霸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学家间的争论发展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焦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变成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和发展权益的争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认清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从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气候变化适应性问题对我国环境法律的挑战

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主要立足点的气候变化问题在国内外已经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关注,相比之下,气候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还未被给予足够的关注,更不用谈气候变化适应性对环境法律的影响和挑战。我国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政策是以减缓为导向的,有关适应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还很少。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不可避免性、不可逆转性和空间时间上的广泛性,对环境政策与法律的假定基础、环境法律目的和现行环境管理体制等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当务之急在于弄清气候变化与传统环境问题的本质区别,气候变化问题纳入现行环境法律的可行性等。     

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的意义

气候变化的本质是一个伦理问题。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引起的,但是受影响和伤害最大的却是世界上的弱势群体,气候变化对世界上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言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气候变化的全球性特征决定了必须将其作为一个伦理问题来理解。以伦理视角审视气候变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任何国家在减排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伦理维度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     

气候变化与科技创新--论现代的思维方式和现代气候观

对气候环境看法的不同，直接源自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异。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系统科学为基础的科学、系统与整体意义上的现代气候观可以使人类从当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全球性气候与生态困境中走出来。尽管人们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对自然资源“有来无回”的利用方式。因此，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必须以系统思维方式下的系统化的社会价值意识逐步取代传统、片面、狭隘、自私的社会价值意识，从而指导、支配系统化的科技创新、发明和应用。     

低碳转型的背景与途径——从哥本哈根会议说起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当今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科学认知的深化和国际气候政治博弈的升温,低碳转型被提上国际和国内议事日程。然而,哥本哈根会议给我们的启示是：世界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不仅关乎保护全球气候,更涉及国家发展权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只能通过发展来应对气候变化,不可能也不应该约束发展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经济要低碳,低碳也必须经济可行。因而,低碳途径的选择需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     

基于人性视角的人类发展

人性即人之利己性,即自利性、自私性,这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人之利己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人的基本权利,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普遍性的人类特征,人之利己性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追求尊严、名誉、社会地位等不能用纯经济尺度来衡量的“利益”。在人性基础上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必须确立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关系,维护正当的契约关系,以制度的形式保护和稳定人们之间的关系。人性对政治的诉求表现为尽可能完善的宪法和法律、公开的选举和受到约束的政治权力。超越国界,在人性基础上促进全球人类发展,建立超越国家范围的平等关系,建立国际经济社会新秩序,成立全球性的政府组织,适应全球政治、社会、经济等一体化进程,转变观念,更新思维,增进人类和全球意识。这些对于开放的全球化时代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