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与《玉泉子》的几点思考

《全唐文补遗》第八辑收录了邓敞为其女撰写的《唐前宣州参军白君（幼敏）妻南阳邓氏墓志铭并序》一方墓志,此方墓志证明了邓敞确为《玉泉子》所记牛僧孺之女婿,非杜牧墓志所谓之“邓叔”。同时结合唐代墓志、史籍、笔记小说等文献材料,通过此方墓志考证邓敞之郡望、籍贯及职官,纠正了《玉泉子》记载邓敞与牛僧孺女婚配时间之舛误,发现《玉泉子》所记邓敞事迹存在驳杂拼凑痕迹。     

新征集唐代武功苏谔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对新征集的一方唐代武功苏谔墓志的考释,发现其志内容翔实可靠,出处可与文献互证,不少地方或更史之误,或补史之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能揭示出志主苏谔的身份及其与武功苏氏的关系,并借此补全唐代武功苏绰一支的谱系,为进一步研究唐史提供新的资料。     

良医·良吏：从《梁师亮墓志》看唐代医官的来源

《梁师亮墓志》对于研究唐代医官的身份来源及其入仕迁转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梁师亮墓志》与《梁师暕墓志》互证,可以比较清晰地还原梁氏家族的世系关系。志主梁师亮先以东宫左春坊“别教医生”的身份获得出身,最终通过尚书省吏部的选拔考试。入则良医,出则良吏,本应成为医官的他最终却选择放弃医官一职而走上了另一条入仕道路,反映出唐代对医者入仕之途的限制。此外,根据墓志等资料发现,唐代医官的来源主要有医学生考试通过者、医举及第者、民间医术优长者、为幕府辟署者以及流外入流、进献仙草等。     

李多祚与八世纪初唐政局之变

《李多祚墓志》《李承嗣墓志》及《大唐故杨夫人墓志铭》对于补正和理清李多祚籍贯、参与神龙年间的政变等事实细节颇有价值。据墓志及传世文献所载，可推测李多祚籍贯为盖牟城，其家族于贞观十九年(645)入唐。自地方入长安后，他为唐王朝四处征战，并官至右羽林大将军。神龙年间，李多祚两次参与宫廷政变，其个人命运也随政变的结局而大起大落。此墓志在反映李多祚相关信息的同时，也凸显睿宗、玄宗对朝野政局的调整与掌控，得以窥见8世纪初唐政变之原貌。     

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照片

2004年10月,中国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西北大学从民间收购一方唐代墓志。这块方形墓志貌不惊人,上下石料既不统一。墓石的尺寸也偏小,在现存的唐代墓志中规格不算很高。墓主井真成是一位埋没千余年的日本遣唐使。他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去世,年仅36岁。唐玄宗追赠从五品上的“尚衣奉御”,敕令以官费安葬,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段美谈佳话。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井真成入唐时间,于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华的可能性最大,同一批遣唐使中还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玄昉等名垂青史的人物。     

《刘昭墓志》所见唐代官员廉政事迹及现代启示

廉洁奉公是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官吏是研究廉政文化的基本对象,唐代勤政为民、公忠奉国的官员亦具典型。其中,刘昭是唐代清正廉洁官员的缩影。细揆其墓志,可见他的廉政事迹具体有三方面表现：在为人处事方面,他严以律己、德行清明;在家风建设中,他建立起忠孝仁义、恭谨礼让的良好家风;在为官从政上,他廉洁自持,从不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其事迹为后世的廉政文化发展也提供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用脚步与情感丈量历史——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简评

刘向阳同志的新作《唐代帝王陵墓》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 ,关心他的人与他同感欣慰。偶然因素使我成了该书出版后的第一个读者。研读之余 ,感触颇多。该书在结构布局上极为严谨。唐十八陵作为陕西境内唐代帝王陵的通称 ,为大家所熟知 ,这也是该书研讨的主要内容 ,故列 18章予以专     

一部新人耳目的唐诗专著——评苏者聪著《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

新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一书,是武汉大学中文系苏者聪教授撰写。该书二十余万字,共十六章,论述了上自皇帝王妃下至尼姑妓女一百多位唐代女诗人,六百多首诗,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研究唐代女诗人的专著。此书对唐代女诗人从宏观到微观作了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开篇第一章从总体把握唐代女诗人,介绍了她们的才华、情操、命运及创作内容和艺术特色,并把她们放在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整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探索她们的共同命运和艺术规律,从而让我们了解唐代女诗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共同特征。同时在各章开端分别论述不同身份妇女(皇帝、皇后、公主、妃     

井真成墓志与唐国子监

2004年发现的一方唐代墓志,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墓主井真成是一位埋没千余年的日本遣唐使。墓志引起轰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现存实物中最早出现“日本”国号,引发日本国号乃唐朝所赐之类的议论。同时它传递着鲜为人知的诸多信息,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很可能会改写历史。本文围绕井真成与唐国子监的问题展开探讨,力图为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再添新说。     

《唐语林校证》等点校商榷

《唐语林》是一部笔记体唐代文史资料集,向来为研治唐代文史的学者所重,惜此书一直没有质量过硬的点校本,以致学者在使用此书时顾虑重重。周勋初先生点校的《唐语林校证》以其操作过程之规范、总体设计之科学、研究工作之深入弥补了这一不足,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研究。但由于点校工作之繁琐,参考资料之繁芜,存在史料考订疏误、失校致误、专名号误用、不明词意致误等现象。新近出版之吴企明先生点校本《教坊记（外三种）》亦有类似疏误,尚无人指正,今一并论及。     

唐朝皇帝的避难所

唐代历史上,先后曾有四位皇帝在危急关头离京避难,其出幸地的选择,与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四次避难均发生于安史之乱爆发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延缓唐王朝衰亡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挽救日暮穷途的李唐政权。     

论汉代中枢藏书之确立、变迁及其影响

两汉中枢藏书史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藏书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转折点。随着两汉政权相继建立、巩固和藏书业的发达成长,势必积极创造条件对图籍予以重视和爱护,藏书机构和典藏处所也就应运而生了。当然,其中难免厄运丛生,即使在秦末、王莽、董卓一时战火动荡的年代,有志之士也并未忽视图籍存在的价值与地位,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征集、保护和研究体制,这是讨论的要点。     

论张说诗歌的艺术特征

张说是盛唐政坛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也是盛唐诗坛的一代宗主,其以＂当朝师表、一代文宗＂的崇高地位,以重文学、倡风雅、奖后进、创作丰、影响大而成为盛唐文学的开路人,以其诗歌创作的实践,为盛唐诗歌的创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与积极的推动、促进作用,在唐代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史记》感生神话与司马迁表现艺术

《史记》记载了商、周、秦始祖和汉高祖的感生神话,其中商、周、秦的感生神话都以经典为依据,但都简略;而刘邦的感生神话则详细、系统,与他的史学思想相悖。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从汉高祖到汉武帝经历了历史神话化的过程,形成了君权神授的理论。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了神话历史化,但又在其中设下了微言大义。后世不察,以此为书写历史著作的模范。     

对普寂生平的两个澄清——兼论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史书对唐代北宗禅高僧普寂晚年居住地和籍贯,有不同记载。据李邕《大照禅师塔铭》和《资治通鉴》《旧唐书》《元和姓纂》等史料考证：（1）普寂晚年居住洛阳,并卒于此;（2）长乐信都是普寂俗家郡望,蒲州河东是其旧居地。在对普寂晚年驻锡之所的考证中,可以发现,唐代洛阳有兴唐寺。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京师昆明湖水操学堂史论

本文对清朝历史上的惟一一所八旗海军学校———昆明湖水操学堂给与了全面、深入、翔实的研究与评述,展拓和深化了既往水操学堂研究的内容;并将其放在晚清历史大背景下予以考察,通过丰富、新鲜的史料,对学堂创立的目的、过程、意义,学堂与颐和园重建的关系,学堂人物的后期命运,以及学堂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进行了叙述和评介。     

气俊思活 意足锋锐--杜牧咏史怀古诗中的议论

指陈利病 ,议论纵横 ,是杜牧咏史怀古诗最突出的特色 ,也是他对唐代咏史怀古诗的重要发展。他的议论超越了传统的以讽喻为目的的道德定性与伦理评价 ,而以思辨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态势分析 ,具有兵家战略眼光和纵横家的意气。其立论颖异 ,表达俊快 ,于晚唐独树一帜     

论中国古代芦苇资源的自然分布、社会利用和文化反映

芦苇是我国分布最为广泛和丰盛的草本资源,唐以前我国北方的生态状况良好,芦苇资源较为丰富。宋以来北方环境恶化,芦苇分布也相对萎缩和减少。唐以前人们对南方的芦苇资源关注不多,中唐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中心的南移,长江中下游流域和东部沿海地区的芦洲苇区受到重视。我国人民利用芦苇至少有7000多年的历史,芦苇编席绞绳、用作建筑材料的历史最久,新石器遗址即发现芦席、芦泥土块,民间编席、盖屋一直延续至今。芦苇的燃料价值最为重要,先秦时即设官专事积贮,明清时森林资源匮乏,芦柴资源就日见重要。芦苇的食用、药用始见于汉,此后长用不衰。宋元以来,沿江滨海芦洲苇地开始征税,官民之间竞谋其利,构成了经济史上一个特殊的现象,突出体现了芦苇资源的历史价值。芦苇广泛的自然分布和普遍的经济应用,也激发人们广泛的兴趣,相应的文学艺术作品极为丰富。芦苇风景以规模浩渺、江湖生境称胜,备受人们的喜爱。人们通过芦苇意象感受时序的变迁,抒发江湖飘泊的情怀,寄托江湖逍遥的志趣,从而赋予了丰富的人文意义。综合自然资源、历史作用和文化意义诸方面的因素而言,芦苇在我国草本植物资源中极其重要,地位仅次于竹,而超越于其他植物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