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同题拟乐府诗特征浅探

魏晋六朝时期的拟乐府诗创作,在具体时段内又各自不同。曹魏时期的拟乐府创作,可概括出以下两方面特征:一是拟乐府诗的抒情性因素不断增强,二是出现了乐府徒诗。晋宋时期拟乐府诗的特征:一是西晋多故事乐府。二是除模拟汉乐府外,亦兼酌前代乐府名家的艺术成果。三是虽然模拟之法过当,但又时有开拓性、创新性表现。齐梁陈时期,一是诗坛上新声艳体流行,二是新作的题名取自汉乐府旧题,三是对吴声、西曲民歌的仿制。总之,同题拟乐府诗在魏晋六朝不同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征,既有当时社会风气使然的因素,也有作家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等因素,同时也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反映。     

从社会政策的过程观谈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

对于一项具体政策的形成、执行、反馈和调整的过程已有许多研究 ,但是从宏观背景上探讨价值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即一种在价值支配下社会政策元素的输入到在价值导向下的政策输出以及价值变迁导致社会政策变化的政策过程的研究并不多见。其实 ,着重于这样的政策过程的分析和考察     

试述秦汉至隋法律形式“格”的递变

本文首先说明“格”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之一,滥觞于秦汉,源于皇帝的诏敕,近似于“追加法”,起着“会通适变”、“因时制宜”和补常法、成制不足的作用。其次概述了自秦汉至隋“格’的递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秦汉为萌生阶段、西晋为初创阶段、北朝为发展阶段、隋代为成熟阶段的初期。初步论证北魏“以格代科”应在宣武帝统治时期,以补《唐六典》注和日本内田智雄说。     

汉代封事的内容及其运作

＂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文书形态和运作机制的变迁,是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成长性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封事是一种直达御前、＂不使人知＂的机密文书,其内容涉及外戚关系、皇帝得失、国家政治和大汉安危等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普通章奏相比,封事的传递、运转过程绕过了尚书台的拆封和审阅处理,直达皇帝,由皇帝亲自批阅,传递过程简单、直接,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员和机构参与封事的传递,略去了审阅和处理环节。     

改皇帝诏令一字,救千余人性命

正古代帝王颁发的诏令,来自权力中枢,其权威性毋庸置疑。但是,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人,居然敢改动诏书上的字,从而拯救了一千多人的性命,上演了一出古代版的"把枪口抬高一寸"。五代十国时,前蜀最后一位皇帝王衍这个人,史书对其定论,均是"年少荒淫"。年少时,他将国事交给几个太监打理,自己在蜀中的温柔乡四处寻花问柳、醉生梦死。当时,有个叫王承休的宦官很得宠幸,两个人毫无君臣之尊卑,关系倒像是铁哥们儿。唐朝以后,宦官娶妻已经较     

Power Transmutation and Factional Struggles among Members of the GMD Central Committee

国民党全代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理地位和实际职能有一个逐渐离异的过程。全党法理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实际衍化为党内各派争夺党统、角逐权力和较量实力的大舞台。随着派系斗争的推演,中委名额逐届递升,衍为"中央执行委员愈多,则党的纠纷愈增加;党的纠纷愈增加,则中央执行委员愈多"的循环局面。中委的地位在名额的不断涨溢中日趋贬损和虚化,其实际决策权力在党魁威权和臃肿机构运作下日趋销蚀。     

简论日本的行政指导

简论日本的行政指导王新生赵成国从政治过程论的角度看，行政指导是行政机构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对法律所进行的补充性说明，因为立法机构通过的法律大多过于笼统，为执行这些法律，需要行政机构制定具体的政令或采取其他辅助措施。但日本的行政指导大大超出了这一范畴，不...     

略论南宋周必大的四六文

周必大是南宋有名的四六文大家,在南宋四六文创作的浓厚风气下,他于为官之时撰写了大量的四六文,同时因本身具有的写作才能,故其四六文在继承北宋四六文的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为:一是既得皇帝之用心,又符合四六文文章之体制。二是呈现出散文化特点。宋孝宗一朝,许多重要的诏令典册都由他撰写,且其所撰四六文多成为南宋四六的典范之作,是士人效法的对象。因此,周必大的四六文在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当时和后世四六文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反馈与辩证法的联系

“反馈既是各种控制的中心环节,又是通向辩证法的一座桥梁,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反馈原理与辩证法理论之间,存在着许多对应关系,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一种拟化形式,使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略和基本规律具体、模式化、精确化。实际上,反馈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展开和具体体现。因此,对反馈原理作系统分析,不仅具有科学价值,而且具有一般的哲学方法论的意义。 一、反馈概念的演化及其本质 反馈概念同其他科学概念一样都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反馈概念的历史演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它萌芽于机械装置,形成于电子技术,又在控制论中得到发展…     

论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维新变法思路有一个酝酿、形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他7次上书光绪帝，及其陈述的主张和内容。1888年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和万木草堂的讲学、理论著述，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酝酿时期。是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痛感民族危机和清政府腐败的康有为第一次写了5000字的上皇帝书，即“上清帝第一书”，详细地陈述了中国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具体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这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机构致命的弱点是…     

西晋的立储与皇太弟、皇太孙制度

储君的名号称谓自秦汉以来通称皇太子。西晋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的三个失误：立愚子、立悍妇、立庶孙导致太子司马衷即位后严重失权,由此引发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储君名号：皇太弟与皇太孙,它们皆是宗室诸王争夺最高皇权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西晋出现的皇太弟制、皇太孙制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补充,也是统治集团对最高权力转移机制的适度调整,从客观上而言,对于丰富和调整秦汉以来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     

《四库总目》茶陵派批评中需要矫正的几种观念

以台阁体为明代文学之正统即“台阁正统”说,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思想。台阁正统说,对明初以来直到明中期的文学坚持的是从宋濂到“三杨”再到李东阳的文学中心论,依此脉络在《四库全书》明人别集及提要所构建的明代文学体系中,台阁体中心以外的作家就不可避免地被四库馆臣作了淡化和边缘化的处理。《四库全书总目》虽然称茶陵为“派”,但并不把茶陵派看作一个独具创作风格的文学流派,而是把它归入台阁体在后三杨时代的一种代表。茶陵派归属台阁体之说,其可取之处是注意到了该派多数作家所共具的艺术风格及其渊源,但其缺憾和问题实非少有。《四库全书总目》所持的“立异起衰”说,与钱谦益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将茶陵派与复古派对立起来则是无异的。     

高平檀氏家族与晋宋军政局势

高平檀氏约自两晋之际流迁江东,侨居京口,当属于北府崇尚武力之将门次等士族。尽管入宋后,其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主要依靠勋功封赏,其后人仕进依然受到高门士族的抑制。晋宋之间,檀氏武人代表参与了北府兵崛起的过程,特别在刘裕领导北府集团推翻高门士族桓玄和建宋代晋的过程中,檀氏家族代表先“合门从义”,后随刘裕征战南燕与后秦,军功卓著。刘宋前期,檀道济作为北府将领的代表,受命刘裕成为顾命辅政大臣之一,虽被动卷入宫廷政治斗争,但其主要作为仍然是在对抗北魏的军事征战中。檀和之领军征伐林邑,维护了岭南地区的稳定。宋文帝及其权臣猜忌并无端杀害了檀道济,不仅重创檀氏家族,而且严重削弱了刘宋的军事力量。     

《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之“嘉定献宝”考辨

随着“‘新出文献与历史学研究：7-13世纪’工作坊”系列研讨的开展,《徐谓礼文书》敕文中的“嘉定献宝”展现出社会、文化的广阔视野。玉宝的真实性是对“嘉定献宝”价值的充分肯定,其论证依托于蒙宋外交的重大背景;玉宝的徽宗朝身份则是南宋借以重树正统的关键所在,其探讨存在着金人索印与敕文“百年之久”的重要印证;而由庆贺玉宝引发的嘉定十五年大朝会更是弥补了众多史料中南宋礼仪的明显缺失,对当前研究具有重要启发。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记两晋南北朝之华山郡（下）

清《陕西通志》卷2《建置一（图表）》言“太平真君初,置华山郡”。1992年出版之陕西《华县志》言北魏太平真君元年（公元440年）设华山郡。①此乃二书编者于相关历史不明所致。据《魏书》卷4《世祖纪上》,北魏于始光三年（公元426年）十二月袭据长安,比太平真君元年早13年。上文已言东晋有华山郡,实则后秦亦有华山郡②,料想赫连夏亦当有华山郡。     

北宋教坊的灭亡

教坊是赵宋王朝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教坊覆灭于靖康二年（1127）。随着北宋政权的灭亡,教坊的主体——教坊乐人以各种方式大量损失,其方式大约有三种：一是在宋金战争中获罪,或被处死,或叛归金人;二是宋金战争前后,背井离乡,流落四方;三是被攻陷汴京的金军劫往金国。教坊乐人的流散一方面使宋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挫折;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教坊音乐文化的传播。     

两晋宗室封爵与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略论

两晋宗室封爵,尤其王爵封授过差,由此引起郡县析置并合、郡名改易、郡县行政隶属关系复杂化及管理幅度盈缩等变化。总体而言,西晋太康十年以前,宗王分封对地方行政体系影响较大,尤以郡王分封为最,其后消极影响弱化。两晋宗室政策不同,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体制相异,这些都关乎宗室封爵对地方行政体系变迁的影响程度。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清代吉黑“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及其实效考

终清之世,吉林、黑龙江旗籍官兵是清廷侍卫挑补的重要来源。清前期相当长的时间里,部分吉黑旗籍官兵已通过一些渠道送京备选侍卫。然而,清廷正式辟设吉黑地区三音哈哈送京备选侍卫制度是在道光十五年。晚清吉黑旗籍官兵整体上对三音哈哈送京以及在京充任侍卫兴趣不强,主要原因有四：赴京当差路上川资数额巨大,在京当差饮食起居成本更是高于在原籍生活,这是经济因素;吉黑旗籍官兵因上无法赡养父母、下无法与妻子团聚的家庭困难,经年饱受亲人离散之苦,这是家庭因素;个人仕途升转与家庭利益得失的综合考虑是吉黑旗籍侍卫等热衷回籍当差的又一主要原因;晚清吉黑旗人群体谋生渠道多元化也是侍卫等选择返回原籍的一个重要原因。晚清之际,清廷先前在吉黑地区建构起来的“首重军事”统治体系日趋解体则是出现上述现象的社会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