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社会救济制度的伦理考量及启示

福利国家(以英国、瑞典为例)通过完善的社会救济制度为其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可靠的生活保障.其彰显的伦理价值在于: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具有“人本主义”的基础,其本质是形而上的.国家为贫困者提供维持其生存的福利救助的正当性在道德逻辑上是自明的.鉴于此,完善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关键在于明确国家的福利救助义务,并将这种接受救助的道德权利转为法律权利,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贫困者能够有尊严地生存.     

代际正义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基于现代社会救助(保障)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代际正义具有两个不同的时域和两个不同的维度。从代际正义的时域"在场各代之间的公平",以及代际正义的维度"代际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视域分析,社会救助制度具有重要的代际正义价值。代际正义的价值诉求彰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正当性,可以有效地消除社会弱势群体的"弱势"状况,阻止社会弱势群体"弱势"的代际循环,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关怀。作为一种发展型救助,教育救助特别彰显了社会救助制度的代际正义价值。     

瑞典的社会救助制度

瑞典传统的社会救济可以追溯到中世纪。1957年,瑞典政府废除了传统的济贫法,建立了新的社会救助制度。198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又以社会服务法代替了社会救助法,为瑞典民众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充分有效的社会保障。无论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前身的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还是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补充措施的社会救济制度,在瑞典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社会救助有悠久历史,整体上是一种“伦理救助”模式。儒家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思想和以忧患意识为核心的道德心理,构成了传统社会救助的伦理道德基础。儒家以“仁”、“德”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均平”的差等分配伦理思想,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道家“无为”的政治伦理和“贵生”的生命伦理思想,以及佛教的慈悲精神,构成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的重要补充。传统社会救助伦理思想是构建我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

我国正在探索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体系,对被害人给予经济援助和精神抚慰,展现国家对被害人的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公正的全面实现。但是,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应该由谁来补救？刑事法律制度在救助被害人方面如何实施救济？这是需要社会各方面认真思考的问题。     

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及其限度——基于伦理学视域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关系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必然涉及到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问题。国家和政府在社会救助制度中承担何种责任是一个复杂的现代性政治伦理问题。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历史变迁整体上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个人责任阶段、过渡阶段和政府责任阶段。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正当性首先源于国家的公共性本质,其次源于现代社会分配正义的价值诉求。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伦理张力,社会救助制度责任主体的多元性,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风险决定了社会救助制度政府责任的限度。     

“对自我救助的帮助”——社会工作价值观对社会救助的介入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价值观源于道义性。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是对传统社会救济的根本性改革,随着社会救助的制度化与科层化,我国社会救助制度需要构建新的社会救助价值观。"对自我救助的帮助"即是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介入社会救助后,对社会救助价值的新理解,它既有助于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以人为本的现代救助理念,也有益于在实施社会救助的同时培养被救助者的自尊、自强、自立意识。     

论中国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推进社会救助立法和法律完善,从而实现社会救助管理的法治化,是中国社会救助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文章立足于中国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提出了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的理论范畴,并以此为研究视角,分析了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面临的现实环境、发展原则和发展目标。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是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国情;同时,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要以社会救助的管理法治化为引领和依托,着力构建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的社会救助工作新格局以及事权责任明晰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此外,在社会救助管理法治化和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着力建设社会救助和谐文化,促进社会救助的结构优化,努力打造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升级版。     

医疗救助制度正义论

正义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在现代社会中,正义观被普遍理解为权利平等。制度正义包括制度本身正义和制度运行正义。医疗救助制度作为保障平等享有基本人权的再分配制度,其正义性有着丰富的内涵与理论依据。然而医疗救助制度正义性在设计与运行中存在诸多阻隔因素。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提高医疗救助的公平与效率,才能提高医疗救助制度的正义性。     

从救济到救助:新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新中国城市社会救助经历了从传统救济到现代救助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体现了城市社会救助工作从政府恩惠到政府责任、从单一济贫到综合救助、从无法可依到有章可循、从"输血"到"造血"的巨大转变。重新审视60年来的发展历程,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构建现阶段的社会救助体系,这对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弱势群体问题尤为突出的转型期意义重大。提出了从明确社会救助中政府的主导责任、健全综合救助体系、加强社会救助的法制保障和重视受助者的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的建议,以期不断完善当前的救助体系,使弱势群体也能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最终实现社会和谐。     

安徽农村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研究

市场经济发展的挑战和农村社会救助制度自身的特点,要求我省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做出相应调整,应当以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为价值取向,实现农村社会救助的法治化.农村社会救助要实现从绝对标准转为相对标准,建立以最低社会保障制度为基础,各项专项救助制度为补充和各项配套优惠政策相衔接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同时,加强农村社会救助的社会参与,提高救助效率.     

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社会救助的路径探索——以广州市JS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救助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与社会救济有联系也有区别。社会救济较多见于自然灾害、危重疾病等突发灾难给部分社会成员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和威胁,是临时性、阶段性的救贫济穷措施;社会救助作为政府的责任,是政府采取的长期性的救助制度,是针对某个社会群体的救困助贫措施。作为政府责任对某个社会群体采取的长期性救助,是指国家对于遭受灾害、失去劳动能力的公民以及低收入的公民给予经济救助,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是社会管理的新课题,文章从社区社会工作实务出发,对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社会救助的路径进行分析探索。     

民事救助义务的设立路径

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融合、受害人权益保护与行为人行为自由的日趋平衡、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为民事救助义务立法提供了理论支撑.作为市民社会团体中的一员,应对其他社会成员提供救助.惩戒“见危不救”者的立法方案,因有违法理基础而不可取;褒奖施救者的立法模式有助于净化道德环境,在救助义务的立法中应严格限定救助义务的施救条件,扩大对施救者的司法救济和鼓励.     

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回顾、反思与展望

农村社会救助不仅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政策性举措,而且是改善农村民生、维护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先后经历了探索阶段、缓滞阶段、改革阶段、发展阶段和完善阶段,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备的政策体系,并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即政策顶层设计从粗犷走向精细、政策实施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政策目标从生存型走向发展型、政策格局从城乡二元分割走向城乡一体化。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实现了政策制定理念与时俱进、促进了新旧政策整体转型、维护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救助机制不断完善;从中概括的基本经验有:坚持救助政策与经济体制相适应、注重救助主体多元化、突出救助政策综合性、强调“输血”与“造血”并举。从现实出发,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存在着救助资源短缺、相关法律欠缺、基层力量薄弱、信息化程度低等问题,迫切需要稳定救助资源供给、推进法制化进程、增强基层执行力、促进信息化建设,以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救助成效,保障困难农民共享美好生活。     

证券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研究 ———由“董正青案”引发的思考

基于证券犯罪被害人往往得不到有效赔偿的现实,提出证券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建立,是实现法治正义和效益价值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因而证券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应采用证券风险保险制度模式,以确立上市公司对证券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义务,推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优化.鉴于此制度的公益性、补充性和有限性,对于救助资金的来源、救助程序的设计和救济渠道的畅通,尤其是检察机关在救助程序中的职能定位,提出了基本设想和思考.     

社会救助:理论界定与中国的实践展开(下)

社会救助及其制度完善是转型中国社会和法制生活中的一个聚焦点,纵观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救助的理论研究和现实中的社会救助实践,尚存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关于"社会救助"的界定及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等方面,或者在一些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中夹杂着诸多观念混淆甚至错误,或者缺失对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及其转型背景的重视。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重回"社会救助"的制度事实、价值理念和语词逻辑原点,以期对社会救助的理论做一些系统性思考,进而以此为参照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及其对社会救助提出的特殊要求,从立法体例、救助内容和管理体制等三个主要方面来检讨中国社会救助的现实制度并关照其未来的发展。     

两汉社会救助思想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救助制度和救助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救助对象主要包括“高年、鳏、寡、孤、独及笃癃,无家属贫不能自存者”等社会弱势群体。以国家救助为主要救助方式,救助内容和措施有蠲免徭役、赋税,减轻刑罚,赈济生活用品,问医施药,掩埋遗骸等。同时,大力提倡宗族救助和民间义行,作为国家救助的有效补充。     

论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督管理机制——基于“张海超事件”后续发展的思考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实施,结束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碎片化"的局面。社会救助作为维护公民基本尊严的托底制度,理所当然需要严格监管。"张海超事件"的后续发展暴露出当前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管机制存在着审查标准不够细化、执行程序过于简单、救济程序不完善等问题。《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作为临时性法律,只是从宏观层面上完成了社会救助的笼统性规范,却无法进行具体规制。为了更好地实现救助目的,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权,民政部门有必要通过行政立法对《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进行相关制度配套,从而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中的监管制度。     

建立大学生失业救助津贴制度的思考

大学生失业问题对社会的压力逐年增大。大学生失业不同于一般群体的失业,他们是一种高知识、高成本、高预期、高动能群体的失业,因此,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同。同时,他们又没有一般失业群体的职业经历,在纳入现行的保障体制中时,存在制度障碍。学者们提出了“一般救济说”“特殊救助说”“失业保险说”“社会津贴说”,等等。相较而言,建立大学生失业救助津贴制度比较符合我国现实状况,失业救助津贴应划分出不同的标准,即就业促进标准和生活补助标准,资金来源从财政拨付中解决,中央和地方应采取分担制。     

社会救助:理论界定与中国的实践展开(上)

社会救助及其制度完善是转型中国社会和法制生活中的焦点之一,但纵观目前国内学界关于社会救助的理论研究和社会救助实践,尚存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在关于"社会救助"的界定及社会救助制度构建等方面,或者在一些常识性问题的理解中夹杂着诸多观念混淆甚至错误,或者制度构建中缺失对中国社会救助立法及其转型背景的重视.通过重回"社会救助"的制度事实、价值理念和语词逻辑原点,对社会救助的理论做一些系统性思考,进而以此为参照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转型背景及其对社会救助提出的特殊要求,从立法体例、救助内容和管理体制等三个主要方面来检讨中国社会救助的现实制度并关照其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