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古今经传序略》与《经序录》比较研究

生活于明朝中叶的朱睦木挈,家富万卷藏书,故治经之余,撰有《经序录》(五卷)一书。张隽活动于明末清初,作为遗民亦以治经传经为己任,所辑录的《古今经传序略》是当时图集文献的集大成者。《古今经传序略》其下对《经义考》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其上即与《经序录》有无渊源,二书有何异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纸润墨香——藏书、家刻与女性著述《玉台画史》之成书关系

在西方经验中,社会性别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冲突与对抗,而在中国,虽然男女两性间的冲突长期存在,但是共容与互动却是不容忽视的。清代女性史家汤漱玉的专题记载女性画家之史书《玉台画史》的付梓刊刻、留存与世、其夫婿的鼎力支持及其同汪家四世藏书之间的关系昭显出,艺术创作无关性别,优秀的文化艺术是男女各取所长共同缔造的。     

从《援鹑堂笔记》看姚范的诗学观

以校勘之学闻名于时的姚范对诗学也有涉猎,《援鹑堂笔记》便是揭橥其诗学观的重要著述。细析《援鹑堂笔记》,大致可将姚范的诗学观归纳为师古而能自新、才与学兼顾、性情与道德并重、气势与兴味兼致等四个方面。这些观点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以姚鼐、方东树等为代表的桐城后学,对桐城派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孔宅志》其书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日本现藏孤本《孔宅志》发覆

清康熙帝亲笔为青浦县孔宅题写匾额、对联,引发孔宅的一时兴盛局面,当时由孙执笔纂成一部官修《孔宅志》。此书今仅存于日本,已为世上孤本。对照《四库全书总目》(存目)关于《孔宅志》的,可以展现清廷在相关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变化,表明乾隆时期考据学兴盛的背景下,贯彻考据求实的学术精神与如何维护康熙帝形象、维护朝廷尊孔重儒形象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清廷采取暗中封杀康熙官修《孔宅志》的方式,以模糊康熙朝后期关于孔宅问题的历史详情。这种学术上否定孔宅“圣迹”地位,却毁掉一部颇具史料价值史书的做法,反映出清朝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扭曲的运行方式。     

明代书目中的五经新排序成因初探

明代书目对五经的排列,普遍呈现《易》《书》《诗》《春秋》《礼》的新顺序。这与《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书目中《易》《书》《诗》《礼》《春秋》的排序有所不同。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宋明以来书目分类体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也有疑经思潮、《礼》学衰微等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礼》学在宋明清三代学术演进中的沉浮,同时反映了汉学经学体系从解构到重建的过程。     

经学传统下的《左传》学研究

《左传》是中国最早且又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著作。《左传》于战国时期一经写定,即在三晋一带流传。汉唐学者对《左传》的训诂与疏解、宋代学者对《左传》怀疑批判与解释方法的创新、元明时期《左传》研究的迟滞与徘徊不前、清代前期学术界对《左传》集大成的整理研究、晚清时期《左传》研究中义理之学重新崛起,呈现出经学传统下《左传》学鲜明的时代特点。不同历史时期,《左传》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或干扰,但《左传》的学术价值在不断的学术探讨中被重新发现并日渐受到重视,《左传》研究水平在学术批判继承中不断提高。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儿女英雄传》《型世言》第一人称代词比较

《儿女英雄传》与《型世言》在人称代词使用上的差异表现在:《儿女英雄传》双音节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高于《型世言》。的作为领格标志词在《儿女英雄传》中极为常见,使用状况几乎与现代汉语之用法无异,而在《型世言》中则未见用例。《儿女英雄传》中第一人称代词,尤其是我、我们、咱、咱们等,与其他短语的结合能力明显增强。《型世言》保留了明末南方方言中的常见代词,而《儿女英雄传》反映的则主要是当时北京这一地区的代词系统的特质。     

论徐光启《毛诗六帖讲义》

徐光启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毛诗六帖讲义》是徐光启《诗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周南、召南、邶风为重点,梳理徐光启诗学思想中对传统诗学理论的继承与存疑,诗歌表达技法中的暗比与反兴,总结徐光启讲《诗》特点,分析徐光启恪守礼教,遵从"旧说"的学术根基。     

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     

试论费孝通的“乡寰视野”

本文根据费孝通的有关理论、观点提出“乡寰视野”、“劦业乡”两个概念，尝试以此来诠释费孝通关于中国城乡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之“休戚与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文章阐述了费孝通“乡寰视野”观的渊源、演进；从概念结构上解明“乡寰视野”中的“乡”和“寰”，以及“劦业乡”各自的内涵构成；通过对映衬费孝通“乡寰视野”历史意识的理论梳理，以及对费孝通晚年就“乡”“寰”关系问题所作阐述的把握，试图以更具综合性的视域对费孝通的这一重要思想作出较为系统的学理解释。文章最后指出，费孝通倡导“文化自觉”体现出了更为宽广、更为仁至的人文关怀的情愫。“乡寰视野”中的纯真的愿景，是“‘美好社会’的意念”。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西晋的立储与皇太弟、皇太孙制度

储君的名号称谓自秦汉以来通称皇太子。西晋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的三个失误：立愚子、立悍妇、立庶孙导致太子司马衷即位后严重失权,由此引发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储君名号：皇太弟与皇太孙,它们皆是宗室诸王争夺最高皇权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西晋出现的皇太弟制、皇太孙制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补充,也是统治集团对最高权力转移机制的适度调整,从客观上而言,对于丰富和调整秦汉以来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Method and the Spheres of Living: Some Thoughts on Feng Youlan’s Philosophical Method

冯友兰是中国当代最具方法论自觉的一位哲学家。他早年特别强调形上学概念命 题之不涉及内容的形式性意义, 对负的方法范围的界定亦嫌过狭, 这对理解正负方法 的统一内涵造成了一些理论困扰。晚年他据“具体共相”的观念反思其哲学系统, 在 肯定哲学概念范畴形式性的同时, 揭示了它作为把握实在的方式及其思想运动的“特 殊内容”, 实现了理智概念与直觉神秘间的相互包涵与融通。从冯友兰晚年的理论反 思反观其整个哲学系统, 可见其思想的前后一贯。其据具体共相思想对自己的哲学系 统及哲学本性所作新解, 亦是其整个哲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此识度, 才能更好 地理解冯友兰哲学方法及其哲学的真精神, 从中获得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现代重建的智 慧启迪。

关键词: 冯友兰 正的方法 负的方法 人生境界

Among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ers, Feng Youlan had the greatest degree of methodological self-awareness. In his earlier years, he especially emphasized the formalist meaning (not touching on content) of metaphysical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and defined the negative method too narrowly, leading to some theoretical confusion over the inherent unity of the two methods. In his later years, he employed the concept of the “concrete universal” to reflect on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while affirming the formalism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ual category, he revealed the “peculiar content” of the category as a means of grasping actuality and its intellectual movements, thus realizing the mutual accommodation of rationality and intuition (mystery). A review of Feng’s philosophical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f his later years will indicate the consistency of his thought throughout his life. His new understanding of his own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the nature of philosophy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rete universal” was the logical outcome of his previous ideas. Only with this in mind will we be able to at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thodology and true spirit of Feng’s philosophy and draw inspir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乡土社会“中心个人”的文化生产与当代转型--以河南省路村调查为例

从差序格局入手,讨论并澄清“中心个人”的概念与内涵;以河南省路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例,阐释了成功“中心个人”所需具备的文化特质：会做人、公平公正、为集体利益考虑。这三个特质形成递进结构,一起建构了“中心个人”的文化生产。在后集体时代的当下,文化生产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公平公正与为集体利益考虑日益为个人利益合理化所替代,“中心个人”呈现出痞子型人物的趋势;借助克里斯玛权威概念,分析了“中心个人”具有的草根权威特征,进而深化对乡土社会地方政治的理解。     

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三重向度与文化微观视域的历史性介入——从马尔库什的角度谈起

挖掘并梳理散见于马克思诸经典论断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尔库什后期一项重要的学术任务。借此,他大致归纳出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范式的三重特质:其一,通过抨击先前各种思想幻象所彰显出的论战-揭露性;其二,凭借分析这些幻象由以产生的社会根源而突显出的解释-功能性;其三,立足更为广泛的文化视角进而生发出的批判-哲学性。由此可见,针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体系,马尔库什旨在建构一种"思想-日常生活-文化"三位一体的解读模式,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从宏观维度向微观视域的历史性转向。值得一提的是,该转向在完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同时,又成为日后马尔库什进行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践生长点。     

思想、风俗与制度：陈寅恪史学研究的社会学意涵

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围绕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展开的学术史讨论大多局限于历史学乃至中古史研究的范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对其关注较少。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陈寅恪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与关键概念等角度，在重新整理陈寅恪著述史与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揭示他诸多研究著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由此讨论陈寅恪史学研究传统对“文明发生学”这一问题的内在关切。笔者进而尝试从思想、风俗与制度三个关键词入手，理解这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经典研究传统所具有的社会学理论意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其对我们当下开展面向中国本土历史与社会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村庄声誉：一个无法略去的集体符号——H村现象的社会学思考

本文以一个集体主义的村庄能够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一路走红为案例，从“红”的学术意涵“声誉现象”入手，在村庄声誉从无到有再到持续维系的过程中，探讨村庄人固守集体经济理念的内在机制。基本的叙述结论是：H村的声誉现象可以被叙述在“投资回报”的经济学解释框架里。这就是，囊括贫困与奋斗经历的投资，所产生的物质、精神、认同和外援社会资本的利益回报，一旦汇聚为村庄人强烈的族群荣誉感，便能使村庄从一个以往行政强制的、贫苦捏合的共同体，走向一个被先进声誉拥戴而自觉“先进”的整合共同体。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三重困境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研究汉代三家《诗》学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过高地估计了汉代经师对于“师法”和“家法”的坚守程度；将忽略学术研究而重在推演《诗》义的教化类著作视为辑录三家《诗》经文的根据；混淆了文学与学术类著作的本质差别。这三重困境贯穿全书始终，降低了书中不少结论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