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爱情悲剧对<长恨歌>主题的影响

对<长恨歌>的理解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双重主题"说值得注意.但这种说法未能说明白居易何以将讽刺的对象一下子转化为同情歌颂的对象,也未说明讽刺与同情何者为主.本文试图从传统爱情悲剧对<长恨歌>主题的影响这一历史角度来解决"双重主题"说未能说明的问题.     

《录鬼簿续编》中“罗贯中”条再议——兼谈《风云会》与《三国演义》

近年来,对<录鬼簿续编>记载的罗贯中其人是否为<三国演义>作者开始有了质疑和论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新的有关于罗氏生平的有力证据.笔者以为,根据对<续编>内部的一些推导,不能否认此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作者为一人的同一可能性,同时对两部作品的大致比较也可看出些相通之处.     

“奄”族字补析——《〈说文解字〉中的“奄”族字试析》续论

根据形音义皆备的、具有分化孳乳能力的母文表义这一思路,将<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60多个"奄"族字加以剖析,写成了<<说文解字>中的"奄"族字试析>一文,剖析了<说文解字>中收录的13个"奄"族字,并附录了<汉语大字典>所收录的<说文解字>以外的近50个"奄"族字,略加分析,分成具有"覆盖、隐藏"义、"相及、相合、比长短"义、"黑、污浊、肮脏"义、"疲乏、病"义、"急遽、忽然"义、"不奢侈"义、"覆盖、遮藏、盛装物体的东西"义这7组同一母文(右文)而古音相同、相近,意义相通的字.现补析、论证这些字的意义与其母文及其外化符号有密切的关系,并把这些"奄"族字与母文的关系用表示意于文末.     

对否定接头辞"不(ブ)""

日语里,"无案内"既可写作"不案内",也可读作"不(ブ)案内"."不"在日语中以读作清音的"フ"为常式.什么样的词,在什么情况下,接头辞"无"、"不"可自由替换,并使"不"可读为浊音的"ブ"?本文采用分类、定量统计等方法,将<大辞林>中带否定接头辞"不"、"无"的词语分为"混交""和制""纯粹"三类,又将这些词置于<汉语大词典>、<大汉和词典>中进行调查比较,得出"不(ブ)"、"无(ブ)"可自由替换者大多为和制汉语这一结论.     

试析《文心雕龙·神思》之修辞认知观--兼谈《物色》与《神思》在认知观上的统一

<神思>与<物色>在认知观上是统一的.刘勰提出了以"学"、"理"、"阅"、"致"、"宝"、"才"、"照"、"辞"为要素的修辞心理结构观.刘勰重视感知、想象等在修辞认知过程中的存在、特征、功能,注重对修辞认知个性特征的探讨,总结出了诸如"博而能一"之类的修辞认知方式.<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博大精深,其修辞认知观是可信的、难能可贵的.     

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新成果：“三个代表”——在《邓小平理论概论》教学中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宣言书,它在理论基础、价值目标、实践取向上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反映了邓小平理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在<邓小平理论概论>的教学过程中努力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陈Kui《文则》的修辞研究方法举隅

陈(马癸)<文则>考察修辞现象的方法至今仍有意义.着眼于汉语修辞学史,从"假之以渔",而不是"假之以鱼"的角度,可发现<文则>中蕴含着素朴的辩证综合法、直观分析法、有限演绎法,实在难能可贵,值得今人批判地继承.     

《论语》“学而”章辨义

<论语>首篇首章<学而>中的三句话次第分明、联系紧密.从文本的角度看,<学而>居于<论语>首章首篇,蕴含着先秦至两汉学者的文本共识;从思想的角度看,<学而>谈"学"谈"行",学行结合,反映出孔子勤奋求学、艰难行道的一生,凸现出孔子生命的力度和人格的魅力.因此,将<学而>置于<论语>首章首篇是有深意可寻的.     

论"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基本精神,它在审美旨趣上表现为对中和圆融之美的认同与崇尚."天人合一"促使<三国演义>等古代章回小说在创作构思和谋篇布局等方面追求一种中和圆融的审美理想,努力营造和谐完满的艺术境界.具体而言,天人合一对<三国演义>叙事系统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三国演义>的三大叙事特点叙事时空的自由灵活,叙事机制的摇曳生姿以及叙事结构的严整圆满.     

从楚竹书《诗论》之说"好色"谈《毛诗序》的旧争议

<毛诗序>之作者与大、小序的关系始终是<诗经>研究史上的热点,却由于<诗经>的传授系统在汉代以前缺乏可以论说的可靠材料,争论多停留于推测,聚讼纷纭而无进展.楚竹书<诗论>的问世,提供了先秦儒家的传诗及诗论的可靠材料,可以推动旧问题的新探讨.楚竹书<诗论>以"好色"说<关雎>,反映了孔、孟以人之情性本然为礼乐教化的基础这一重要命题.荀子坚持了这一论点.<毛诗大序>中也有这一思想的表现.但是,<毛诗小序>则完全否定情性而以史说诗,强调政治讽谏之用.因此,据说是传于荀子的<毛诗>,其中应有后人学说的掺入.而考察先秦儒家<诗>学与今传<毛诗>的关系,楚竹书<诗论>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从传播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

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的故事内容是累积而成的,但又认为其文本是出自某一人之手,因此文本的成书不是累积而成,从而对其成书年代产生了种种分歧。从传播角度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可以发现其文本的写定同样有一个累积或演变过程,其起点应在元末,而其终点则应定为嘉靖元年即该本正式刊行之日。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罗贯中的著作权能否定吗——也谈《三国演义》的作者问题

罗贯中是古代伟大的通俗文学作家,历史小说《三国演义》诞生于明代初期不是偶然的,完全符合文学自然发展演进的规律。《三国演义》成书后数十年间不见于文献记载,那是明初错误的文化政策造成的结果。罗贯中具备创作《三国演义》的时间、艺术素养和生活阅历,其著作权是不可否认的。     

论《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及其创作性质

评价文学的标准是艺术感染力。《三国演义》的文学性在于它有意突出的情感因素是渗透弥漫于全书的本质特征 ,使一部主要以故事取胜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诗意 ,成为耐人咀嚼的“有意味的形式” ,标志了《三国演义》的文学水准和创作性质。进而表明 :我国历史小说由“讲史”话本向章回说部的过渡 ,其实是民间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 ;罗贯中《三国演义》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古代由个人创作长篇小说的历史从罗贯中《三国演义》开始。     

《孙子兵法》在《三国演义》战例中的运用

《孙子兵法》所论述的用兵原则受到三国时代军事家的高度重视。《三国演义》所述战例对《孙子兵法》战略战术原则的灵活运用,对于中国古代兵家行军作战具有指导意义。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从《三国演义》的人物类型看罗贯中的悲剧美学思想

罗贯中尽艺术表现之能事 ,在《三国演义》中全力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的典型形象 ,并由此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悲剧历程。《三国演义》堪称中国古典悲剧的典范 ,其中所蕴涵的悲剧美学思想 ,既是中国古代悲剧艺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对尔后中国悲剧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国演义》对《封神演义》的影响

《三国演义》对《封神演义》的创作有很大影响。主要表现在文本话语、“演义”体、“弱君强臣”的叙事思维以及深邃的历史责任感、国家忧患意识、民本思想、“忠”观念和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等方面。     

论《三国演义》“年少大志”塑造模式

《三国演义》在人物形象上体现出“年少大志”塑造模式。该模式所塑造的小说人物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领袖型、武将型和谋士型。这一模式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古代教育文化传统的影响、古代小说家对史家纪传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时,还与《三国演义》的集体创作方式,以及作家主体意识有密切关系。“年少大志”塑造模式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此外,该模式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