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宝箴与戊戌年湖南时务学堂人事变动

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玲,并同意梁启超等中文教习辞职。对陈宝箴的举动,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是陈宝箴迫于湖南守旧派的压力的被动行为,但将其放置于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连续性态度,此举是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激进教学的有意为之,折射出陈宝箴对与康有为等人变法路径的差异。     

陈、黄之湖南新政试析

陈、黄之湖南新政试析郑海麟一、地方自治的理论与实践陈宝箴、黄遵宪在湖南新政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具体地实施了他们所构想的“地方自治”理论。关于以湖南为基础实行“地方自治”的理念，陈宝箴似乎萌发得很早。据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云：“府君故官湖南久，习知其...     

陈寅恪传略

陈寅恪原籍江西修水,一八九○年五月十七日出生于清朝名宦的家庭。祖父陈宝箴曾隶湘军曾国藩幕府,后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一八九五年就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主张变法维新,保荐杨锐、刘光第为清廷军机章京,戊戌变法失败后,遭革职永不录用处分。父陈三立,光绪年进士,后为吏部主事,与谭嗣同等革新派人物相友善,戊戌年间亦被革职,此后遂隐居不涉世务,致力于诗文写作,为有名之诗人,有《散原精舍     

陈宝箴“赐死”考谬——与刘梦溪、邓小军两先生商榷

刘梦溪、邓小军以陈三立诗歌及相关史料"考实"的慈禧"赐死"陈宝箴之说,因其考证过程中的种种讹误,不足凭信。不论是官私文献记载还是陈三立本人的诗文表述,支持的都是陈三立在《先府君行状》中所说的陈宝箴"以微疾卒"。     

任道·救亡·修己——陈三立政治诗主题思想研究

义宁陈氏三代(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行事与文章多与国运相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国身通一、文化托命的品格.在陈三立政治诗中,他以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经世观念,贯穿"任道"、"救亡"、"修己"的主题思想,凸显近代诗人政治关怀、危机意识和政治责任伦理精神.     

读书与考证——以陈宝箴保荐康有为免试特科事为例

戊戌维新期间,广东学政张百熙奏请康有为免试特科一事,因《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在编辑过程中,误植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所为,并经由黄彰健先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而以讹传讹。本文对此作了厘正,并就读书与考证的关系作了辨析,认为对考证史实所用的资料,哪怕是档案史料,也应持审慎的态度,“考而后信”。     

戊戌维新时期湖南新旧冲突探析

戊戌前后发生在湖南的新旧冲突,既是当时全国性新旧冲突的一个缩影,也是维新阵营中两种不同变法理路、不同改革势力之间相互争夺变法话语霸权的典型例子。陈宝箴等人在湖南举办的新政,是甲午战争后全国性的政府主导的变法运动的组成部分。湖南固然"真守旧之人"不少,但当时以陈宝箴为首的湖南省官绅主流倾向是开新的,绝大多数并不反对变法维新。"真守旧"的徐树铭、谭钟麟等湖南籍官绅的奏疏、书札,却长期未能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宝箴为慈禧密旨赐死说再考辨——从陈三立“门存”诗谈起

关于陈宝箴死因,有慈禧密旨赐死说和"忽以微疾卒"两种说法。陈三立"门存"诗"伶俜余吊属镂魂"、"掌梦难招负石魂",乃用《左传》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剑自刎和《史记》屈原"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典,暗指陈宝箴系被最高统治者赐自尽。又陈宝箴卒前三四个月,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一日《清议报》披露"西后现降密谕"捕拿陈宝箴,三月,宋恕《致孙仲恺书》又云:"荣、刚又下密电于江西,着将陈宝箴中丞就地正法。"均与戴远传《文录》所记"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之说若合符契。系统分析与陈宝箴死因相关之诸种文献的内容、文体属性、功用、来源和相互关系等等,可以认为:陈三立所撰《行状》云其父"忽以微疾卒"乃微言,陈宝箴之死的真相,当以《清议报》和宋恕《致孙仲恺书》披露、戴远传《文录》记载、陈三立诗歌(特别是"门存"诗)流露的被慈禧密旨赐死说为是。     

义宁陈氏与广东关系考辨

江西义宁陈氏自陈宝箴以降,数代人皆曾与岭南结缘,前后绵延上百年。义宁陈氏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对广东的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有过程度不同、表征不一的参与和影响。本文选取陈宝箴、陈三立、陈隆恪、陈寅恪作为研究对象,逐一对义宁陈氏在广东的活动进行了一番"本事"的梳理与考辨。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熊希龄与湖南维新

湖南维新运动所以能独步一时,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年轻士子的呼号力行之功固有目共睹,但陈宝箴、黄遵宪等地方大员以及熊希龄等一批上层士绅的支持与参予之功亦不可抹杀,诚如湘省维新人士自己所言:“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抑非长官导之于先,士亦各抒忠义以奉其上,     

丁惠康乃丁日昌之子

<正> 戴逸、林言椒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中由戴文葆撰写的《谭嗣同》一文(以下简称“戴文”)说:谭嗣同“与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四川总督丁宝桢之子惠康,被时人并称为‘四公子’.”①谭嗣同(字复生)、陈三立(字伯岩,号散原)、吴保初(字彦复)、丁惠康(字叔雅)四人,在晚清光绪年间被士大夫们称之为“四公子”或“海内四公子”,这是不错的.但是,“戴文”把丁惠康说成是丁宝桢之子,这就是张冠李戴了.笔者认为,丁惠康之父应当是丁日昌,而不是丁宝桢.     

粤汉铁路与晚清湖南政治变迁

晚清时期,粤汉铁路作为近代湖南最大的实业,在其建设过程中,湖南省内各种政治势力如以湖南巡抚为代表的官方势力以及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都曾深度介入其中,试图使粤汉铁路湖南段的建设能够沿着各自政治力量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湖南新政是湘省铁路事业的最初原动力,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打破了近代湖南的保守风气,铁路等实业受到了湖南绅商的重视并借粤汉铁路筹建之机,积极延路入湘,为湖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远的基础。粤汉铁路定线湖南后,围绕着粤汉铁路的建设,湘省官、绅、商等各方势力均积极介入,他们既斗争又合作,由此对粤汉铁路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陈三立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前的诗歌写作,可视为他诗歌写作的早期。同为长沙时期(1877 1889),最初二三年里,陈三立的诗歌写作更近"唐音";从《诗录》收诗的光绪六年(1880)起,此后几近十年间,陈三立在长沙追随王闿运,摹写汉魏六朝,尤其重视向晋宋诗人学习。进入武昌时期之后(18901895),即《诗录》收诗的最后五年,陈三立在张之洞、梁鼎芬等师友的影响下,转向对唐宋大家杜、韩、苏、黄等人的学习,呈现出"宋调"的风貌。此一转变,契合了陈三立的性情与才学,并得到黄遵宪的肯定。     

《学术精神和文化传统》引端

这几年学术演讲成风,不佞也难能免俗,或大学,或学术机构,或省市、中央部门的热心此道者,诚诚相邀,却之不能,便也有几次误入这以口说学的“迷途”。加之研究生的授课,更是责无旁贷。当然可以辩解说,我国原有讲学的传统,宋人尤长于此,明人继之不衰,只有清朝施行文化专制,惟恐知识人士不顾“天良”,把背地里的“腹诽”变成当众的“口谤”,索性取缔了讲学活动。晚清变法维新的潮流不可遏止,爱新觉罗氏的统制欲坠摇摇,讲学之风遂又兴起,而尤以欲“营一隅而为天下昌”的义宁父子(陈宝箴和陈三立)所倡立的湘省南学会,讲论之风最著。南学会的讲论每…     

改良派左翼与自立军起义

1898年的变法维新,被守旧派用武力淹没在血泊之中。变法的被镇压以及随后开始的政治反动,给予改良派的打击是沉重的:右翼(包括从黄遵宪、陈宝箴这样热心维薪活动的地方官吏到袁世凯、张之洞这样的投机政客)完全瓦解;中翼的首领康有为、梁     

清末民初湖湘教育的大转型

近代以降 ,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 ,中国教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迁。这一时期 ,湖南教育也面临着急骤而全面的大转型 ,这一转型 ,标志着湖南教育开始由古代传统的教育模式向新的现代教育模式转变 ,显示湖湘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迈出了极其重要和可喜的一步 ,它为湖湘现代教育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这一影响深远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湖湘书院向现代学校的转型湖南书院向现代学校的转型起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它是在省府大员和维新人士的密切合作下进行的。当时 ,省府几位要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徐仁铸都非常支持书院的改革…     

文化贵族的光芒——读叶绍荣《陈寅恪家世》

陈寅恪不仅其渊博学识、艰深学术令人望其项背,更重要的是他的独立品格和精神气质在当代中国尤为稀有。陈寅恪的灵魂图景离不开其家世背景。家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传承链条。文化既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基因,前者是文化的生命与活力所在,而后者又是打开精神之门的密码。义宁陈氏因为有了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陈封怀等著名人物而成为辉煌的文化家族。     

严復思想的分析批判——戊戌变法时期及其前后不久“西学”与“中学”的斗争

严复(公元1853-1921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戊戌变法时期,他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其政治主张和康有为等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要了解戊戌变法时期改良主义者的社会思想,除必须对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思想进行研究外,对于严复也不能忽略。     

论康有为后期的爱国主义思想

<正> 康有为的一生可以戊戌变法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对他前期,亦即戊戌变法时期的功绩是众口皆碑的,至于如何看待他的后期(从戊戌变法失败至逝世,则莫衷一是.大多数论者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他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其实,这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康有为既使在后期,也还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特别是他的爱国思想和言行,表现得十分突出.